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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的所作所為並非前無古人，更不是後無來者。其後，埃及納塞爾的行徑與他如出一轍，赫魯雪夫在美蘇飛彈存在差距的年代中使用的伎倆則比墨索里尼更勝一籌。我們現在對蘇聯1955年至1962年間在轟炸機和原子火箭方面的所謂的“巨大實力”有所了解，其實蘇聯當時只有少量轟炸機，以後又有了幾枚龐大的，根本不能使用的飛彈。但是蘇聯人精心策劃自己的講話，又為自己製造了探測太空先驅者的光輝形象，而這一首創的太空飛行也被巧妙地用來誇大所取得的真實成果。 [ 註：蘇聯的首次三人環繞地球的宇宙飛行就是這種情況，當時是把一個乘員硬塞進了應由二人乘坐的宇宙飛船中。有關赫魯雪夫的欺騙政策及其後果，請參閱霍雷利克和拉什所著《戰略力量與蘇聯的外交政策》(1966年)。 ]
可是武裝勸導正是以這種方式發揮作用的：這裡沒有運動過程中的客觀真理，人們只能憑藉大量的印象盡其所能地對事物進行推斷，因此，就有很多機會製造錯覺，進行欺騙。
國家意志
只有在被認為有可能實際使用軍事力量的情況下，軍事力量才能起勸止和勸行的作用，因此，形上學政治學推理中的那個大主體，即所謂領袖和國家的“意志”，在勸導現象中僅僅是簡單的數學公式而已。我們姑且不論所有其它會產生影響的因素，武裝力量對別人的作用等於被人認識到的武裝力量乘以被人認識到的使用該力量的決心。如果沒有這種決心，最強的武裝力量(既使別人充分認識到其實力)，也起不到任何勸止和勸行的作用。對那些總是向外界表示自己執著地追求和平的國家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將從自己擁有的武裝力量中得不到什麼勸導作用。例如，瑞典雖然按歐洲的標準看也算得上是個軍事強國了，但近年來卻始終不能勸止蘇聯潛艇對其領海進行頻繁的入侵。至少從勸導作用的角度講，顯示和平誠意的政策往往被認為軟弱可欺，反而會得不到和平。
誠然也有少數幾個國家滿足於擺出一付招惹不起的好戰姿態，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勸導作用可以犧牲其它利益。但大多數國家既不會不顧一切地尋求和平，也不會一有機會就打仗，因此，這些國家處於一個典型的戰略困境中，面臨著反常邏輯的另一面。要想避免使用武力，同時又要保護自己的利益，這些國家必須申明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這樣才有可能用武裝力量進行勸行和勸止，而這恰恰是一心一意要避免戰爭的國家所不想要，也不願意保持下去的名聲。國內政治中常會出現一些由非戰略性的感情和自我形象帶來的需求和欲望，這些需求和欲望可以大幅度地削弱潛在的勸導作用，並導致一定的後果。擺脫困境的最常用的方式是做一付兩雙面臉譜：一方面宣布自己致力於和平，決不侵略它國；另一方面又宣布自己隨時準備在遭到攻擊的情況下堅決回擊敵人。這種簡單的方式對只需保護自己的國家來說固然有效，但卻不適用於大國列強。因為大國列強必須保護別國才能名符其實，所以這些大國列強又重新回到困境之中，它們宣布採取的立場必須能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要顯示出使別的國家放心的和平誠意，而另一方面要真想使別的國家放心，又不能一味追求和平。
在多邊聯盟中，為了避免使用武力就必須獲得勸導作用，這種努力往往處於危機之中。聯盟咄咄逼人的好戰態度使一些邊緣國家感到恐懼，便考慮要退出聯盟；而另一些國家又因聯盟的立場軟弱也想退出來。根據反常邏輯的慣例，那些被認為最願意動用武力的國家到頭來反而最不必使用武力。軍事帝國的秘密也正在於此。要不是別的國家對它們的意志曲意奉迎不動干戈的話，它們對別國的廣泛侵擾早就使自己陷入連綿不斷的全面戰爭中了。
用明確的要求或明確的拒絕這種方式公然謀求積極或消極的勸導作用的情況很少，勸導作用一般總是悄然產生的。目前的國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勸導作用維護的，而正是人們對武裝力量的看法導致了勸導作用的悄然產生。這種情況就象法庭和警察維護著私有財產權一樣。潛移默化的勸導作用不僅是不受指導的，也是意識不到的。武裝力量的保持旨在使制度延續下去，準備對外進行戰爭，對內實行鎮壓；有時保持武裝力量僅僅是一種傳統；總之很少有什麼人保持武裝力量是為了有意識地獲取勸導作用。 [ 註：既然大國奢談威懾的公開目的已成為時尚，在使保持兵力變得合理化的過程中，更有可能直言不諱地談威懾的公開目的。 ]
勸導中的反常邏輯
