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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邏輯取代線性邏輯，便導致了通常的後果。在靜態中，多可以是少，少亦可以是多。比如，破壞性較小的威脅可以激發出較多的勸導作用，因為災難性越小的行為越有可能付諸實施。而在動態中，我們又會遇到對立因素交匯甚至完全走向其反面的情況，用勸止措施達成某種目的的努力越有效，越有可能被對手的計謀所挫敗，甚至刺激走投無路的對手直接向自己發動進攻。二次大戰剛結束時，若不是西方國家那樣成功地勸止了蘇聯對東歐國家露骨地使用武力，蘇聯也不會從事如此大量的顛覆活動。今天，若不是在歐洲的北大西洋聯盟如此有效地勸止了蘇聯，它也不會在第三世界從事這麼多的冒險活動了。
我們已經看到在全球範圍內核勸止是如何受到挫敗的。挫敗它的方式包括各種各樣的間接的，可以輕易抵賴掉的侵略方式，其中有準政治和準軍事型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核武器的存在使美蘇雙方都得到勸止，避免了它們之間爆發直接的戰爭，但雙方卻通過其盟國、附庸國和過渡代理人之間進行的戰爭，發泄著對對方的敵意。因此，與大國列強之間的前所未有的和平同時出現的，是小國之間空前頻繁的戰爭。 [ 註：在這裡想對小國戰爭(如1912年的巴爾幹戰爭和1932-1938年的查科戰爭)的重心做一個評價。 ] 小國之間的戰爭不再是使用第二手武器的起鬨打鬧，而變成了代理人之間的激烈爭戰(1967年阿以戰爭後的各次戰爭中越來越多地使用了最先進的武器便是一例)，或曠日持久的消耗衝突(如柬埔寨和兩伊戰爭)。就這樣，核勸止的勝利反常地表現為似乎是無法勸止的非核暴力衝突的發生。
作為反常邏輯補救手段的第二次打擊
1940年5月後，美國艦隊泊於珍珠港，日本帝國對其進行的襲擊標誌著勸導的成功與失敗的交匯點。假若不是美國艦隊在那個前沿基地如此有效地勸止了日本對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侵略的話，它自己也就不可能遭到襲擊了。 [ 註：事實上，美國人沒有料想到日本會在1941年12月7日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原因之一是他們對太平洋艦隊的力量做了悲觀的估計。一位經歷了這次襲擊的人說：“我認為日本人在珍珠港向美國發動進攻是愚不可及的事。無論他們是否擊沉珍珠港的戰列艦，我們都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控制他們想控制的海域。”文森特·墨菲海軍上校在國會的證詞，《珍珠港事件國會聽證會文件彙編》第26節，第207頁，轉引自羅納德·斯佩克特所著《鷹擊紅日》(1985年)，第3頁。 ] 人們應該從對珍珠港的襲擊中汲取教訓：不要在沒有打算進行戰爭，沒有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的情況下，剝奪敵人除戰爭以外的其它選擇(1941年4月美對日實行貿易禁運，幾乎切斷了日本所有的石油供給)；美國不應該在反對德國和日本對別國的征服時拒絕參戰，致使歐洲大陸和中國的大部分領土淪於敵手，而最終還是由東條內閣為美國做出了參戰決定。即便人們沒有汲取上述兩點教訓，襲擊珍珠港事件還是給人們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這點是可以理解的。
人們從珍珠港的經驗中還是學到了一些東西，即如果某種武裝力量具有足夠的威脅性，可以勸止敵方對其它目標進行攻擊，它同時也會刺激對方對自己進行攻擊，除非未來的侵略者認為這種武裝力量在遭受打擊後仍能保持在足夠勸止自己的水平上。這樣就產生了“第二次打擊能力”的概念。這一概念在美國制定如何建設和部署核武器的軍事政策方面一直起著主要作用。 [ 註：與此相對的是“第一次打擊”。第一次打擊是旨在剝奪敵方核攻擊能力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的縮語。“第一次打擊”不同於“首先使用”核武器。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是針對敵方的核力量，而是為了制止敵方對歐洲進行的非核侵略，不使用核武器就無法抵抗這種侵略。由沃爾斯泰特、霍夫曼、盧茨和羅恩所寫的著名的蘭德公司的研究結果，《戰略空軍基地的選擇和使用》；(1954年)中，最先闡明了上述幾個術語的區別。艾伯特·沃爾斯泰特在1959年出版的《外交事務》一書中的題為“微妙的平衡”恐怖一文中，最先宣傳了上述術語之間的區別。他的妻子羅伯特·沃爾斯泰特對珍珠港事件進行了非常細緻的分析研究，於1962年出版了《珍珠港》一書。 ] “第二次打擊能力”的核心思想是：遭受攻擊後而不是這之前的軍事力量才具有威脅性，否則，軍事力量只能招惹敵人的進攻，起不到任何勸導作用。這一認識的實際後果是大量生產核武器及其指揮設施，並對其嚴加防護，以保證在遭受全面核攻擊後，仍能有相當數量的核武器保存下來。
