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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濤在嵇康被殺害後又活了二十年，大概是當時名士中壽命最長的一位了。嵇康雖然給他寫了著名的絕交書，但臨終前卻對自己十歲的兒子嵇紹說：“只要山濤伯伯活著，你就不會成為孤兒!”果然，後來對嵇紹照顧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濤，等嵇紹長大後，由山濤出面推薦他入仕做官;
阮籍和嵇康的後代，完全不像他們的父親。阮籍的兒子阮渾，是一個極本分的官員，竟然平生沒有一次酒醉的記錄。被山濤推薦而做官的嵇紹，成了一個為皇帝忠誠保駕的馴臣，有一次晉惠帝兵敗被困，文武百官紛紛逃散，唯有嵇紹衣冠端正地以自己的身軀保護了皇帝，死得忠心耿耿。
……
八
還有一件後事。
那曲《 廣陵散 》被嵇康臨終彈奏之後，淼不可尋。但後來據說在隋朝的宮廷中發現了曲譜，到唐朝又流落民間，宋高宗時代又收入宮廷，由明代朱元璋的兒子朱權編入《 神秘曲譜 》。近人根據《 神秘曲譜 》重新整理，於今還能聽到。然而，這難道真是嵇康在刑場高台上彈的那首曲子嗎?相隔的時間那麼長，所歷的朝代那麼多，時而宮廷時而民間，其中還有不少空白的時間段落，居然還能傳下來?而最本源的問題是，嵇康那天的彈奏，是如何進入隋朝宮廷的?
不管怎麼說，我不會去聆聽今人演奏的《 廣陵散 》。《 廣陵散 》到嵇康手上就結束了，就像阮籍和孫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長嘯，都是遙遠的絕響，我們追不回來了。
然而，為什麼這個時代、這批人物、這些絕響，老是讓我們割捨不下?我想，這些在生命的邊界線上艱難跋涉的人物，似乎為整部中國文化史做了某種悲劇性的人格奠基。他們追慕寧靜而渾身焦灼，他們力求圓通而處處分裂，他們以昂貴的生命代價，第一次標誌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在他們的血統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傳代者，但中國的審美文化從他們的精神酷刑中開始屹然自立。
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後的百年間，大書法家王羲之、大畫家顧愷之、大詩人陶淵明相繼出現;二百年後，大文論家劉勰、鍾嶸也相繼誕生;如果把視野拓寬一點，這期間，化學家葛洪、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祖沖之、地理學家酈道元等大科學家也一一湧現。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幾乎都稱得上是開天闢地的巨匠。魏晉名士們的焦灼掙扎，開拓了中國知識分子自在而又自為的一方心靈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從這方心靈秘土中蓬勃地生長出來的。以後各個門類的千年傳代，也都與此有關。但是，當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後，當年精神開拓者們的奇異形象卻難以復見。嵇康、阮籍他們在後代眼中越來越顯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過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幸運;失落他們，是中國文化的遺憾。
我想，時至今日，我們勉強能對他們說的親近話只有一句當代熟語：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重山間的田園
一
任何一個時代，文化都會分出很多層次，比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複雜得多。
你看，我們要衡量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遠不如對比他們在軍事上的輸贏方便，因為他們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別，很難找到統一的數位化標準。但是，如果與後來那批沉溺於清談、喝酒、吃藥、打鐵的“魏晉名士”比，他們兩個人的共性反倒顯現出來了。不妨設想一下，他們如果多活一些年月聽到了那些名士們的清談，一定完全聽不懂，寧肯回過頭來對著昔日疆場的對手眨眨眼、聳聳肩。這種情景就像當代兩位年邁的軍人，不管曾經舉著不同的旗幟對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腳陷入孫兒們的搖滾樂天地，才發現真正的知音還是老哥兒倆。
然而，如果再放寬視野，引出另一個異類，那麼就會發現，連曹操、諸葛亮與魏晉名士之間也有共同之處了。例如，他們都名重一時，他們都意氣高揚，他們都喜歡扎堆……而我們要引出的異類正相反，鄙棄功名，追求無為，固守孤獨。
他，就是陶淵明。
