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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載表明，專制國家可以與別國相安無事，而民主政府則可能黷武好戰。19世紀，隨著英國民主化程度的增加，英國也變得越來越具有侵略性，它征服了南亞大部分地區和整個南部非洲。法國，特別是它於1871年建立了民主政府後，變為英國進行帝國擴張的主要競爭對手。我們也無法用某個時代崇尚的精神解釋全部問題，直到今天，只要有機會，兩國的選民仍然全心全意地支持本國政府在海外使用武力。
由此可見，國民的意願並沒有什麼大的差異，只是在行動的有效程度上有些差異。這種差異在民主政府遏制專制政府的鬥爭中，明白無誤地顯示出來。民主政府致力於國家的繁榮昌盛；專制政府謀求獲得霸權，處心積慮地用其國內慣用的手段處理外交事務。民主政府鼓勵生產中的創造性，在科技領域中輕而易舉地保持著領先地位；而在運用詭秘、欺詐、恫嚇和武力等手段方面，精於此道的專制政府則略勝一籌。戰爭可以消除差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等民主國家恰恰是在使用詭秘和欺詐手段方面，明顯地勝過敵人。現在回想起來；德國人和日本人在這方面真是太天真了。然而，不可否認，用線性邏輯處理和平時期國際政治中的衝突是民主政府的一個根本弱點。這一弱點會對力量的對比產生嚴重的影響。
第十三章 武裝勸導
愛德華·魯特瓦克 [美國]
[出自《戰略——戰爭與和平的邏輯》] 1992
外交、宣傳與欺騙
國家意志
勸導中的反常邏輯
作為反常邏輯補救手段的第二次打擊
勸導的模式
歐洲的核勸止
不對稱的核勸導
無論我們根據不適當的線性邏輯制定的目標，或是根據適當的衝突的目標來對出現在大戰略層次上的結果加以說明，把這些結果說成是“最終”的，只意味著它們標誌著戰略在其橫向和縱向中的相互作用已經完結，這時所有的外部聯繫都已在各個軍事層次上留下了各自的影響。因為戰略邏輯的運動永無止境，至少對那些在該邏輯運行機制中生存下來的人來說是這樣的，所以一切結局，包括正式締約的勝利和失敗，都僅是暫時的結果，它們註定還要發生變化，而變化恰恰是結果引起的反作用造成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大戰略層次上在正常情況下出現的結果，即與戰爭相對立的“武裝勸導”的結果，並不因為沒有荷槍實彈的武裝衝突而失去其實質意義。事實上，武裝勸導就是實力，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國家從軍事實力中獲取的那部分國力。
雖然最初引入武裝勸導這個術語是與核武器對世界政治的奇特影響密切相關的，但它卻與暴力有一樣悠久的歷史。如果使用暴力的人不企求依靠暴力獲得好處，而被施加暴力的人又不懼怕暴力的危害，暴力便毫無用處了。正如我們所知，我們需要這個新的術語，以糾正忽略普遍現象而只強調其一個方面的政治和文化偏見。武裝勸導與“威懾”(或“勸止”)的關係，就相當於總體力量與防禦力量的關係。介紹完總的概念後，我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描述武裝勸導的各種形式了。勸止是力量的消極形式；勸行是力量的積極形式，表現於敵人被迫按我方意志行事，或規勸朋友保持友誼，以便在危難之際得到我方的武裝援助。
勸行可以用於敵友雙方，勸止卻只能用於敵人，而且總是用敵人自己的行為對其進行勸止。勸導的意義不在於保持某種武裝力量，而在於用這種武裝力量引起他人的反應，使他們做出的決定可以帶來所希望的結果。他人在做決定必須依據他們的判斷和感情，決定也可以反映出他們的世界觀，其中包括對面前的武裝力量的看法，對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及其情景的預測，以及對他人使用武裝力量支持或打擊他們的可能性的估計。把某種特定的武力說成是“威懾力量”(或“威逼力量”)，意味著可以通過保持那種武力達到勸止的目的。這種說法混淆了主體和客體，會引起極大的誤解，所謂的威懾力量其實是被動的客體，而要影響的一方才是有知覺的、主動的主體，它可以自己選擇是否受別人的勸止。 [ 註：該術語早就使用，1940年5月以後部署在前沿基地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便被明確地說成是一種“威懾力量”。然而，太平洋艦隊本身並不比其它任何力量的懾止作用強。日本人不僅拒絕接受太平洋艦隊的勸止，反而向這支似乎威脅著他們的東南亞入侵計劃的部隊發動攻擊。雖然長期來在用語上不很嚴格，但我們還是可以從珍珠港事件上得到很多教益，後面還要講到這一點。 ]
實際的和潛在的軍事力量的看法可以產生勸導作用。由於對戰爭持續時間的設想不問，對國家進行戰爭動員所需的經濟和人員實力的估計不同，產生出來的勸導作用可能與實際情況相符合，可能低於實際情況，也可能根本就產生不了任何勸導作用。例如，50年代流行的看法認為：美蘇之間的戰爭將從一開始就是核戰爭，而且戰爭持續的時間將會非常短暫，這種看法使美國本來可以依仗其大大優於蘇聯的工業動員能力而擁有的勸導力受到削弱。從那時開始，蘇聯的軍事政策越來越強調為進行持久的非核戰爭進行準備， [ 註：蘇軍結構方面的變化證明了這一點，特別是蘇軍重新建立了由高級司令部控制的炮兵部隊，其目的在於提供昂貴的非核火力。參見附錄Ⅱ。 ] 而美國的戰爭動員能力卻每況愈下，偏偏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戰爭動員能力又得到了人們的確認，這真是具有雙重的諷刺意味。