勸導的模式
悄無聲息的，不定向的、無形的武裝勸導不但發揮著日常的效用，還能取得明確的勝利與失敗。這些勝敗造成的後果與戰爭勝敗造成的後果並無二致，如果一旦戰爭帶來的破壞得到恢復，戰爭中的犧牲者被掩埋的話。古羅馬人浴血奮戰兩個世紀之久，才征服了北非和整個伊比利亞；而他們只動用了很少幾次兵力，主要憑藉恐嚇手段就統治了古希臘的領土。 [ 註：羅馬人的恫嚇大多數是在虔誠的面具之下進行的(恰恰是羅馬的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宣布“解放所有的希臘人”)，然而，有時他們的恫嚇行徑也是赤裸裸毫無掩飾的。如在公元前168年，當安條克四世率領大軍前進時，羅馬使節拉埃內斯·波皮利烏斯攔住了他，直截了當地命令他撒出埃及和猶地亞。波皮利烏斯當時未帶任何軍隊，只攜帶著元老院的一紙決議，決議要求安條克四世要麼立即撤退，要麼與羅馬交戰。安條克請求給他考慮的時間，波皮利烏斯用手杖在沙地上圍著安條克劃了一個圓圈，要求他在走出圓圈之前予以答覆。雖然安條克遭受到極大的羞辱和損失(因為埃及的巨大財富已經垂手可得)，他還是服從了羅馬的命令。羅馬人剛剛戰勝並毀滅一個希臘國王，即馬其頓的佩爾修斯國王，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另一個國王。波利比奧斯在《通史》第29卷中生動地記述了這個歷史事件，我認為這個事件可以歸入本書中“逼從”的範疇內。 ] 同樣，希特勒不動干戈，完全靠武裝勸導的作用就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是德國人卻必須武力入侵波蘭。除了在入侵過程中遭受的損失外，兩個被征服的國家在遭入侵以後的其它方面沒有什麼不同之處。我們可以舉朝鮮的例子來從相反的角度說明這個問題。從1950年至1952年期間，我們用戰爭的手段成功地保衛了朝鮮，而在其後的時間中，我們是用花費小得多的武裝勸導的手段保衛朝鮮的，兩種手段達成的結果是相同的。朝鮮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教育意義，這倒不是因為它可以典型地說明如何進行勸阻，而是恰恰相反。人們對“威懾”有一種歪曲了的半機械的看法，認為：“威懾”是自己的行動，而不是企圖得到的對方的政治反應；在朝鮮問題中，這種看法的迷惑性較小，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其全部荒謬之所在。 [ 註：包括1983年10月9日在仰光暗殺南韓總統全斗煥及其最重要的軍政官員的企圖。在那次暗殺事件中，3名南韓的部長和15名其他官員被殺，很多人受傷。那次事件後，北韓改變了自己公開宣布的政策，在作者寫本書時，它繼續與南韓斷斷續續地進行著談判。 ]
我們已經看到在全球範圍內核勸止是如何受到挫敗的。挫敗它的方式包括各種各樣的間接的，可以輕易抵賴掉的侵略方式，其中有準政治和準軍事型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核武器的存在使美蘇雙方都得到勸止，避免了它們之間爆發直接的戰爭，但雙方卻通過其盟國、附庸國和過渡代理人之間進行的戰爭，發泄著對對方的敵意。因此，與大國列強之間的前所未有的和平同時出現的，是小國之間空前頻繁的戰爭。 [ 註：在這裡想對小國戰爭(如1912年的巴爾幹戰爭和1932-1938年的查科戰爭)的重心做一個評價。 ] 小國之間的戰爭不再是使用第二手武器的起鬨打鬧，而變成了代理人之間的激烈爭戰(1967年阿以戰爭後的各次戰爭中越來越多地使用了最先進的武器便是一例)，或曠日持久的消耗衝突(如柬埔寨和兩伊戰爭)。就這樣，核勸止的勝利反常地表現為似乎是無法勸止的非核暴力衝突的發生。
作為反常邏輯補救手段的第二次打擊
1940年5月後，美國艦隊泊於珍珠港，日本帝國對其進行的襲擊標誌著勸導的成功與失敗的交匯點。假若不是美國艦隊在那個前沿基地如此有效地勸止了日本對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侵略的話，它自己也就不可能遭到襲擊了。 [ 註：事實上，美國人沒有料想到日本會在1941年12月7日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原因之一是他們對太平洋艦隊的力量做了悲觀的估計。一位經歷了這次襲擊的人說：“我認為日本人在珍珠港向美國發動進攻是愚不可及的事。無論他們是否擊沉珍珠港的戰列艦，我們都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控制他們想控制的海域。”文森特·墨菲海軍上校在國會的證詞，《珍珠港事件國會聽證會文件彙編》第26節，第207頁，轉引自羅納德·斯佩克特所著《鷹擊紅日》(1985年)，第3頁。 ] 人們應該從對珍珠港的襲擊中汲取教訓：不要在沒有打算進行戰爭，沒有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的情況下，剝奪敵人除戰爭以外的其它選擇(1941年4月美對日實行貿易禁運，幾乎切斷了日本所有的石油供給)；美國不應該在反對德國和日本對別國的征服時拒絕參戰，致使歐洲大陸和中國的大部分領土淪於敵手，而最終還是由東條內閣為美國做出了參戰決定。即便人們沒有汲取上述兩點教訓，襲擊珍珠港事件還是給人們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這點是可以理解的。