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重巒疊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這三重文化人格，層層推進，逐一替代，構成了那個時期文化演進的深層原因。
其實，這種劃分也進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為幾乎每一個文化轉型期都會出現這幾種人格類型。
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因此，深刻意義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體人格史。
二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會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樣。
正是這種不一樣，決定了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素質。
一般說來，在我們中國，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這種文化人格，以金戈鐵馬為背景，以政治名義為號召，以萬民觀瞻為前提，以驚險故事為外形，總是特別具有可講述性和可鼓動性。正因為這樣，這種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眾的口味所改造，而民眾的口味又總是偏向於誇張化和漫畫化的。例如我們最熟悉的三國人物，劉、關、張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道義色彩而接近於聖，曹操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邪惡成分而接近於魔，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智謀成分而接近於仙(魯迅說“近於妖”)，然後變成一種易讀易識的人格圖譜，傳之後世。
有趣的是，民眾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當頑固。這種亂世群雄的漫畫化人格圖譜會長久延續，即便在群雄退場之後，仍然對其他人格類型保持著強大的排他性。中國每次社會轉型，總是很難帶動集體文化人格的相應推進，便與此有關。
中國民眾最感到陌生的，是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魏晉名士對於三國群雄，是一種反叛性的脫離。這種脫離，並不是敵對。敵對看似勢不兩立，其實大多發生在同一個“語法系統”之內，就像同一盤棋中的黑白兩方。魏晉名士則完全離開了棋盤，他們雖然離三國故事的時間很近，但對那裡的血火情仇已經毫無興趣。開始，他們是迫於當時司馬氏殘酷的專制極權採取“佯謬”的方式來自保，但是這種“佯謬”一旦開始就進入了自己的邏輯。不再去問社會功利，不再去問世俗目光，不再去問禮教規範，不再去問文壇褒貶。如此幾度不問，等於是幾度隔離，他們在寧靜和孤獨中發現了獨立精神活動的快感。
從此開始，他們在玄談和奇行中，連向民眾作解釋的過程也捨棄了。只求幽虛飄逸，不怕驚世駭俗，沉浮於一種自享自足的遊戲狀態。這種思維方式，很像二十世紀德國布萊希特提倡的“間離效果”，或曰“陌生化效果”。在布萊希特看來，人們對社會事態和世俗心態的過度關注，是深思的障礙，哲學的墳墓。因此，必須追求故意的間離、阻斷和陌生化。
我發覺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學術界，對於魏晉名士的評價也往往包含著很大的誤解。例如，肯定他們的，大多著眼於他們“對嚴酷社會環境的側面反抗”。其實，他們注重的是精神主體，對社會環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會用權謀思維來選擇正面反抗還是側面反抗。否定他們的，總是說他們“清談誤國”。其實，精神文化領域的最高標準永遠不應該是實用主義，這些文人的談論雖然無助於具體社會問題的解決，卻把中國文化的形而上部位打通了，就像打通了仙窟雲路。一種大文化，不能永遠匍匐在“立竿見影”的泥土上。
阮籍和嵇康的後代，完全不像他們的父親。阮籍的兒子阮渾，是一個極本分的官員，竟然平生沒有一次酒醉的記錄。被山濤推薦而做官的嵇紹，成了一個為皇帝忠誠保駕的馴臣，有一次晉惠帝兵敗被困，文武百官紛紛逃散，唯有嵇紹衣冠端正地以自己的身軀保護了皇帝，死得忠心耿耿。
……
八
還有一件後事。
那曲《 廣陵散 》被嵇康臨終彈奏之後，淼不可尋。但後來據說在隋朝的宮廷中發現了曲譜，到唐朝又流落民間，宋高宗時代又收入宮廷，由明代朱元璋的兒子朱權編入《 神秘曲譜 》。近人根據《 神秘曲譜 》重新整理，於今還能聽到。然而，這難道真是嵇康在刑場高台上彈的那首曲子嗎?相隔的時間那麼長，所歷的朝代那麼多，時而宮廷時而民間，其中還有不少空白的時間段落，居然還能傳下來?而最本源的問題是，嵇康那天的彈奏，是如何進入隋朝宮廷的?
