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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懲罰規模的問題。我們知道，懲罰必須大到“不可接受”的地步，然而什麼樣的懲罰才是不可接受的呢？又是令什麼人不可接受呢？希特勒在末日來臨時曾宣稱：德國的毀滅不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合適的，因為德國人沒有為他贏得戰爭，這一點證明了他們的墮落。
那麼，用多大的損失威脅對方才算超過了可接受的限度呢？在這裡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核心的反常邏輯：要勸止的一方往往不是那些認為侵略不可思議的謙謙君子，而正是希特勒之輩，對他們來說，只要能維持自己的權力(甚至不能維持自己的權力)，付任何代價進行侵略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在這裡只考慮極端的情況，希特勒的行為並非沒有代表性，所以不能對他加以忽略。他正是需要勸止的典型人物。顯然只有打擊領導層的懲罰行為對他來說才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一旦這樣做了，便失去了任何在戰爭破壞超出限度前制止戰爭的希望。
在正常情況下，毀滅幾個城市對那些不那麼殘酷的領袖和統治階層來說就是不可接受的了。但是當危機變得尖銳激烈時，這種類型的懲罰恐怕也難以達到勸止目的。承諾過多時即便想審慎行事也會身不由已，雙方都可能處於一種沒有退路的困難境地，後退不但在感情上是難於接受的、在政治上也是危險的。誠然，危機是不常發生的，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機更是少見， [ 註：戰後時期涉及到美國，並考慮過使用核武器的危機包括：1946年的伊朗危機，1948年的柏林危機、1951年和1953年的朝鮮危機、1954年的金門、馬祖危機、1954年的印支危機、1956年的蘇伊世運河危機、1958年的金門、馬祖危機，195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機、1962年的古巴危機、1968年發生在朝鮮的“普韋布洛號”危機、1971年的印巴危機和1973年的阿以危機。在上述各次危機中，只有三次柏林危機和古巴飛彈危機可以明確地算作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機。 ] 然而，不是在正常環境中，而是在通情達理的領袖也會一意孤行的反常環境中才需要勸止。
上面講了通過懲罰達成核勸止有種種嚴重缺憾，通過拒止行為達成的非核勸止也有一個弱點：這種勸止會失敗，它過去失敗過，將來也還會失敗。原因很簡單，發動侵略的一方總是堅信自己會勝利，(無論這種信念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侵略的一方也有失敗的可能，但無論如何他們還是要發動戰爭，忍受戰爭帶來的痛苦。而通過懲罰行為達成的勸止則有可能避免戰爭，儘管這樣要冒極大的風險，一旦失敗，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歐洲的核勸止
朝鮮的人力資源和地理條件允許防禦的一方在狹小的戰線上部署重兵守衛；而在歐洲，地面部隊的比例對防禦的一方不利，如果把蘇聯的防空能力計算在內的話，防禦的一方在戰場和制空權中的優勢又不足以彌補自己的弱點。即使聯盟大幅度增加兵力，它在戰區戰略的層次上依然處於劣勢，因為它必須為保衛整片領土進行前沿防禦，而蘇聯進攻時可以隨意選擇狹窄正面地段集中兵力實施攻擊。即使在放棄前沿防禦(這樣做無異於使聯盟解體)和大大改善兵力對比的情況下，通過拒止行為達成的非核勸止仍然有可能失敗，因為蘇聯的軍政領導人會用不同的方式估價形勢。蘇聯領導人很可能會象他們的前任那樣，認為精心策劃的突然襲擊甚至可以挫敗比現在的聯盟還強大得多的防禦力量，而在這一點上，他們很可能是正確的。
