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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成功與橫向失敗
實際上，甚至那些被我們稱之為縱向領域裡的非常重要的軍事鬥爭也受到希特勒在橫向領域內政治謀略徹底失敗的制約。在外交、情報和宣傳等橫向領域內的失敗使得世界上各個最強大的工業國聯合起來，反對德國和它遙遠的盟友日本。這樣，即使在戰場上取得巨大成功，德國的失敗實際上已經是確定無疑了。本來，德國應該以縱向領域內的卓越成功來克服這一巨大錯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然而在軍事上取得很多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因為德國在物質資源上處於劣勢。而這正是它在橫向領域內的弱點所導致的最明顯的惡果。
在縱橫向交匯的大戰略的層次上，德國與日本的早期成功確曾在開初時減弱了橫向的根本性錯誤所造成的影響。具體來說，德國占領了西歐大部和蘇聯西部地區，獲得了巨大的工業能力，以及日本對馬來亞的橡膠和錫、荷屬東印度的石油的占有，都減緩了德國和日本外交政策的失誤所造成的物質資源上的不平衡。因此，在大戰略的層次上，戰爭初期軸心國通過戰爭準備和戰鬥力優勢所獲得的縱向優勢削弱了盟國的橫向優勢。(在橫向領域內，保守的英國政府與史達林的蘇聯攜手合作；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後無緣無故地向美國宣戰和日本本身的嚴重失算；日本貿然向美國艦隊發起了攻擊，而當時它的目標是東南亞。)
當盟國動員起它們的人力資源，加上它們大部分物質資源仍完好無損時，它們在橫向成功中獲得的優勢便開始在一個又一個戰區內對縱向軍事鬥爭起制約作用。這樣就阻止了軸心國在大戰略的層次上取得更進一步的進展。在戰爭的後期，盟國陸軍、海軍、空軍戰鬥力的日益提高，能幹的軍事領導人湧現以及恰當的戰術和作戰方式，使得德國和日本在縱向的戰術和戰役層次上的早先的優勢在各種戰爭形式中和各個戰區內相繼喪失殆盡。
隨著盟國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處於有利地位，它們在橫向領域內取得的優勢終於在作戰中得到了體現。在縱橫向交匯的大戰略的層次上，隨著盟國對部分失地的收復、對軸心國工業區的轟炸破壞以及稍後對日本海上運輸線的潛艇攔截，情況發生了逆轉。那些從一開始就找錯了盟友，結錯了冤家的國家開始喪失它們早先通過大膽侵略而獲得的東西。這些大膽的侵略既是它們軍事才能的寫照，又是它們政治謀略拙劣的表現。最後，盟國在縱橫向兩個領域都處於有利地位，它在1945年的最後勝利是絕對肯定的。在剩下來的每個戰區內、由於在該戰區或該戰爭形式中早先所遭受的損失以及由於所有其它各個戰區積累下來的總損失，軸心國不僅在技術上、戰術上以及戰役上被盟國壓倒，而且部隊的數量也急劇減少。軸心國的種種困境反映了它們在橫向領域中徹底的和連續不斷的失敗。
可是，這種結果哪一部分能體現出戰略邏輯呢？的確，一次決策失誤並不會對大戰略的連續不斷的動態過程產生持續的影響。本來德國和日本在縱向領域內的日益衰弱應該在橫向領域內對它們有利，從而放慢甚至中斷它們的衰落。當盟國在各主要戰區內將獲得完全勝利之際，當戰後力量分布的輪廓已開始呈現的時候，這也正是反軸心聯盟本身趨於四分五裂之時：如果戰爭徑直繼續下去，英國和美國最終面臨與蘇聯的新的對抗。那時雙方都會亟需德國人和日本人成為自己的盟友。
