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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聯盟戰區飛彈和核攻擊飛機的抗毀性能不夠，其射程也無法達到蘇聯腹地，這一點也並不一定是不利因素。目前，聯盟的戰區核武器是對蘇聯進行威脅懲罰的手段，主要用於勸止蘇聯對空軍基地、港口、指揮中心和包括戰場核武器在內的其它軍事目標進行核攻擊。但是聯盟的戰區核武器的射程無法達到所有的蘇聯城市，而蘇聯戰區核武器的射程卻可以達到所有的歐洲城市。此外，在戰爭白熱化階段，蘇聯為了勸止聯盟使用核武器抵抗其入侵時，可以用戰區核武器對歐洲的城市進行威脅；而聯盟以同樣的方式反過來威脅蘇聯城市時，卻很可能刺激蘇聯對聯盟的戰區核武器設施發動先發制人的第一次打擊。
只有美國的洲際核武器才能構成有力的反威脅手段。因為即使在承受了第一次打擊的全部損失後，美國的洲際核武器的射程、防護裝置和數量仍足以保證其具備摧毀全部蘇聯城市的能力。美國對歐洲盟國的核保證的實質，也正是建立在這種反威脅手段之上的。對蘇聯城市的威脅使美國的城市也處於危險之中，要勸止蘇聯對歐洲城市的威脅，也就必須勸止聯盟對入侵的蘇聯軍隊使用核武器。
因此，美國與其盟國之間維繫北大西洋聯盟的基本默契是：歐洲承諾在平時抵抗蘇聯的恐嚇和在戰時抗擊其侵略；而美國則承諾在戰爭超出戰場核武器攻擊的範圍時，要分擔核戰爭的風險。聯盟的戰區核武器具有把核戰延伸到蘇聯境內的能力，但卻不足以對抗蘇聯對歐洲的所有核威脅。這樣，武裝力量中的強點和弱點都有助於維持美國與歐洲的生死與共的聯繫。如果戰區核力量更加強大，更加能夠自力更生，那麼這種聯繫乃至整個聯盟都會受到削弱。在反常邏輯的支配下，多就是少。
不對稱的核勸導
上面所舉的朝鮮是個特殊的例子，但它也能為我們提供如下啟示：在大多數情況下，勸止絕不是機械地使用潛在的軍事力量來對付正在發生的威脅和進攻，在許多需要進行威懾的背景中，並沒有現實的威脅，而只有最終出現威脅的可能性(有時甚至連這種可能性都顯得非常遙遠)。這種情況當然適用於目前在世界範圍內保持軍事力量平衡的核心問題，即蘇聯和美國為爭取獲得更多的核勸導能力而進行的相互鬥爭中。
奧本海默用“一個瓶子中的兩隻蠍子”比喻雙方的威脅，還有人提出了“恐怖平衡”的概念，這兩種情況都意味著雙方的威脅是對稱的，當然是指對另一方人口的威脅。而實際上，威脅程度的不對稱才是必然的。對蘇聯來說，只有當它自己率先發動了進攻(進攻性質可能是非核的，但卻是僅靠非核部隊抵擋不住的進攻)，進攻又是針對美國不可能放棄的利益時，美國或聯盟對蘇軍事基地等目標實施核攻擊的威脅才有可能變成實際的危險。蘇聯對歐洲的進攻就是這類進攻中最重要的例子，蘇聯如果發動橫掃伊朗直抵波斯灣的攻勢可能也屬這一類進攻。另一方面，對美國來說，只有當美國為了挽救歐洲或其它遙遠戰區的敗局，率先對蘇聯目標實施核攻擊時，蘇聯對美軍事目標實施核攻擊的威脅才會變成實際的危險。
只有到了第二階段，對城市實施核攻擊才會成為迫在眉睫的危險。此時，蘇聯威脅著美國和歐洲的城市，企圖以此勸止美國和聯盟：進一步實施核攻擊(這裡不是指對城市的核攻擊)；同時，美國也威脅著蘇聯的城市，以確保自己能夠進一步實施核攻擊；(不是針對城市的攻擊)。這樣，雙方非核力量之間的潛在的不對稱性，將支配核威脅演變的每一步進程。聯盟和美國雖然是防禦的一方，由於它們在非核力量方面處於劣勢，就必須首先用核攻擊威脅蘇聯，儘管不是針對城市的核攻擊。正因為如此，蘇聯雖然匯集了大批可以用於作戰的軍事力量，它也必須首先威脅對美國和盟國的城市實施核打擊。