無論是否有人有意識地謀求勸導作用，只要世界上還有國家視別國的軍事力量為己之保護，從而勸服自己做出友好表示，或視別國的軍事力量為己之威脅，從而勸止自己採取敵對行動，武裝勸導就會發生作用。由於武裝勸導是一種衝突現象，它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武裝勸導受反常邏輯的制約。一旦武裝勸導對別人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了影響，套用線性邏輯對其進行分析就變得不合時宜。正如戰爭行為會激發戰略邏輯本身的運動一樣，武裝勸導導致的後果既有受人歡迎之處，又有令人難堪之處。至於勸導是不是由本來準備用於其它目的的軍事力量自發地產生出來的，那是無關緊要之事。
可是武裝勸導正是以這種方式發揮作用的：這裡沒有運動過程中的客觀真理，人們只能憑藉大量的印象盡其所能地對事物進行推斷，因此，就有很多機會製造錯覺，進行欺騙。
國家意志
只有在被認為有可能實際使用軍事力量的情況下，軍事力量才能起勸止和勸行的作用，因此，形上學政治學推理中的那個大主體，即所謂領袖和國家的“意志”，在勸導現象中僅僅是簡單的數學公式而已。我們姑且不論所有其它會產生影響的因素，武裝力量對別人的作用等於被人認識到的武裝力量乘以被人認識到的使用該力量的決心。如果沒有這種決心，最強的武裝力量(既使別人充分認識到其實力)，也起不到任何勸止和勸行的作用。對那些總是向外界表示自己執著地追求和平的國家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將從自己擁有的武裝力量中得不到什麼勸導作用。例如，瑞典雖然按歐洲的標準看也算得上是個軍事強國了，但近年來卻始終不能勸止蘇聯潛艇對其領海進行頻繁的入侵。至少從勸導作用的角度講，顯示和平誠意的政策往往被認為軟弱可欺，反而會得不到和平。
誠然也有少數幾個國家滿足於擺出一付招惹不起的好戰姿態，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勸導作用可以犧牲其它利益。但大多數國家既不會不顧一切地尋求和平，也不會一有機會就打仗，因此，這些國家處於一個典型的戰略困境中，面臨著反常邏輯的另一面。要想避免使用武力，同時又要保護自己的利益，這些國家必須申明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這樣才有可能用武裝力量進行勸行和勸止，而這恰恰是一心一意要避免戰爭的國家所不想要，也不願意保持下去的名聲。國內政治中常會出現一些由非戰略性的感情和自我形象帶來的需求和欲望，這些需求和欲望可以大幅度地削弱潛在的勸導作用，並導致一定的後果。擺脫困境的最常用的方式是做一付兩雙面臉譜：一方面宣布自己致力於和平，決不侵略它國；另一方面又宣布自己隨時準備在遭到攻擊的情況下堅決回擊敵人。這種簡單的方式對只需保護自己的國家來說固然有效，但卻不適用於大國列強。因為大國列強必須保護別國才能名符其實，所以這些大國列強又重新回到困境之中，它們宣布採取的立場必須能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要顯示出使別的國家放心的和平誠意，而另一方面要真想使別的國家放心，又不能一味追求和平。
在多邊聯盟中，為了避免使用武力就必須獲得勸導作用，這種努力往往處於危機之中。聯盟咄咄逼人的好戰態度使一些邊緣國家感到恐懼，便考慮要退出聯盟；而另一些國家又因聯盟的立場軟弱也想退出來。根據反常邏輯的慣例，那些被認為最願意動用武力的國家到頭來反而最不必使用武力。軍事帝國的秘密也正在於此。要不是別的國家對它們的意志曲意奉迎不動干戈的話，它們對別國的廣泛侵擾早就使自己陷入連綿不斷的全面戰爭中了。
用明確的要求或明確的拒絕這種方式公然謀求積極或消極的勸導作用的情況很少，勸導作用一般總是悄然產生的。目前的國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勸導作用維護的，而正是人們對武裝力量的看法導致了勸導作用的悄然產生。這種情況就象法庭和警察維護著私有財產權一樣。潛移默化的勸導作用不僅是不受指導的，也是意識不到的。武裝力量的保持旨在使制度延續下去，準備對外進行戰爭，對內實行鎮壓；有時保持武裝力量僅僅是一種傳統；總之很少有什麼人保持武裝力量是為了有意識地獲取勸導作用。 [ 註：既然大國奢談威懾的公開目的已成為時尚，在使保持兵力變得合理化的過程中，更有可能直言不諱地談威懾的公開目的。 ]
勸導中的反常邏輯
無論是否有人有意識地謀求勸導作用，只要世界上還有國家視別國的軍事力量為己之保護，從而勸服自己做出友好表示，或視別國的軍事力量為己之威脅，從而勸止自己採取敵對行動，武裝勸導就會發生作用。由於武裝勸導是一種衝突現象，它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武裝勸導受反常邏輯的制約。一旦武裝勸導對別人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了影響，套用線性邏輯對其進行分析就變得不合時宜。正如戰爭行為會激發戰略邏輯本身的運動一樣，武裝勸導導致的後果既有受人歡迎之處，又有令人難堪之處。至於勸導是不是由本來準備用於其它目的的軍事力量自發地產生出來的，那是無關緊要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