對於技術和工業較落後的蘇聯來說，德國和日本的工業才能是它特別需要的。對英國人和美國人來說，在面對擁有強大地面力量的陸上強國蘇聯時，德國和日本的軍隊舉足輕重。如果德國和日本作為主要大國，都被徹底打敗和摧毀，蘇聯和英美雙方都休想在開始出現的戰後世界中得到的所需要德日的幫助。如果德國和日本政府以前不是把事情做得太絕，以至使任何和解都不再可能，兩國完全可以施展謀略，利用這個契機。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給美國人留下慘痛的記憶，而這傷痛因種族主義更使之刻骨銘心；如果不是納粹的所作所為震撼了全世界人民的良知，德國和日本本來可以利用殘留的力量和未來的潛力待價以沽，誘使蘇聯一方或英美另一方與之單獨媾和。儘管日本直到投降前夕成功地與蘇聯保持了和平，然而，德國和日本甚至沒有認認真真地試一試單獨媾和的可能性。這恰恰是德國和日本的國家謀略失敗之處。
看來史達林多少有些確信，英國將竭力勸導較單純的美國人在納粹德國徹底戰敗和德國無力幫助反對蘇聯之前與納粹德國結盟。在史達林看來，在未來的對抗中，英國和美國不與德國結成垂手可得的意義重大的同盟簡直不合邏輯。至少從1943年起，他就已經在為戰後的新衝突做準備。1939年史達林還曾全然不顧納粹的罪行輕而易舉地與德國結成了對蘇有利的同盟。因此，史達林認為，英國和美國將會做出他處於英美的位置上也會那樣做的事情，很可能使德國在一個沒有希特勒的新的軍政府的幌子下，只對蘇聯繼續進行戰爭。正因為如此，1944年7月20日德國發生未遂軍事政變的消息意使蘇聯疑竇叢生；對於任何英美人一旦與德國軍官接觸，蘇聯都犯疑心(在戰爭的最後幾周內，盟軍與德國進行局部性投降談判這種事情最終真的發生了。)。 [ 註：在英國人通報了有關美國人在伯爾尼與駐義大利德軍司令官們就德軍投降一事(提出了無異是無條件投降的要求)進行談判的情況後，蘇聯政府在莫洛托夫1945年3月22日致駐莫斯科英國大使的照會中斥責這種談判是一個反蘇陰謀。1945年4月3日，史達林致函羅斯福稱：“我也無法理解英國的沉默態度……儘管眾所周知，在伯爾尼搞的談判從頭至尾英國人都是主動的。”(邱吉爾：《勝利和悲劇》第446頁) ]
實際上，甚至那些被我們稱之為縱向領域裡的非常重要的軍事鬥爭也受到希特勒在橫向領域內政治謀略徹底失敗的制約。在外交、情報和宣傳等橫向領域內的失敗使得世界上各個最強大的工業國聯合起來，反對德國和它遙遠的盟友日本。這樣，即使在戰場上取得巨大成功，德國的失敗實際上已經是確定無疑了。本來，德國應該以縱向領域內的卓越成功來克服這一巨大錯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然而在軍事上取得很多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因為德國在物質資源上處於劣勢。而這正是它在橫向領域內的弱點所導致的最明顯的惡果。
在縱橫向交匯的大戰略的層次上，德國與日本的早期成功確曾在開初時減弱了橫向的根本性錯誤所造成的影響。具體來說，德國占領了西歐大部和蘇聯西部地區，獲得了巨大的工業能力，以及日本對馬來亞的橡膠和錫、荷屬東印度的石油的占有，都減緩了德國和日本外交政策的失誤所造成的物質資源上的不平衡。因此，在大戰略的層次上，戰爭初期軸心國通過戰爭準備和戰鬥力優勢所獲得的縱向優勢削弱了盟國的橫向優勢。(在橫向領域內，保守的英國政府與史達林的蘇聯攜手合作；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後無緣無故地向美國宣戰和日本本身的嚴重失算；日本貿然向美國艦隊發起了攻擊，而當時它的目標是東南亞。)
當盟國動員起它們的人力資源，加上它們大部分物質資源仍完好無損時，它們在橫向成功中獲得的優勢便開始在一個又一個戰區內對縱向軍事鬥爭起制約作用。這樣就阻止了軸心國在大戰略的層次上取得更進一步的進展。在戰爭的後期，盟國陸軍、海軍、空軍戰鬥力的日益提高，能幹的軍事領導人湧現以及恰當的戰術和作戰方式，使得德國和日本在縱向的戰術和戰役層次上的早先的優勢在各種戰爭形式中和各個戰區內相繼喪失殆盡。
