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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選擇，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這個理由的充分呈現，需要千百年的時間。
腐刑也沒有很快執行，司馬遷依然被關在監獄裡。到了第二年，漢武帝心思有點活動，想把李陵從匈奴那邊接回來。但從一個俘虜口中聽說，李陵正在幫匈奴練兵呢。這下又一次把漢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殺了李陵家人，並對司馬遷實施腐刑。
剛剛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傳來，那個俘虜搞錯了，幫匈奴練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個姓李的人。
五
司馬遷在監獄裡關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獄。
那個時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馬遷剛出獄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不小的“中書令”。漢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監禁當一回事，甚至，他並沒有把罪人和官員分開來看，覺得兩者是可以頻繁輪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歡做這種大貶大升的遊戲的，他們在這種遊戲中感受著權力收縱的樂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務，但此時的司馬遷，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據他在《 報任安書 》里的自述，那個時候的他，精神狀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過去的意氣風發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語遭遇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這段自述通俗似白話文，不必解釋了。總之，他常常處於神不守舍的狀態之中，無法擺脫強烈的恥辱感。越是高貴的人越會是這樣。
在一次次的精神掙扎中，最終戰勝的，總是關於生命價值的思考。他知道，那個時代由於大家把死看得過於平常，因此爽然求死雖然容易卻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螻蟻淹於滴水，實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之後再死，才大不一樣。正是想到這裡，他說了一句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話：“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於泰山的便是《 史記 》。他屈辱地活著，就是要締造和承載這種重量。
人的低頭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正的屈服，一種是正在試練著扛起泰山的姿態，但看起來也像是屈服。
司馬遷大概是在四十六歲那年完成《 史記 》的。據王國維考證，最後一篇是《 匈奴列傳 》，那是公元前九十年。
我們記得，司馬遷遭禍的原因之一，是由於為李陵辯護時有可能“影射”了漢武帝所呵護的將軍李廣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廣利自己向匈奴投降了。司馬遷把這件事平靜地寫進了《 匈奴列傳 》，他覺得，一個與自己有關的懸念落地了，他已經可以停筆。
這之後，再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麼逝世的，逝世在何處，都不知道。
有學者從衛宏的《 漢書舊儀 》、葛洪的《 西京雜記 》和桓寬的《 鹽鐵論 》等著作中的某些說法判斷，司馬遷最後還是因為老是有怨言而下獄被殺。但在我看來，這些材料過於簡約和曖昧，尚不足憑信。當然，簡約和曖昧也可能是出於一種仁慈，不願意讓人們領受司馬遷的第二度悲哀。
他，就這樣無聲無息、無影無蹤地消失了。
他寫了那麼多歷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卻沒有結尾。
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大結尾。他知道有了《 史記 》，不需要再安排一個終結儀式。
他知道只要歷史還沒有終結，《 史記 》和他都終結不了。
六
文章已經可以結束。忽然又想到一層意思，再拖拉幾句。
多年來我一直被問，寫作散文受誰的影響最深。我曾經如實地回答過“司馬遷”，立即被提問者認為是“無厘頭”式的幽默。
“我們問的是散文啊，您怎麼拉出來一個古代的歷史學家?”