不管怎麼說，我不會去聆聽今人演奏的《 廣陵散 》。《 廣陵散 》到嵇康手上就結束了，就像阮籍和孫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長嘯，都是遙遠的絕響，我們追不回來了。
然而，為什麼這個時代、這批人物、這些絕響，老是讓我們割捨不下?我想，這些在生命的邊界線上艱難跋涉的人物，似乎為整部中國文化史做了某種悲劇性的人格奠基。他們追慕寧靜而渾身焦灼，他們力求圓通而處處分裂，他們以昂貴的生命代價，第一次標誌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在他們的血統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傳代者，但中國的審美文化從他們的精神酷刑中開始屹然自立。
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後的百年間，大書法家王羲之、大畫家顧愷之、大詩人陶淵明相繼出現;二百年後，大文論家劉勰、鍾嶸也相繼誕生;如果把視野拓寬一點，這期間，化學家葛洪、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祖沖之、地理學家酈道元等大科學家也一一湧現。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幾乎都稱得上是開天闢地的巨匠。魏晉名士們的焦灼掙扎，開拓了中國知識分子自在而又自為的一方心靈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從這方心靈秘土中蓬勃地生長出來的。以後各個門類的千年傳代，也都與此有關。但是，當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後，當年精神開拓者們的奇異形象卻難以復見。嵇康、阮籍他們在後代眼中越來越顯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過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幸運;失落他們，是中國文化的遺憾。
我想，時至今日，我們勉強能對他們說的親近話只有一句當代熟語：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重山間的田園
一
任何一個時代，文化都會分出很多層次，比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複雜得多。
你看，我們要衡量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遠不如對比他們在軍事上的輸贏方便，因為他們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別，很難找到統一的數位化標準。但是，如果與後來那批沉溺於清談、喝酒、吃藥、打鐵的“魏晉名士”比，他們兩個人的共性反倒顯現出來了。不妨設想一下，他們如果多活一些年月聽到了那些名士們的清談，一定完全聽不懂，寧肯回過頭來對著昔日疆場的對手眨眨眼、聳聳肩。這種情景就像當代兩位年邁的軍人，不管曾經舉著不同的旗幟對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腳陷入孫兒們的搖滾樂天地，才發現真正的知音還是老哥兒倆。
然而，如果再放寬視野，引出另一個異類，那麼就會發現，連曹操、諸葛亮與魏晉名士之間也有共同之處了。例如，他們都名重一時，他們都意氣高揚，他們都喜歡扎堆……而我們要引出的異類正相反，鄙棄功名，追求無為，固守孤獨。
他，就是陶淵明。
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重巒疊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這三重文化人格，層層推進，逐一替代，構成了那個時期文化演進的深層原因。
其實，這種劃分也進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為幾乎每一個文化轉型期都會出現這幾種人格類型。
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因此，深刻意義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體人格史。
二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會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樣。
正是這種不一樣，決定了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素質。
一般說來，在我們中國，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這種文化人格，以金戈鐵馬為背景，以政治名義為號召，以萬民觀瞻為前提，以驚險故事為外形，總是特別具有可講述性和可鼓動性。正因為這樣，這種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眾的口味所改造，而民眾的口味又總是偏向於誇張化和漫畫化的。例如我們最熟悉的三國人物，劉、關、張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道義色彩而接近於聖，曹操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邪惡成分而接近於魔，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智謀成分而接近於仙(魯迅說“近於妖”)，然後變成一種易讀易識的人格圖譜，傳之後世。
有趣的是，民眾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當頑固。這種亂世群雄的漫畫化人格圖譜會長久延續，即便在群雄退場之後，仍然對其他人格類型保持著強大的排他性。中國每次社會轉型，總是很難帶動集體文化人格的相應推進，便與此有關。
中國民眾最感到陌生的，是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魏晉名士對於三國群雄，是一種反叛性的脫離。這種脫離，並不是敵對。敵對看似勢不兩立，其實大多發生在同一個“語法系統”之內，就像同一盤棋中的黑白兩方。魏晉名士則完全離開了棋盤，他們雖然離三國故事的時間很近，但對那裡的血火情仇已經毫無興趣。開始，他們是迫於當時司馬氏殘酷的專制極權採取“佯謬”的方式來自保，但是這種“佯謬”一旦開始就進入了自己的邏輯。不再去問社會功利，不再去問世俗目光，不再去問禮教規範，不再去問文壇褒貶。如此幾度不問，等於是幾度隔離，他們在寧靜和孤獨中發現了獨立精神活動的快感。
從此開始，他們在玄談和奇行中，連向民眾作解釋的過程也捨棄了。只求幽虛飄逸，不怕驚世駭俗，沉浮於一種自享自足的遊戲狀態。這種思維方式，很像二十世紀德國布萊希特提倡的“間離效果”，或曰“陌生化效果”。在布萊希特看來，人們對社會事態和世俗心態的過度關注，是深思的障礙，哲學的墳墓。因此，必須追求故意的間離、阻斷和陌生化。
我發覺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學術界，對於魏晉名士的評價也往往包含著很大的誤解。例如，肯定他們的，大多著眼於他們“對嚴酷社會環境的側面反抗”。其實，他們注重的是精神主體，對社會環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會用權謀思維來選擇正面反抗還是側面反抗。否定他們的，總是說他們“清談誤國”。其實，精神文化領域的最高標準永遠不應該是實用主義，這些文人的談論雖然無助於具體社會問題的解決，卻把中國文化的形而上部位打通了，就像打通了仙窟雲路。一種大文化，不能永遠匍匐在“立竿見影”的泥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