隨著盟國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處於有利地位，它們在橫向領域內取得的優勢終於在作戰中得到了體現。在縱橫向交匯的大戰略的層次上，隨著盟國對部分失地的收復、對軸心國工業區的轟炸破壞以及稍後對日本海上運輸線的潛艇攔截，情況發生了逆轉。那些從一開始就找錯了盟友，結錯了冤家的國家開始喪失它們早先通過大膽侵略而獲得的東西。這些大膽的侵略既是它們軍事才能的寫照，又是它們政治謀略拙劣的表現。最後，盟國在縱橫向兩個領域都處於有利地位，它在1945年的最後勝利是絕對肯定的。在剩下來的每個戰區內、由於在該戰區或該戰爭形式中早先所遭受的損失以及由於所有其它各個戰區積累下來的總損失，軸心國不僅在技術上、戰術上以及戰役上被盟國壓倒，而且部隊的數量也急劇減少。軸心國的種種困境反映了它們在橫向領域中徹底的和連續不斷的失敗。
可是，這種結果哪一部分能體現出戰略邏輯呢？的確，一次決策失誤並不會對大戰略的連續不斷的動態過程產生持續的影響。本來德國和日本在縱向領域內的日益衰弱應該在橫向領域內對它們有利，從而放慢甚至中斷它們的衰落。當盟國在各主要戰區內將獲得完全勝利之際，當戰後力量分布的輪廓已開始呈現的時候，這也正是反軸心聯盟本身趨於四分五裂之時：如果戰爭徑直繼續下去，英國和美國最終面臨與蘇聯的新的對抗。那時雙方都會亟需德國人和日本人成為自己的盟友。
對於技術和工業較落後的蘇聯來說，德國和日本的工業才能是它特別需要的。對英國人和美國人來說，在面對擁有強大地面力量的陸上強國蘇聯時，德國和日本的軍隊舉足輕重。如果德國和日本作為主要大國，都被徹底打敗和摧毀，蘇聯和英美雙方都休想在開始出現的戰後世界中得到的所需要德日的幫助。如果德國和日本政府以前不是把事情做得太絕，以至使任何和解都不再可能，兩國完全可以施展謀略，利用這個契機。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給美國人留下慘痛的記憶，而這傷痛因種族主義更使之刻骨銘心；如果不是納粹的所作所為震撼了全世界人民的良知，德國和日本本來可以利用殘留的力量和未來的潛力待價以沽，誘使蘇聯一方或英美另一方與之單獨媾和。儘管日本直到投降前夕成功地與蘇聯保持了和平，然而，德國和日本甚至沒有認認真真地試一試單獨媾和的可能性。這恰恰是德國和日本的國家謀略失敗之處。
看來史達林多少有些確信，英國將竭力勸導較單純的美國人在納粹德國徹底戰敗和德國無力幫助反對蘇聯之前與納粹德國結盟。在史達林看來，在未來的對抗中，英國和美國不與德國結成垂手可得的意義重大的同盟簡直不合邏輯。至少從1943年起，他就已經在為戰後的新衝突做準備。1939年史達林還曾全然不顧納粹的罪行輕而易舉地與德國結成了對蘇有利的同盟。因此，史達林認為，英國和美國將會做出他處於英美的位置上也會那樣做的事情，很可能使德國在一個沒有希特勒的新的軍政府的幌子下，只對蘇聯繼續進行戰爭。正因為如此，1944年7月20日德國發生未遂軍事政變的消息意使蘇聯疑竇叢生；對於任何英美人一旦與德國軍官接觸，蘇聯都犯疑心(在戰爭的最後幾周內，盟軍與德國進行局部性投降談判這種事情最終真的發生了。)。 [ 註：在英國人通報了有關美國人在伯爾尼與駐義大利德軍司令官們就德軍投降一事(提出了無異是無條件投降的要求)進行談判的情況後，蘇聯政府在莫洛托夫1945年3月22日致駐莫斯科英國大使的照會中斥責這種談判是一個反蘇陰謀。1945年4月3日，史達林致函羅斯福稱：“我也無法理解英國的沉默態度……儘管眾所周知，在伯爾尼搞的談判從頭至尾英國人都是主動的。”(邱吉爾：《勝利和悲劇》第44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