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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司馬遷的文字環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筆的乾淨、樸實、靈動，包含著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著整齊的駢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話、參差錯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這種散句熔煉得似俗而雅、生動活潑，實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寫作的基礎訣竅。他還不讓古代語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態出現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須改得平易流暢，適合當代人閱讀。我們如果在他的書中看到某種整齊、對稱、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斷定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手筆。例如後世專家們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為韻的句法，一致肯定為後人羼入。
說到這裡，我實在無法掩蓋積存已久的現代悲哀。我們的時代，離兩漢六朝已那麼遙遠，不知何時突然掀起了一種不倫不類的當代駢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話的整齊排列，文采當然遠不及古代駢體，卻也總是不怕重複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參加一所大學的校慶，前來祝賀的官員居然有五位完全重複一個同樣的開頭：“金秋十月，桂子飄香，莘莘學子，歡聚一堂。”後來又有一位官員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風送爽”，後面十二個字還是一模一樣。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為四周都覺得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傳媒上啟發年輕人寫作少用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回歸質樸敘事。這是多麼常識性的意見啊，卻據說引起一片譁然，都說少了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何來“文學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這種不像正常人說話的所謂“文學性”，其實是最為低俗的“偽文學形態”。中國人已經擺脫了兩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擺脫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徹底擺脫過一次。而且，每次被擺脫的文體，都比現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還是應該更認真地讀《 史記 》，除了認識歷史學上的司馬遷之外，還應該認識文學上的司馬遷。
昨夜寫作此文稍憩，從書架上取下聶石樵先生寫的《 司馬遷論稿 》翻閱，沒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話，不禁會心而笑。他說：
我國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漢代，漢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成就最高的是《 史記 》。
這個觀點，頗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幾句話結束這篇文章了：《 史記 》，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母本，也是中國文學的母本。看上去它只與文學中的詩有較大的差別，但魯迅說了，與《 離騷 》相比，它只是“無韻”而已。
兩千年前就把文史熔於一爐的這位偉人，其實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煉了，熔煉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爐就是那盞小油燈。
難道，它真的熄滅了?
叢林邊的那一家
一
行路，走到一個高爽之地，必然會駐足停步，深深地吸一口氣，然後極目遠望。這時候，只覺得天地特別開闊又特別親近，自己也變得器宇軒昂。
前面還有一個高爽之地，遠遠看去雲蒸霞蔚，很想快速抵達，但是，低頭一看，中間隔著一片叢林。叢林間一定有大量丘壑、沼澤、煙瘴、虎嘯、狼嚎吧?讓人心生畏怯。然而，對於勇敢的行路者來說，這反而是最想深入的地方。不僅僅是為了穿越它而抵達另一個高爽之地，它本身就蘊藏著無限美麗。
我很想借著這種旅行感受，來說一說歷史。
漢代和唐代顯然都是歷史的高爽之地。我們有時喜歡把中華文明說成是“漢唐文明”，實在是聲勢奪人。但是，不要忘了，在漢代和唐代這兩個歷史高爽地之間，也夾著一個歷史的叢林地帶，那就是三國兩晉南北朝。
在這個歷史的叢林地帶，沒有天高地闊的一致，沒有俯瞰一切的開朗，處處都是混亂和爭逐，時時都是逃奔和死亡。每一個角落都是一重權謀，每一個身影都是一串故事。然而，即便把這一切亂象加在一起，也並不令人沮喪。因為，亂象的縫隙間還有一些閃閃爍爍的圖景。你看——