由此可見，國民的意願並沒有什麼大的差異，只是在行動的有效程度上有些差異。這種差異在民主政府遏制專制政府的鬥爭中，明白無誤地顯示出來。民主政府致力於國家的繁榮昌盛；專制政府謀求獲得霸權，處心積慮地用其國內慣用的手段處理外交事務。民主政府鼓勵生產中的創造性，在科技領域中輕而易舉地保持著領先地位；而在運用詭秘、欺詐、恫嚇和武力等手段方面，精於此道的專制政府則略勝一籌。戰爭可以消除差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等民主國家恰恰是在使用詭秘和欺詐手段方面，明顯地勝過敵人。現在回想起來；德國人和日本人在這方面真是太天真了。然而，不可否認，用線性邏輯處理和平時期國際政治中的衝突是民主政府的一個根本弱點。這一弱點會對力量的對比產生嚴重的影響。
第十三章 武裝勸導
愛德華·魯特瓦克 [美國]
[出自《戰略——戰爭與和平的邏輯》] 1992
外交、宣傳與欺騙
國家意志
勸導中的反常邏輯
作為反常邏輯補救手段的第二次打擊
勸導的模式
歐洲的核勸止
不對稱的核勸導
無論我們根據不適當的線性邏輯制定的目標，或是根據適當的衝突的目標來對出現在大戰略層次上的結果加以說明，把這些結果說成是“最終”的，只意味著它們標誌著戰略在其橫向和縱向中的相互作用已經完結，這時所有的外部聯繫都已在各個軍事層次上留下了各自的影響。因為戰略邏輯的運動永無止境，至少對那些在該邏輯運行機制中生存下來的人來說是這樣的，所以一切結局，包括正式締約的勝利和失敗，都僅是暫時的結果，它們註定還要發生變化，而變化恰恰是結果引起的反作用造成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大戰略層次上在正常情況下出現的結果，即與戰爭相對立的“武裝勸導”的結果，並不因為沒有荷槍實彈的武裝衝突而失去其實質意義。事實上，武裝勸導就是實力，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國家從軍事實力中獲取的那部分國力。
雖然最初引入武裝勸導這個術語是與核武器對世界政治的奇特影響密切相關的，但它卻與暴力有一樣悠久的歷史。如果使用暴力的人不企求依靠暴力獲得好處，而被施加暴力的人又不懼怕暴力的危害，暴力便毫無用處了。正如我們所知，我們需要這個新的術語，以糾正忽略普遍現象而只強調其一個方面的政治和文化偏見。武裝勸導與“威懾”(或“勸止”)的關係，就相當於總體力量與防禦力量的關係。介紹完總的概念後，我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描述武裝勸導的各種形式了。勸止是力量的消極形式；勸行是力量的積極形式，表現於敵人被迫按我方意志行事，或規勸朋友保持友誼，以便在危難之際得到我方的武裝援助。
勸行可以用於敵友雙方，勸止卻只能用於敵人，而且總是用敵人自己的行為對其進行勸止。勸導的意義不在於保持某種武裝力量，而在於用這種武裝力量引起他人的反應，使他們做出的決定可以帶來所希望的結果。他人在做決定必須依據他們的判斷和感情，決定也可以反映出他們的世界觀，其中包括對面前的武裝力量的看法，對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及其情景的預測，以及對他人使用武裝力量支持或打擊他們的可能性的估計。把某種特定的武力說成是“威懾力量”(或“威逼力量”)，意味著可以通過保持那種武力達到勸止的目的。這種說法混淆了主體和客體，會引起極大的誤解，所謂的威懾力量其實是被動的客體，而要影響的一方才是有知覺的、主動的主體，它可以自己選擇是否受別人的勸止。 [ 註：該術語早就使用，1940年5月以後部署在前沿基地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便被明確地說成是一種“威懾力量”。然而，太平洋艦隊本身並不比其它任何力量的懾止作用強。日本人不僅拒絕接受太平洋艦隊的勸止，反而向這支似乎威脅著他們的東南亞入侵計劃的部隊發動攻擊。雖然長期來在用語上不很嚴格，但我們還是可以從珍珠港事件上得到很多教益，後面還要講到這一點。 ]
實際的和潛在的軍事力量的看法可以產生勸導作用。由於對戰爭持續時間的設想不問，對國家進行戰爭動員所需的經濟和人員實力的估計不同，產生出來的勸導作用可能與實際情況相符合，可能低於實際情況，也可能根本就產生不了任何勸導作用。例如，50年代流行的看法認為：美蘇之間的戰爭將從一開始就是核戰爭，而且戰爭持續的時間將會非常短暫，這種看法使美國本來可以依仗其大大優於蘇聯的工業動員能力而擁有的勸導力受到削弱。從那時開始，蘇聯的軍事政策越來越強調為進行持久的非核戰爭進行準備， [ 註：蘇軍結構方面的變化證明了這一點，特別是蘇軍重新建立了由高級司令部控制的炮兵部隊，其目的在於提供昂貴的非核火力。參見附錄Ⅱ。 ] 而美國的戰爭動員能力卻每況愈下，偏偏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戰爭動員能力又得到了人們的確認，這真是具有雙重的諷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