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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到了孔子的前五代吧，孔氏家族又避禍到山東曲阜一帶來了。
孔子出生的時候，離盤庚遷殷的舊事，大概已有七八百年。這一個來回，繞得夠久遠，又夠經典。
那個西遷的王朝和它後繼的王朝一起，創造了燦爛的商周文明，孔子所在的魯國，也獲得了深深的滋潤。嚴格說來，當時魯國已經成為禮樂氣氛最濃郁的文化中心，這也是孔子能在這裡成為孔子的原因。
在文化的意義上，曲阜，這個出發點又成了歸結點。這一個來回，繞得也是夠久遠，又夠經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為周王朝禮樂制度的主要維護者，但周王朝的歷史樞紐一直在自己家鄉的西邊，他從年輕時候開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三十四歲那年，他終於向西方出發，到名義上還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陽)去“問禮”。
他已經度過了自己所劃定的“而立”之年，確立了自己的人生觀念和行為方向，也在社會上取得了不小的聲譽，因此他的這次西行有一點派頭。魯國的君主魯昭公為他提供了車馬僕役，還有人陪同。於是，沿著滔滔黃河，一路向西。
從山東曲阜到河南洛陽，在今天的交通條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時代，實在是一條漫漫長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陽城裡的那位前輩學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為了一個人。這次要拜訪的這個人，很有學問，熟悉周禮，是周王朝的圖書館館長。當然，也可以說是檔案館館長，也可以說是管理員，史書上記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這裡所說的“史”，也就是“吏”。
老子這個人太神秘了，連司馬遷寫到他的時候也是撲朔迷離，結果，對於他究竟比孔子大還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沒有向他問過禮的問題，歷來在學術界頗多爭議。我的判斷很明確，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極有可能向他問過禮。作出這種判斷的學術程序很複雜，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詳細推演。
記得去年在美國休斯敦中央銀行大禮堂里講中國文化史，有一位華裔歷史學家遞紙條給我，說他看到有資料證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請我幫助他作一點解釋。我說，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書里把老子和太史儋當作一人。老子曾經西出函谷關，太史儋也曾經西出函谷關去找秦獻公，而他出關的時間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後，事情就這樣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學者根據《 老子 》一書中的某些語言習慣，斷定此書修編於孔子之後。我的觀點是，更可信的資料證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漢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麼可能出關去投奔秦獻公呢?至於古籍的語言習慣，則與後世學派門徒的不斷發揮、補充有關，先秦不少古籍都有這種情況。
我相信孔子極有可能向老子問過禮，不僅有《 禮記 》、《 莊子 》、《 孔子家語 》、《 呂氏春秋 》等古籍互證，而且還出於一種心理分析：儒道兩家頗有對峙，儒家如此強盛尚且不想否認孔子曾向老子問禮，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難於否認。
接下來的問題是，孔子向老子問了什麼，老子又是怎麼回答的?
這就有很多說法了，不宜輕易採信。其實，各種說法都在猜測最大的可能。
我覺得有兩種說法比較有意思。一種說法是，孔子問老子周禮，老子說天下一切都在變，不應該再固守周禮了。另一種說法是，老子以長輩的身份開導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驕傲和貪慾。
如果真有第二種說法，那就不大客氣了。但在我想來，卻很正常。當時，孔子才三十多歲，名聲主要產生在故鄉魯國，遠在洛陽的老子對他並不太了解。見到他來訪時的車馬僕役，又聽說是魯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顯耀、驕傲和貪慾，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沒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應該順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過於急切地治國平天下，一定會誤國亂天下。因此，他的歸宿，是長途跋涉，消失在誰也不知道的曠野。
孔子當然不贊成。他要對世間蒼生負責，他要本著君子的仁愛之心，重建一個有秩序、有誠信、有寬恕的禮樂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後帶著他們一起長途跋涉，去向各國當權者遊說。
他們都非常高貴，卻一定談不到一起，因為基本觀念差別太大。但是，憑著老子的超脫和孔子的恭敬，他們也不會鬧得不愉快。
魯迅後來在小說《 出關 》中構想他們談得很僵，而且責任在孔子，這是出於“五四”這代人對孔子的某種成見，當然更出於小說家的幽默和調侃。
認真說起來，這是兩位真正站在全人類思維巔峰之上的偉大聖哲的見面，這是中華民族兩個精神原創者的會合。兩千五百二十年前這一天的洛陽，應有鳳鸞長鳴。不管那天是晴是陰，是風是雨，都貴不可言。
他們長揖作別。