我不知如何解釋，後來遇到同樣的問題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歲越長， 披閱越多， 如果自問最傾心哪位散文家， 我的答案依然沒變。
散文什麼都可以寫，但最高境界一定與歷史有關。這是因為，歷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動。
歷史沒有韻腳，沒有虛構，沒有開頭和結尾;但是歷史有氣象，有情節，有收縱，有因果，有大量需要邊走邊嘆、夾敘夾議的自由空間，有無數不必刻意串絡卻總在四處閃爍的明亮碎片，這不是散文是什麼?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話本，不是傳奇，不是策論，不是雜劇。
既然歷史本是如此，司馬遷也就找到了寫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徑以第三人稱的敘述主體從容地說著，卻與一般歷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說得那麼富有表情，有時讚賞，有時傾心，有時懷念，有時祭奠，有時憤怒，有時譏諷，有時鄙視。但這一切，都只是隱約在他的眉眼唇齒間，而沒有改變敘述基調的連貫性。
有時，他的敘述中出現了較完整的情節，有人物，有性格，有細節，有口氣，有環境，幾乎像一則則話本小說了。但是，他絕不滿足於人們對故事情節的世俗期待，絕不淪入說唱文學的眉飛色舞，敘述的步履依然經天緯地，絕無絲毫譁眾取寵之嫌。
有時他不得不評論了，除了每篇最後的“太史公曰”，也會在敘述半道上拍案指點，卻又點到為止，繼續說事。事有輕重遠近，他如揮雲霓，信手拈來又隨手撇去，不作糾纏。
這樣一來，他的筆下就出現了各種色調、各種風致、各種意緒、各種情境的大組合。明君、賢相、惡吏、謀士、義俠、刺客，各自牽帶出鮮明的人生旋律，構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豐富交響。這便是真正的“歷史文化大散文”。
《 史記 》的這種散文格局如雲似海，相比之下，連唐宋八大家也顯得剪裁過度、意圖過甚，未免小氣了。
若問：以散文寫史，是否符合歷史科學?我的回答是，既然歷史的本相是散文狀態而不是論文狀態，那麼，越是以近似的形態去把握，便越合適。否則，就會像捕雲馴海，誰都勞累。
又問：把《 史記 》作為散文範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寫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滿天氣象;畫地可以選其一隅，也必先四顧大地蒼茫。散文的範本應該比尋常散文開闊得多，才能擺脫瑣碎技巧而獲得宏大神韻。
除了內容。散文的基元是語言。在這一點上，司馬遷也稱得上是千古一筆。
司馬遷的文筆，是對他周圍流行文字的艱苦掙脫。在他之前，文壇充斥著濃郁的辭賦之風。以枚乘、司馬相如等人為代表，追求文學上的鋪張和奢侈。到了司馬遷時代，此風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應漢武帝所開創的大國風範和富裕局面，連散文也都競相追求工麗、整齊、空洞、恣肆，甚至還要引經據典，磨礪音節。雖然確也不乏文采，卻總是華而不實、裝腔作態。這種傾向發展到以後，就成了過度講究藻飾、駢偶、聲律、用典的六朝駢文，致使到唐代，韓愈、柳宗元他們還要發起一個運動來反對。
腐刑也沒有很快執行，司馬遷依然被關在監獄裡。到了第二年，漢武帝心思有點活動，想把李陵從匈奴那邊接回來。但從一個俘虜口中聽說，李陵正在幫匈奴練兵呢。這下又一次把漢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殺了李陵家人，並對司馬遷實施腐刑。
剛剛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傳來，那個俘虜搞錯了，幫匈奴練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個姓李的人。
五
司馬遷在監獄裡關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獄。
那個時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馬遷剛出獄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不小的“中書令”。漢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監禁當一回事，甚至，他並沒有把罪人和官員分開來看，覺得兩者是可以頻繁輪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歡做這種大貶大升的遊戲的，他們在這種遊戲中感受著權力收縱的樂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務，但此時的司馬遷，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據他在《 報任安書 》里的自述，那個時候的他，精神狀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過去的意氣風發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語遭遇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這段自述通俗似白話文，不必解釋了。總之，他常常處於神不守舍的狀態之中，無法擺脫強烈的恥辱感。越是高貴的人越會是這樣。
在一次次的精神掙扎中，最終戰勝的，總是關於生命價值的思考。他知道，那個時代由於大家把死看得過於平常，因此爽然求死雖然容易卻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螻蟻淹於滴水，實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之後再死，才大不一樣。正是想到這裡，他說了一句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話：“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於泰山的便是《 史記 》。他屈辱地活著，就是要締造和承載這種重量。
人的低頭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正的屈服，一種是正在試練著扛起泰山的姿態，但看起來也像是屈服。
司馬遷大概是在四十六歲那年完成《 史記 》的。據王國維考證，最後一篇是《 匈奴列傳 》，那是公元前九十年。
我們記得，司馬遷遭禍的原因之一，是由於為李陵辯護時有可能“影射”了漢武帝所呵護的將軍李廣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廣利自己向匈奴投降了。司馬遷把這件事平靜地寫進了《 匈奴列傳 》，他覺得，一個與自己有關的懸念落地了，他已經可以停筆。
這之後，再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麼逝世的，逝世在何處，都不知道。
有學者從衛宏的《 漢書舊儀 》、葛洪的《 西京雜記 》和桓寬的《 鹽鐵論 》等著作中的某些說法判斷，司馬遷最後還是因為老是有怨言而下獄被殺。但在我看來，這些材料過於簡約和曖昧，尚不足憑信。當然，簡約和曖昧也可能是出於一種仁慈，不願意讓人們領受司馬遷的第二度悲哀。
他，就這樣無聲無息、無影無蹤地消失了。
他寫了那麼多歷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卻沒有結尾。
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大結尾。他知道有了《 史記 》，不需要再安排一個終結儀式。
他知道只要歷史還沒有終結，《 史記 》和他都終結不了。
六
文章已經可以結束。忽然又想到一層意思，再拖拉幾句。
多年來我一直被問，寫作散文受誰的影響最深。我曾經如實地回答過“司馬遷”，立即被提問者認為是“無厘頭”式的幽默。
“我們問的是散文啊，您怎麼拉出來一個古代的歷史學家?”