由於通過拒止行為達成的勸止極不可靠和通過懲罰行為達成的勸止又極難預料，因此聯盟自1967年開始結合使用兩種手段達成勸止便不足為奇了。實際上，聯盟為於達到目的利用了各種手段，其中包括：不太充足的非核前線防禦部隊，抗毀性較差的戰場核武器系統(也用於拒止行為)，抗毀性也不太強的戰區核力量，以及美國的遠程核力量。美國的遠程核力量規模龐大，比戰場和戰區核武器的抗毀性強得多，但美國人是否會為了歐洲的利益使用這些核力量就很難說了。
上述各種力量的匱乏恰好與反常邏輯相符合。正是由於非核的前線防禦不夠完備，才有必要使用戰場核武器。我們可以設想：聯盟軍隊進行了數日的頑強抵抗，但蘇聯的入侵縱隊突破了聯盟的防線，聯盟的敗勢幾乎無法挽回。此時，發射核彈火炮和遠程核飛彈(這些武器眼看就要落入敵手)就不會遭到人們的非議了。相反，如果前線防禦部隊比較強大，它們成功地遏止了入侵之敵的最初進攻，使人們得到可以深思熟慮的喘息機會，此後，盟國政府就不太可能頂得住反對使用核武器的輿論，雖然在蘇聯馬上要發動第二梯隊的進攻時，使用戰場核武器是非常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如果非核的前線防禦部隊此現在強大得多，根本用不著使用戰場核武器，蘇聯則不能期待迅速地贏得非核戰爭的勝利，這樣，蘇聯就會轉而重新採取60年代的戰區戰略，即為了在前線打開缺口，提前使用自己的戰場核武器。
因此，按照通常的反常邏輯方式，如果聯盟非核部隊力量的增長超過了可以制止敵人的入侵和一場非全面攻勢的防禦頂點，其結果就會降低使用戰場核武器的可靠程度，從而削弱勸止作用。如果聯盟的非核力量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達到了更高的水平，沒有必要使用戰場核武器就可以解決問題，那麼，結果不但避免不了核戰爭，反而在戰爭爆發時會促使蘇聯首先使用核武器。當然蘇聯這樣做也會付出很大代價，使它沒有可能贏得一場乾淨的非核戰爭的勝利。但是，只有認為蘇聯對聯盟發動進攻不是由於它走投無路，而是它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審慎抉擇時，這一點才有意義。所以，聯盟各國政府不同意保持一支比現在規模大的非核力量，很可能說明它們對戰略的反常邏輯還是有一定的儘管不是系統的認識，而不僅僅是從經濟角度考慮問題，它們同樣認識到：多可以是少。
那麼，用多大的損失威脅對方才算超過了可接受的限度呢？在這裡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核心的反常邏輯：要勸止的一方往往不是那些認為侵略不可思議的謙謙君子，而正是希特勒之輩，對他們來說，只要能維持自己的權力(甚至不能維持自己的權力)，付任何代價進行侵略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在這裡只考慮極端的情況，希特勒的行為並非沒有代表性，所以不能對他加以忽略。他正是需要勸止的典型人物。顯然只有打擊領導層的懲罰行為對他來說才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一旦這樣做了，便失去了任何在戰爭破壞超出限度前制止戰爭的希望。
在正常情況下，毀滅幾個城市對那些不那麼殘酷的領袖和統治階層來說就是不可接受的了。但是當危機變得尖銳激烈時，這種類型的懲罰恐怕也難以達到勸止目的。承諾過多時即便想審慎行事也會身不由已，雙方都可能處於一種沒有退路的困難境地，後退不但在感情上是難於接受的、在政治上也是危險的。誠然，危機是不常發生的，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機更是少見， [ 註：戰後時期涉及到美國，並考慮過使用核武器的危機包括：1946年的伊朗危機，1948年的柏林危機、1951年和1953年的朝鮮危機、1954年的金門、馬祖危機、1954年的印支危機、1956年的蘇伊世運河危機、1958年的金門、馬祖危機，195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機、1962年的古巴危機、1968年發生在朝鮮的“普韋布洛號”危機、1971年的印巴危機和1973年的阿以危機。在上述各次危機中，只有三次柏林危機和古巴飛彈危機可以明確地算作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機。 ] 然而，不是在正常環境中，而是在通情達理的領袖也會一意孤行的反常環境中才需要勸止。