稀世天才是很難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們平日遇到的總是追隨者、崇拜者、嫉妒者、誹謗者。這些人不管多麼熱烈或歹毒，都無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樣品級的對話者，最好是對手，才會產生著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礪。淬礪的結果，很可能改變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強化自己。這不是固執，而是因為獲得了最高層次的反證而達到新的自覺。這就像長天和秋水驀然相映，長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長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這裡，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們會更明確地走一條相反的路。什麼都不一樣，只有兩點相同：一，他們都是百代君子;二，他們都會長途跋涉。
他們都要把自己偉大的學說，變成長長的腳印。
三
老子否認自己有偉大的學說，甚至不贊成世間有偉大的學說。
他覺得最偉大的學說就是自然。自然是什麼?說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本來，他連這幾個字也不願意寫下來。因為一寫，就必須框范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寫，又必須為了某種名而進入歸類，不歸類就不成其為名，但一歸類就不再是它本身。那麼，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還能寫什麼呢?
把筆丟棄吧。把自以為是的言詞和概念，都驅逐吧。
年歲已經不小。他覺得，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經到來了。
他活到今天，沒有給世間留下一篇短文，一句教誨。現在，可以到關外的大漠荒煙中，去隱居終老了。
他覺得這是生命的自然狀態，無悲可言，也無喜可言。歸於自然之道，才是最好的終結，又終結得像沒有終結一樣。
在他看來，人就像水，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處流淌，也許滋潤了什麼，灌溉了什麼，卻無跡可尋。終於滲漏了，蒸發了，汽化了，變成了雲陰，或者連雲陰也沒有，這便是自然之道。人也該這樣，把生命滲漏於沙漠，蒸發於曠野，這就誰也無法侵凌了，“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孔子出生的時候，離盤庚遷殷的舊事，大概已有七八百年。這一個來回，繞得夠久遠，又夠經典。
那個西遷的王朝和它後繼的王朝一起，創造了燦爛的商周文明，孔子所在的魯國，也獲得了深深的滋潤。嚴格說來，當時魯國已經成為禮樂氣氛最濃郁的文化中心，這也是孔子能在這裡成為孔子的原因。
在文化的意義上，曲阜，這個出發點又成了歸結點。這一個來回，繞得也是夠久遠，又夠經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為周王朝禮樂制度的主要維護者，但周王朝的歷史樞紐一直在自己家鄉的西邊，他從年輕時候開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三十四歲那年，他終於向西方出發，到名義上還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陽)去“問禮”。
他已經度過了自己所劃定的“而立”之年，確立了自己的人生觀念和行為方向，也在社會上取得了不小的聲譽，因此他的這次西行有一點派頭。魯國的君主魯昭公為他提供了車馬僕役，還有人陪同。於是，沿著滔滔黃河，一路向西。
從山東曲阜到河南洛陽，在今天的交通條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時代，實在是一條漫漫長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陽城裡的那位前輩學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為了一個人。這次要拜訪的這個人，很有學問，熟悉周禮，是周王朝的圖書館館長。當然，也可以說是檔案館館長，也可以說是管理員，史書上記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這裡所說的“史”，也就是“吏”。
老子這個人太神秘了，連司馬遷寫到他的時候也是撲朔迷離，結果，對於他究竟比孔子大還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沒有向他問過禮的問題，歷來在學術界頗多爭議。我的判斷很明確，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極有可能向他問過禮。作出這種判斷的學術程序很複雜，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詳細推演。
記得去年在美國休斯敦中央銀行大禮堂里講中國文化史，有一位華裔歷史學家遞紙條給我，說他看到有資料證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請我幫助他作一點解釋。我說，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書里把老子和太史儋當作一人。老子曾經西出函谷關，太史儋也曾經西出函谷關去找秦獻公，而他出關的時間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後，事情就這樣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學者根據《 老子 》一書中的某些語言習慣，斷定此書修編於孔子之後。我的觀點是，更可信的資料證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漢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麼可能出關去投奔秦獻公呢?至於古籍的語言習慣，則與後世學派門徒的不斷發揮、補充有關，先秦不少古籍都有這種情況。
我相信孔子極有可能向老子問過禮，不僅有《 禮記 》、《 莊子 》、《 孔子家語 》、《 呂氏春秋 》等古籍互證，而且還出於一種心理分析：儒道兩家頗有對峙，儒家如此強盛尚且不想否認孔子曾向老子問禮，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難於否認。
接下來的問題是，孔子向老子問了什麼，老子又是怎麼回答的?