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專門討論戰爭進程中雙方互相威脅“打擊對方軍事力量”的中間階段，而這一點恰恰是美蘇核競賽的動因。因為雙方擁有的核武器中大部分是用於打擊對方的核武器的，最精確的飛彈和最大當量的彈頭也都是為了這一目的而研製的。可是，在這裡仍然沒有什麼對稱性可言，核競賽不是由最高領導層“盲目的”直覺驅動的，而是由具有實質意義的動機驅動的。蘇聯對美國洲際核武器進行威脅，其主要目的是要勸止美國有選擇地使用這類核武器(如當蘇聯進行非核侵略或對海外軍事目標實施核攻擊做出反應)，蘇聯的威脅是：一旦美國使用了任何洲際核武器，就要把這類武器全部摧毀。它謀求通過這種方式使美國喪失使用洲際核力量時的靈活性，從而使這類武器除了用於自衛外，別無它用(但無論蘇聯發動何種形式的旨在打擊美軍事力量的進攻，美國都可以保留足夠的剩餘武器，以便摧毀蘇聯的城市)。美國對蘇聯洲際核武器進行威脅的主要目的恰恰是確保自己可以有選擇地使用核武器，美國的威脅是：摧毀蘇聯的核武器以挫敗其發動的旨在打擊美軍事力量的進攻。
核競賽主要是圍繞著美國是否有行動的自由、是否可以選擇性地使用少量核武器(不用於打擊城市)展開的。若不是美蘇都要滿足打擊對方軍事力量目標需求的話，雙方就不可能擁有現在這麼大規模的洲際核力量，它們雙方目前大約共有2萬枚核彈頭。 [ 註：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估計，1985年中期，美國擁有10174枚核彈頭，蘇聯擁有9987枚核彈頭。參見《1985-1986年軍事力量對比》第180頁。 ] 因為如果不把核武器本身放在打擊目標之列，目前已經部署的大部分武器就根本沒有值得打擊的目標。
只有美國的洲際核武器才能構成有力的反威脅手段。因為即使在承受了第一次打擊的全部損失後，美國的洲際核武器的射程、防護裝置和數量仍足以保證其具備摧毀全部蘇聯城市的能力。美國對歐洲盟國的核保證的實質，也正是建立在這種反威脅手段之上的。對蘇聯城市的威脅使美國的城市也處於危險之中，要勸止蘇聯對歐洲城市的威脅，也就必須勸止聯盟對入侵的蘇聯軍隊使用核武器。
因此，美國與其盟國之間維繫北大西洋聯盟的基本默契是：歐洲承諾在平時抵抗蘇聯的恐嚇和在戰時抗擊其侵略；而美國則承諾在戰爭超出戰場核武器攻擊的範圍時，要分擔核戰爭的風險。聯盟的戰區核武器具有把核戰延伸到蘇聯境內的能力，但卻不足以對抗蘇聯對歐洲的所有核威脅。這樣，武裝力量中的強點和弱點都有助於維持美國與歐洲的生死與共的聯繫。如果戰區核力量更加強大，更加能夠自力更生，那麼這種聯繫乃至整個聯盟都會受到削弱。在反常邏輯的支配下，多就是少。
不對稱的核勸導
上面所舉的朝鮮是個特殊的例子，但它也能為我們提供如下啟示：在大多數情況下，勸止絕不是機械地使用潛在的軍事力量來對付正在發生的威脅和進攻，在許多需要進行威懾的背景中，並沒有現實的威脅，而只有最終出現威脅的可能性(有時甚至連這種可能性都顯得非常遙遠)。這種情況當然適用於目前在世界範圍內保持軍事力量平衡的核心問題，即蘇聯和美國為爭取獲得更多的核勸導能力而進行的相互鬥爭中。
