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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解決這個似乎無法解決的問題的辦法堪稱楷模，無論在縱橫向領域內還是在縱橫向之間，埃及人都達到了和諧的境地。在橫向領域內，埃及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在外交上竟然勸動以前與之關係很不融洽的敘利亞政府同時發起進攻，從而使以色列不得不把部分後備部隊派往戈蘭高地，而不能把大部分後備部隊派到西奈前線。結果，在戰爭開始後的第一個星期，以軍從5個滿員的後備役坦克師中派了2個坦克師與敘軍交戰。在橫向領域內，埃及計劃成功的另一個因素是，它成功地結合運用情報、宣傳、欺騙等手段使預計的進攻達到了完全突然的效果，儘管埃及向運河地區集結部隊和舟橋器材的行動是無法隱蔽的。埃及的企圖獲得了成功，直到10月6日上午9時20分，埃及當天的進攻已經展開，以色列才作出動員的決定。根據通常的理論，達成突然性的條件是傳達真實信息的“信號”被“噪音”或者說被更多過時的、錯誤的、欺騙性的信息所掩蓋。這一理論的發展是強調審慎欺騙的重要性。 [ 註：見巴頓·惠利《代號巴巴羅薩》(1973年)。 ] 但其中可能還有更深刻的道理，正如事實已經證明的那樣：實施欺騙之所以能夠騙人是因為有著強烈的自我欺騙的誘因。
以色列人在10月6日的突然襲擊發生前的幾個月里是能夠而且確曾密切監視埃及人的兵力集結的，正如史達林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襲擊發生前的幾個月來一直注視著德國的戰爭準備。美國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很久就知道日本即將在某地發動進攻一樣。但以色列由於國內外的政治原因， [ 註：見巴爾托夫《護壁》第188-217頁。 ] 沒有採取行動阻止埃及的戰爭準備。一旦允許敵人構成某種威脅，剩下的就只有為自己的無所作為尋找合理的依據。以色列人以為，薩達特又在虛張聲勢，就象他以前總是虛張聲勢一樣。這好比史達林認為希特勒會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某些要價(他是傾向於接受這些要價的)；又好比羅斯福政府清醒地估計，從政治角度看，戰爭必須由日本人首先發動才比較有利，(當然，沒有料到日本人會襲擊珍珠港)一樣。正如實際所發生的那樣，以色列人的自以為是的心理如此之強，以至連那些追溯起來再清晰不過的警報都不予重視。
然而，對任何突然襲擊的理論都不應過分瀉染。如果真警報不因政治原因和自以為是心理而被忽略和隱瞞的話，就可以在事後輕易地變成假警報(尤其從戰略的對立面逆轉的直觀來看)。以1973年的10月戰爭為例，如果以色列在薩達特的辦公室安插一個間諜或竊聽器，提前幾個星期就知道薩達特計劃做什麼，並且動員後備部隊，向前線派遣兩、三個師，薩達特就會取消他的進攻，10月6日就什麼也不會發生，真警報就會變成假警報。當然，等到下一次，突然襲擊就可能會成功，因為以前它未曾搞成。
正如實際所發生的那樣，儘管以色列後備師的動員因突然襲擊而延遲了，但埃及人仍需對付以色列的坦克和空中力量。事實上，薩達特的部下相信，一旦以色列的後備部隊充分動員起來，即便動員延誤，即便還有一部分被抽調到敘利亞方向，埃及人無力頂住以軍的進攻。這個似乎無法解決的問題在橫向領域內卻找到了答案。戰鬥發生幾天後，一旦產油國和蘇聯的外交支持被調動起來，美國又及時受到震撼，埃及就能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取得強加於人的停火方案，將10月6日以後它所占領的地方固定下來。不過，埃及仍然面臨運河正對面戰備水平很高的以色列坦克部隊和嚴陣以待的以色列空軍。從這一點看，光是縱橫向的和諧是不夠的，還不得不在縱向這個單一的領域內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而在協調縱向領域各個層次上的行動方面，埃及人也同樣取得了成功。最說明問題的是埃及人在技術的層次上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裝備了大量的反坦克飛彈和防空飛彈。實際情況證明，防空飛彈的效果遠比預期的效果要好得多。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比預期的更出色，至少在戰爭剛開始時是這樣的。但光靠武器本身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埃及軍方在戰術層次上同樣找到了對付以軍坦克威脅的辦法。埃軍以意志堅強的步兵組成反坦克小組，利用以色列坦克沒有步兵近距離掩護的弱點，用手提式火箭筒在發射陣地內向靠近的以軍坦克射擊。結果，以軍坦克沖向埃軍反坦克小組的發射陣地時行動遲緩，埃軍反坦克小組在伏擊以軍坦克時所處的情況比預想的更有利。