這就有很多說法了，不宜輕易採信。其實，各種說法都在猜測最大的可能。
我覺得有兩種說法比較有意思。一種說法是，孔子問老子周禮，老子說天下一切都在變，不應該再固守周禮了。另一種說法是，老子以長輩的身份開導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驕傲和貪慾。
如果真有第二種說法，那就不大客氣了。但在我想來，卻很正常。當時，孔子才三十多歲，名聲主要產生在故鄉魯國，遠在洛陽的老子對他並不太了解。見到他來訪時的車馬僕役，又聽說是魯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顯耀、驕傲和貪慾，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沒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應該順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過於急切地治國平天下，一定會誤國亂天下。因此，他的歸宿，是長途跋涉，消失在誰也不知道的曠野。
孔子當然不贊成。他要對世間蒼生負責，他要本著君子的仁愛之心，重建一個有秩序、有誠信、有寬恕的禮樂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後帶著他們一起長途跋涉，去向各國當權者遊說。
他們都非常高貴，卻一定談不到一起，因為基本觀念差別太大。但是，憑著老子的超脫和孔子的恭敬，他們也不會鬧得不愉快。
魯迅後來在小說《 出關 》中構想他們談得很僵，而且責任在孔子，這是出於“五四”這代人對孔子的某種成見，當然更出於小說家的幽默和調侃。
認真說起來，這是兩位真正站在全人類思維巔峰之上的偉大聖哲的見面，這是中華民族兩個精神原創者的會合。兩千五百二十年前這一天的洛陽，應有鳳鸞長鳴。不管那天是晴是陰，是風是雨，都貴不可言。
他們長揖作別。
稀世天才是很難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們平日遇到的總是追隨者、崇拜者、嫉妒者、誹謗者。這些人不管多麼熱烈或歹毒，都無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樣品級的對話者，最好是對手，才會產生著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礪。淬礪的結果，很可能改變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強化自己。這不是固執，而是因為獲得了最高層次的反證而達到新的自覺。這就像長天和秋水驀然相映，長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長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這裡，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們會更明確地走一條相反的路。什麼都不一樣，只有兩點相同：一，他們都是百代君子;二，他們都會長途跋涉。
他們都要把自己偉大的學說，變成長長的腳印。
三
老子否認自己有偉大的學說，甚至不贊成世間有偉大的學說。
他覺得最偉大的學說就是自然。自然是什麼?說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本來，他連這幾個字也不願意寫下來。因為一寫，就必須框范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寫，又必須為了某種名而進入歸類，不歸類就不成其為名，但一歸類就不再是它本身。那麼，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還能寫什麼呢?
把筆丟棄吧。把自以為是的言詞和概念，都驅逐吧。
年歲已經不小。他覺得，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經到來了。
他活到今天，沒有給世間留下一篇短文，一句教誨。現在，可以到關外的大漠荒煙中，去隱居終老了。
他覺得這是生命的自然狀態，無悲可言，也無喜可言。歸於自然之道，才是最好的終結，又終結得像沒有終結一樣。
在他看來，人就像水，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處流淌，也許滋潤了什麼，灌溉了什麼，卻無跡可尋。終於滲漏了，蒸發了，汽化了，變成了雲陰，或者連雲陰也沒有，這便是自然之道。人也該這樣，把生命滲漏於沙漠，蒸發於曠野，這就誰也無法侵凌了，“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