我不知如何解釋，後來遇到同樣的問題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歲越長， 披閱越多， 如果自問最傾心哪位散文家， 我的答案依然沒變。
散文什麼都可以寫，但最高境界一定與歷史有關。這是因為，歷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動。
歷史沒有韻腳，沒有虛構，沒有開頭和結尾;但是歷史有氣象，有情節，有收縱，有因果，有大量需要邊走邊嘆、夾敘夾議的自由空間，有無數不必刻意串絡卻總在四處閃爍的明亮碎片，這不是散文是什麼?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話本，不是傳奇，不是策論，不是雜劇。
既然歷史本是如此，司馬遷也就找到了寫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徑以第三人稱的敘述主體從容地說著，卻與一般歷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說得那麼富有表情，有時讚賞，有時傾心，有時懷念，有時祭奠，有時憤怒，有時譏諷，有時鄙視。但這一切，都只是隱約在他的眉眼唇齒間，而沒有改變敘述基調的連貫性。
有時，他的敘述中出現了較完整的情節，有人物，有性格，有細節，有口氣，有環境，幾乎像一則則話本小說了。但是，他絕不滿足於人們對故事情節的世俗期待，絕不淪入說唱文學的眉飛色舞，敘述的步履依然經天緯地，絕無絲毫譁眾取寵之嫌。
有時他不得不評論了，除了每篇最後的“太史公曰”，也會在敘述半道上拍案指點，卻又點到為止，繼續說事。事有輕重遠近，他如揮雲霓，信手拈來又隨手撇去，不作糾纏。
這樣一來，他的筆下就出現了各種色調、各種風致、各種意緒、各種情境的大組合。明君、賢相、惡吏、謀士、義俠、刺客，各自牽帶出鮮明的人生旋律，構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豐富交響。這便是真正的“歷史文化大散文”。
《 史記 》的這種散文格局如雲似海，相比之下，連唐宋八大家也顯得剪裁過度、意圖過甚，未免小氣了。
若問：以散文寫史，是否符合歷史科學?我的回答是，既然歷史的本相是散文狀態而不是論文狀態，那麼，越是以近似的形態去把握，便越合適。否則，就會像捕雲馴海，誰都勞累。
又問：把《 史記 》作為散文範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寫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滿天氣象;畫地可以選其一隅，也必先四顧大地蒼茫。散文的範本應該比尋常散文開闊得多，才能擺脫瑣碎技巧而獲得宏大神韻。
除了內容。散文的基元是語言。在這一點上，司馬遷也稱得上是千古一筆。
司馬遷的文筆，是對他周圍流行文字的艱苦掙脫。在他之前，文壇充斥著濃郁的辭賦之風。以枚乘、司馬相如等人為代表，追求文學上的鋪張和奢侈。到了司馬遷時代，此風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應漢武帝所開創的大國風範和富裕局面，連散文也都競相追求工麗、整齊、空洞、恣肆，甚至還要引經據典，磨礪音節。雖然確也不乏文采，卻總是華而不實、裝腔作態。這種傾向發展到以後，就成了過度講究藻飾、駢偶、聲律、用典的六朝駢文，致使到唐代，韓愈、柳宗元他們還要發起一個運動來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