奧本海默用“一個瓶子中的兩隻蠍子”比喻雙方的威脅，還有人提出了“恐怖平衡”的概念，這兩種情況都意味著雙方的威脅是對稱的，當然是指對另一方人口的威脅。而實際上，威脅程度的不對稱才是必然的。對蘇聯來說，只有當它自己率先發動了進攻(進攻性質可能是非核的，但卻是僅靠非核部隊抵擋不住的進攻)，進攻又是針對美國不可能放棄的利益時，美國或聯盟對蘇軍事基地等目標實施核攻擊的威脅才有可能變成實際的危險。蘇聯對歐洲的進攻就是這類進攻中最重要的例子，蘇聯如果發動橫掃伊朗直抵波斯灣的攻勢可能也屬這一類進攻。另一方面，對美國來說，只有當美國為了挽救歐洲或其它遙遠戰區的敗局，率先對蘇聯目標實施核攻擊時，蘇聯對美軍事目標實施核攻擊的威脅才會變成實際的危險。
只有到了第二階段，對城市實施核攻擊才會成為迫在眉睫的危險。此時，蘇聯威脅著美國和歐洲的城市，企圖以此勸止美國和聯盟：進一步實施核攻擊(這裡不是指對城市的核攻擊)；同時，美國也威脅著蘇聯的城市，以確保自己能夠進一步實施核攻擊；(不是針對城市的攻擊)。這樣，雙方非核力量之間的潛在的不對稱性，將支配核威脅演變的每一步進程。聯盟和美國雖然是防禦的一方，由於它們在非核力量方面處於劣勢，就必須首先用核攻擊威脅蘇聯，儘管不是針對城市的核攻擊。正因為如此，蘇聯雖然匯集了大批可以用於作戰的軍事力量，它也必須首先威脅對美國和盟國的城市實施核打擊。
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專門討論戰爭進程中雙方互相威脅“打擊對方軍事力量”的中間階段，而這一點恰恰是美蘇核競賽的動因。因為雙方擁有的核武器中大部分是用於打擊對方的核武器的，最精確的飛彈和最大當量的彈頭也都是為了這一目的而研製的。可是，在這裡仍然沒有什麼對稱性可言，核競賽不是由最高領導層“盲目的”直覺驅動的，而是由具有實質意義的動機驅動的。蘇聯對美國洲際核武器進行威脅，其主要目的是要勸止美國有選擇地使用這類核武器(如當蘇聯進行非核侵略或對海外軍事目標實施核攻擊做出反應)，蘇聯的威脅是：一旦美國使用了任何洲際核武器，就要把這類武器全部摧毀。它謀求通過這種方式使美國喪失使用洲際核力量時的靈活性，從而使這類武器除了用於自衛外，別無它用(但無論蘇聯發動何種形式的旨在打擊美軍事力量的進攻，美國都可以保留足夠的剩餘武器，以便摧毀蘇聯的城市)。美國對蘇聯洲際核武器進行威脅的主要目的恰恰是確保自己可以有選擇地使用核武器，美國的威脅是：摧毀蘇聯的核武器以挫敗其發動的旨在打擊美軍事力量的進攻。
核競賽主要是圍繞著美國是否有行動的自由、是否可以選擇性地使用少量核武器(不用於打擊城市)展開的。若不是美蘇都要滿足打擊對方軍事力量目標需求的話，雙方就不可能擁有現在這麼大規模的洲際核力量，它們雙方目前大約共有2萬枚核彈頭。 [ 註：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估計，1985年中期，美國擁有10174枚核彈頭，蘇聯擁有9987枚核彈頭。參見《1985-1986年軍事力量對比》第180頁。 ] 因為如果不把核武器本身放在打擊目標之列，目前已經部署的大部分武器就根本沒有值得打擊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