何處麻袍一閃，年長的華佗還在行醫;夜間爐火點點，煉丹師葛洪分明已經成為一位傑出的原始化學家;中原飄來嘯吟，這是“竹林七賢”在清談和飲酒;南方也笑聲隱隱，那是王羲之和朋友們在聚會，轉眼間《 蘭亭序 》墨色淋漓;大畫家顧愷之的《 女史箴圖 》剛剛畫完，數學家祖沖之已經造出了指南車、編出了《 大明曆 》、算出了圓周率，而地理學家酈道元的《 水經注 》則正好寫了一半……
正是這一切，讓我們喜歡上了那個亂世。
文化在亂世中會產生一種特殊的魅力。它不再純淨，而總是以黑暗為背景，以邪惡為鄰居，以不安為表情。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間，甚至像波德萊爾所說的，是“惡之花”。
再也沒有比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歷史叢林地帶，更能體現這種文化魅力的了。
說到這裡，我們的目光已經瞟向雲靄底下那個被人褒貶不一的權勢門庭。
一個父親，兩個兒子，叢林邊的那一家。
曹家。
二
先說那個父親，曹操。
一個叢林中的強人，一度幾乎要統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規範。為此他不能不使盡心計，用盡手段，來爭奪叢林中的其他權勢領地。他一次次失敗，又一次次成功，終於戰勝了所有對手，卻沒有能夠戰勝自己的壽數和天命，在取得最後成功前離開了人世。
如果他親自取得了最後成功，開創了又一個比較長久的盛世，那麼，以前的一切心計和手段都會染上金色。但是，他沒有這般幸運，他的兒子又沒有這般能耐，因此只能永久地把自己的政治業績，沉埋在非議的泥沙之下。
人人都可以從不同的方面猜測他、議論他、醜化他。他的全部行為和成就都受到了質疑。無可爭議的只有一項：他的詩。
想起他的詩，使我產生了一種怪異的設想：如果三國對壘不是從軍事上著眼，而是從文化上著眼，互相之間將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應該是東邊的孫吳集團。骨幹是一幫年輕軍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揮赤壁之戰擊敗曹軍時，只有三十歲;陸遜全面指揮夷陵之役擊敗蜀軍時，也只有三十歲。清代學者趙翼在《 二十史札記 》中說，三國對壘，曹操張羅的是一種權術組合，劉備張羅的是一種性情組合，孫權張羅的是一種意氣組合。沿用這種說法，當時孫權手下的年輕軍人們確實是意氣風發。這樣的年輕軍人，天天追求著硝煙烈焰中的瀟灑形象，完全不屑於吟詩作文。這種心態也左右著上層社會的整體氣氛，因此，孫吳集團中沒有出現過值得我們今天一談的文化現象。
順便提一句，當時的東吳地區，農桑經濟倒是不錯，航海事業也比較發達。但是，經濟與軍事一樣，都不能直接通達文化。
對於西邊劉備領導的巴蜀集團，本來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誰知，諸葛亮的兩篇軍事文件，改變了這個局面。一篇是軍事形勢的宏觀分析，叫《 隆中對 》;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囑託，叫《 出師表 》。
說到這裡，我實在無法掩蓋積存已久的現代悲哀。我們的時代，離兩漢六朝已那麼遙遠，不知何時突然掀起了一種不倫不類的當代駢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話的整齊排列，文采當然遠不及古代駢體，卻也總是不怕重複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參加一所大學的校慶，前來祝賀的官員居然有五位完全重複一個同樣的開頭：“金秋十月，桂子飄香，莘莘學子，歡聚一堂。”後來又有一位官員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風送爽”，後面十二個字還是一模一樣。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為四周都覺得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傳媒上啟發年輕人寫作少用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回歸質樸敘事。這是多麼常識性的意見啊，卻據說引起一片譁然，都說少了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何來“文學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這種不像正常人說話的所謂“文學性”，其實是最為低俗的“偽文學形態”。中國人已經擺脫了兩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擺脫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徹底擺脫過一次。而且，每次被擺脫的文體，都比現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還是應該更認真地讀《 史記 》，除了認識歷史學上的司馬遷之外，還應該認識文學上的司馬遷。
昨夜寫作此文稍憩，從書架上取下聶石樵先生寫的《 司馬遷論稿 》翻閱，沒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話，不禁會心而笑。他說：
我國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漢代，漢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成就最高的是《 史記 》。
這個觀點，頗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幾句話結束這篇文章了：《 史記 》，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母本，也是中國文學的母本。看上去它只與文學中的詩有較大的差別，但魯迅說了，與《 離騷 》相比，它只是“無韻”而已。
兩千年前就把文史熔於一爐的這位偉人，其實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煉了，熔煉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爐就是那盞小油燈。
難道，它真的熄滅了?