更為重要的還要屬埃軍為對付以色列的飛機和坦克在戰役層次上找到的解決辦法。埃及的渡河部隊是由步兵和摩托化步兵組成的，而不是裝甲部隊。埃軍沒有拘泥於軍事教科書上的教條，即以步兵占領橋頭堡，然後快速行進的裝甲縱隊在一天左右的時間裡從步兵占領的陣地上通過。埃軍希望不使自己的裝甲部隊正好成為以軍坦克炮的靶子，並希望削弱以色列空軍的攻擊效果。實戰中，以色列坦克很快打完了機槍子彈，不得不用穿甲炮彈向埃及步兵射擊。以色列的戰鬥轟炸機沒能發揮它們攻擊外形分明的裝甲車輛的威力，卻只能在飛彈的不斷威脅下向疏開的埃及步兵分散地投下炸彈。埃軍的這種做法在戰區戰略的層次上同樣達到了效果。埃軍沒有集中渡河，而是沿70英里的運河沿岸多處渡河。這樣，以色列空軍無法對渡河設施進行攻擊。埃軍的渡河工具不是少數幾座容易發現和摧毀、難以修復的、供裝甲部隊使用的重型橋樑，而是許多損壞部分容易修復的輕型浮橋、以及幾乎完全不值得以色列用空軍進行攻擊的往返頻繁的小船和水陸兩用車輛。
以色列人在10月6日的突然襲擊發生前的幾個月里是能夠而且確曾密切監視埃及人的兵力集結的，正如史達林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襲擊發生前的幾個月來一直注視著德國的戰爭準備。美國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很久就知道日本即將在某地發動進攻一樣。但以色列由於國內外的政治原因， [ 註：見巴爾托夫《護壁》第188-217頁。 ] 沒有採取行動阻止埃及的戰爭準備。一旦允許敵人構成某種威脅，剩下的就只有為自己的無所作為尋找合理的依據。以色列人以為，薩達特又在虛張聲勢，就象他以前總是虛張聲勢一樣。這好比史達林認為希特勒會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某些要價(他是傾向於接受這些要價的)；又好比羅斯福政府清醒地估計，從政治角度看，戰爭必須由日本人首先發動才比較有利，(當然，沒有料到日本人會襲擊珍珠港)一樣。正如實際所發生的那樣，以色列人的自以為是的心理如此之強，以至連那些追溯起來再清晰不過的警報都不予重視。
然而，對任何突然襲擊的理論都不應過分瀉染。如果真警報不因政治原因和自以為是心理而被忽略和隱瞞的話，就可以在事後輕易地變成假警報(尤其從戰略的對立面逆轉的直觀來看)。以1973年的10月戰爭為例，如果以色列在薩達特的辦公室安插一個間諜或竊聽器，提前幾個星期就知道薩達特計劃做什麼，並且動員後備部隊，向前線派遣兩、三個師，薩達特就會取消他的進攻，10月6日就什麼也不會發生，真警報就會變成假警報。當然，等到下一次，突然襲擊就可能會成功，因為以前它未曾搞成。
正如實際所發生的那樣，儘管以色列後備師的動員因突然襲擊而延遲了，但埃及人仍需對付以色列的坦克和空中力量。事實上，薩達特的部下相信，一旦以色列的後備部隊充分動員起來，即便動員延誤，即便還有一部分被抽調到敘利亞方向，埃及人無力頂住以軍的進攻。這個似乎無法解決的問題在橫向領域內卻找到了答案。戰鬥發生幾天後，一旦產油國和蘇聯的外交支持被調動起來，美國又及時受到震撼，埃及就能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取得強加於人的停火方案，將10月6日以後它所占領的地方固定下來。不過，埃及仍然面臨運河正對面戰備水平很高的以色列坦克部隊和嚴陣以待的以色列空軍。從這一點看，光是縱橫向的和諧是不夠的，還不得不在縱向這個單一的領域內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而在協調縱向領域各個層次上的行動方面，埃及人也同樣取得了成功。最說明問題的是埃及人在技術的層次上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裝備了大量的反坦克飛彈和防空飛彈。實際情況證明，防空飛彈的效果遠比預期的效果要好得多。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比預期的更出色，至少在戰爭剛開始時是這樣的。但光靠武器本身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埃及軍方在戰術層次上同樣找到了對付以軍坦克威脅的辦法。埃軍以意志堅強的步兵組成反坦克小組，利用以色列坦克沒有步兵近距離掩護的弱點，用手提式火箭筒在發射陣地內向靠近的以軍坦克射擊。結果，以軍坦克沖向埃軍反坦克小組的發射陣地時行動遲緩，埃軍反坦克小組在伏擊以軍坦克時所處的情況比預想的更有利。
更為重要的還要屬埃軍為對付以色列的飛機和坦克在戰役層次上找到的解決辦法。埃及的渡河部隊是由步兵和摩托化步兵組成的，而不是裝甲部隊。埃軍沒有拘泥於軍事教科書上的教條，即以步兵占領橋頭堡，然後快速行進的裝甲縱隊在一天左右的時間裡從步兵占領的陣地上通過。埃軍希望不使自己的裝甲部隊正好成為以軍坦克炮的靶子，並希望削弱以色列空軍的攻擊效果。實戰中，以色列坦克很快打完了機槍子彈，不得不用穿甲炮彈向埃及步兵射擊。以色列的戰鬥轟炸機沒能發揮它們攻擊外形分明的裝甲車輛的威力，卻只能在飛彈的不斷威脅下向疏開的埃及步兵分散地投下炸彈。埃軍的這種做法在戰區戰略的層次上同樣達到了效果。埃軍沒有集中渡河，而是沿70英里的運河沿岸多處渡河。這樣，以色列空軍無法對渡河設施進行攻擊。埃軍的渡河工具不是少數幾座容易發現和摧毀、難以修復的、供裝甲部隊使用的重型橋樑，而是許多損壞部分容易修復的輕型浮橋、以及幾乎完全不值得以色列用空軍進行攻擊的往返頻繁的小船和水陸兩用車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