人們從珍珠港的經驗中還是學到了一些東西，即如果某種武裝力量具有足夠的威脅性，可以勸止敵方對其它目標進行攻擊，它同時也會刺激對方對自己進行攻擊，除非未來的侵略者認為這種武裝力量在遭受打擊後仍能保持在足夠勸止自己的水平上。這樣就產生了“第二次打擊能力”的概念。這一概念在美國制定如何建設和部署核武器的軍事政策方面一直起著主要作用。 [ 註：與此相對的是“第一次打擊”。第一次打擊是旨在剝奪敵方核攻擊能力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的縮語。“第一次打擊”不同於“首先使用”核武器。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是針對敵方的核力量，而是為了制止敵方對歐洲進行的非核侵略，不使用核武器就無法抵抗這種侵略。由沃爾斯泰特、霍夫曼、盧茨和羅恩所寫的著名的蘭德公司的研究結果，《戰略空軍基地的選擇和使用》；(1954年)中，最先闡明了上述幾個術語的區別。艾伯特·沃爾斯泰特在1959年出版的《外交事務》一書中的題為“微妙的平衡”恐怖一文中，最先宣傳了上述術語之間的區別。他的妻子羅伯特·沃爾斯泰特對珍珠港事件進行了非常細緻的分析研究，於1962年出版了《珍珠港》一書。 ] “第二次打擊能力”的核心思想是：遭受攻擊後而不是這之前的軍事力量才具有威脅性，否則，軍事力量只能招惹敵人的進攻，起不到任何勸導作用。這一認識的實際後果是大量生產核武器及其指揮設施，並對其嚴加防護，以保證在遭受全面核攻擊後，仍能有相當數量的核武器保存下來。
勸導的模式
悄無聲息的，不定向的、無形的武裝勸導不但發揮著日常的效用，還能取得明確的勝利與失敗。這些勝敗造成的後果與戰爭勝敗造成的後果並無二致，如果一旦戰爭帶來的破壞得到恢復，戰爭中的犧牲者被掩埋的話。古羅馬人浴血奮戰兩個世紀之久，才征服了北非和整個伊比利亞；而他們只動用了很少幾次兵力，主要憑藉恐嚇手段就統治了古希臘的領土。 [ 註：羅馬人的恫嚇大多數是在虔誠的面具之下進行的(恰恰是羅馬的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宣布“解放所有的希臘人”)，然而，有時他們的恫嚇行徑也是赤裸裸毫無掩飾的。如在公元前168年，當安條克四世率領大軍前進時，羅馬使節拉埃內斯·波皮利烏斯攔住了他，直截了當地命令他撒出埃及和猶地亞。波皮利烏斯當時未帶任何軍隊，只攜帶著元老院的一紙決議，決議要求安條克四世要麼立即撤退，要麼與羅馬交戰。安條克請求給他考慮的時間，波皮利烏斯用手杖在沙地上圍著安條克劃了一個圓圈，要求他在走出圓圈之前予以答覆。雖然安條克遭受到極大的羞辱和損失(因為埃及的巨大財富已經垂手可得)，他還是服從了羅馬的命令。羅馬人剛剛戰勝並毀滅一個希臘國王，即馬其頓的佩爾修斯國王，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另一個國王。波利比奧斯在《通史》第29卷中生動地記述了這個歷史事件，我認為這個事件可以歸入本書中“逼從”的範疇內。 ] 同樣，希特勒不動干戈，完全靠武裝勸導的作用就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是德國人卻必須武力入侵波蘭。除了在入侵過程中遭受的損失外，兩個被征服的國家在遭入侵以後的其它方面沒有什麼不同之處。我們可以舉朝鮮的例子來從相反的角度說明這個問題。從1950年至1952年期間，我們用戰爭的手段成功地保衛了朝鮮，而在其後的時間中，我們是用花費小得多的武裝勸導的手段保衛朝鮮的，兩種手段達成的結果是相同的。朝鮮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教育意義，這倒不是因為它可以典型地說明如何進行勸阻，而是恰恰相反。人們對“威懾”有一種歪曲了的半機械的看法，認為：“威懾”是自己的行動，而不是企圖得到的對方的政治反應；在朝鮮問題中，這種看法的迷惑性較小，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其全部荒謬之所在。 [ 註：包括1983年10月9日在仰光暗殺南韓總統全斗煥及其最重要的軍政官員的企圖。在那次暗殺事件中，3名南韓的部長和15名其他官員被殺，很多人受傷。那次事件後，北韓改變了自己公開宣布的政策，在作者寫本書時，它繼續與南韓斷斷續續地進行著談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