上面講了通過懲罰達成核勸止有種種嚴重缺憾，通過拒止行為達成的非核勸止也有一個弱點：這種勸止會失敗，它過去失敗過，將來也還會失敗。原因很簡單，發動侵略的一方總是堅信自己會勝利，(無論這種信念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侵略的一方也有失敗的可能，但無論如何他們還是要發動戰爭，忍受戰爭帶來的痛苦。而通過懲罰行為達成的勸止則有可能避免戰爭，儘管這樣要冒極大的風險，一旦失敗，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歐洲的核勸止
朝鮮的人力資源和地理條件允許防禦的一方在狹小的戰線上部署重兵守衛；而在歐洲，地面部隊的比例對防禦的一方不利，如果把蘇聯的防空能力計算在內的話，防禦的一方在戰場和制空權中的優勢又不足以彌補自己的弱點。即使聯盟大幅度增加兵力，它在戰區戰略的層次上依然處於劣勢，因為它必須為保衛整片領土進行前沿防禦，而蘇聯進攻時可以隨意選擇狹窄正面地段集中兵力實施攻擊。即使在放棄前沿防禦(這樣做無異於使聯盟解體)和大大改善兵力對比的情況下，通過拒止行為達成的非核勸止仍然有可能失敗，因為蘇聯的軍政領導人會用不同的方式估價形勢。蘇聯領導人很可能會象他們的前任那樣，認為精心策劃的突然襲擊甚至可以挫敗比現在的聯盟還強大得多的防禦力量，而在這一點上，他們很可能是正確的。
由於通過拒止行為達成的勸止極不可靠和通過懲罰行為達成的勸止又極難預料，因此聯盟自1967年開始結合使用兩種手段達成勸止便不足為奇了。實際上，聯盟為於達到目的利用了各種手段，其中包括：不太充足的非核前線防禦部隊，抗毀性較差的戰場核武器系統(也用於拒止行為)，抗毀性也不太強的戰區核力量，以及美國的遠程核力量。美國的遠程核力量規模龐大，比戰場和戰區核武器的抗毀性強得多，但美國人是否會為了歐洲的利益使用這些核力量就很難說了。
上述各種力量的匱乏恰好與反常邏輯相符合。正是由於非核的前線防禦不夠完備，才有必要使用戰場核武器。我們可以設想：聯盟軍隊進行了數日的頑強抵抗，但蘇聯的入侵縱隊突破了聯盟的防線，聯盟的敗勢幾乎無法挽回。此時，發射核彈火炮和遠程核飛彈(這些武器眼看就要落入敵手)就不會遭到人們的非議了。相反，如果前線防禦部隊比較強大，它們成功地遏止了入侵之敵的最初進攻，使人們得到可以深思熟慮的喘息機會，此後，盟國政府就不太可能頂得住反對使用核武器的輿論，雖然在蘇聯馬上要發動第二梯隊的進攻時，使用戰場核武器是非常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如果非核的前線防禦部隊此現在強大得多，根本用不著使用戰場核武器，蘇聯則不能期待迅速地贏得非核戰爭的勝利，這樣，蘇聯就會轉而重新採取60年代的戰區戰略，即為了在前線打開缺口，提前使用自己的戰場核武器。
因此，按照通常的反常邏輯方式，如果聯盟非核部隊力量的增長超過了可以制止敵人的入侵和一場非全面攻勢的防禦頂點，其結果就會降低使用戰場核武器的可靠程度，從而削弱勸止作用。如果聯盟的非核力量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達到了更高的水平，沒有必要使用戰場核武器就可以解決問題，那麼，結果不但避免不了核戰爭，反而在戰爭爆發時會促使蘇聯首先使用核武器。當然蘇聯這樣做也會付出很大代價，使它沒有可能贏得一場乾淨的非核戰爭的勝利。但是，只有認為蘇聯對聯盟發動進攻不是由於它走投無路，而是它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審慎抉擇時，這一點才有意義。所以，聯盟各國政府不同意保持一支比現在規模大的非核力量，很可能說明它們對戰略的反常邏輯還是有一定的儘管不是系統的認識，而不僅僅是從經濟角度考慮問題，它們同樣認識到：多可以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