叢林邊的那一家
一
行路，走到一個高爽之地，必然會駐足停步，深深地吸一口氣，然後極目遠望。這時候，只覺得天地特別開闊又特別親近，自己也變得器宇軒昂。
前面還有一個高爽之地，遠遠看去雲蒸霞蔚，很想快速抵達，但是，低頭一看，中間隔著一片叢林。叢林間一定有大量丘壑、沼澤、煙瘴、虎嘯、狼嚎吧?讓人心生畏怯。然而，對於勇敢的行路者來說，這反而是最想深入的地方。不僅僅是為了穿越它而抵達另一個高爽之地，它本身就蘊藏著無限美麗。
我很想借著這種旅行感受，來說一說歷史。
漢代和唐代顯然都是歷史的高爽之地。我們有時喜歡把中華文明說成是“漢唐文明”，實在是聲勢奪人。但是，不要忘了，在漢代和唐代這兩個歷史高爽地之間，也夾著一個歷史的叢林地帶，那就是三國兩晉南北朝。
在這個歷史的叢林地帶，沒有天高地闊的一致，沒有俯瞰一切的開朗，處處都是混亂和爭逐，時時都是逃奔和死亡。每一個角落都是一重權謀，每一個身影都是一串故事。然而，即便把這一切亂象加在一起，也並不令人沮喪。因為，亂象的縫隙間還有一些閃閃爍爍的圖景。你看——
何處麻袍一閃，年長的華佗還在行醫;夜間爐火點點，煉丹師葛洪分明已經成為一位傑出的原始化學家;中原飄來嘯吟，這是“竹林七賢”在清談和飲酒;南方也笑聲隱隱，那是王羲之和朋友們在聚會，轉眼間《 蘭亭序 》墨色淋漓;大畫家顧愷之的《 女史箴圖 》剛剛畫完，數學家祖沖之已經造出了指南車、編出了《 大明曆 》、算出了圓周率，而地理學家酈道元的《 水經注 》則正好寫了一半……
正是這一切，讓我們喜歡上了那個亂世。
文化在亂世中會產生一種特殊的魅力。它不再純淨，而總是以黑暗為背景，以邪惡為鄰居，以不安為表情。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間，甚至像波德萊爾所說的，是“惡之花”。
再也沒有比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歷史叢林地帶，更能體現這種文化魅力的了。
說到這裡，我們的目光已經瞟向雲靄底下那個被人褒貶不一的權勢門庭。
一個父親，兩個兒子，叢林邊的那一家。
曹家。
二
先說那個父親，曹操。
一個叢林中的強人，一度幾乎要統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規範。為此他不能不使盡心計，用盡手段，來爭奪叢林中的其他權勢領地。他一次次失敗，又一次次成功，終於戰勝了所有對手，卻沒有能夠戰勝自己的壽數和天命，在取得最後成功前離開了人世。
如果他親自取得了最後成功，開創了又一個比較長久的盛世，那麼，以前的一切心計和手段都會染上金色。但是，他沒有這般幸運，他的兒子又沒有這般能耐，因此只能永久地把自己的政治業績，沉埋在非議的泥沙之下。
人人都可以從不同的方面猜測他、議論他、醜化他。他的全部行為和成就都受到了質疑。無可爭議的只有一項：他的詩。
想起他的詩，使我產生了一種怪異的設想：如果三國對壘不是從軍事上著眼，而是從文化上著眼，互相之間將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應該是東邊的孫吳集團。骨幹是一幫年輕軍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揮赤壁之戰擊敗曹軍時，只有三十歲;陸遜全面指揮夷陵之役擊敗蜀軍時，也只有三十歲。清代學者趙翼在《 二十史札記 》中說，三國對壘，曹操張羅的是一種權術組合，劉備張羅的是一種性情組合，孫權張羅的是一種意氣組合。沿用這種說法，當時孫權手下的年輕軍人們確實是意氣風發。這樣的年輕軍人，天天追求著硝煙烈焰中的瀟灑形象，完全不屑於吟詩作文。這種心態也左右著上層社會的整體氣氛，因此，孫吳集團中沒有出現過值得我們今天一談的文化現象。
順便提一句，當時的東吳地區，農桑經濟倒是不錯，航海事業也比較發達。但是，經濟與軍事一樣，都不能直接通達文化。
對於西邊劉備領導的巴蜀集團，本來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誰知，諸葛亮的兩篇軍事文件，改變了這個局面。一篇是軍事形勢的宏觀分析，叫《 隆中對 》;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囑託，叫《 出師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