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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外交可以在任何衝突環境中達成多種目的，在戰爭進程中，外交尤其有效，(儘管)未必能使戰爭結束。在朝鮮和越南戰爭中交戰與直接談判並存的情況恢復了以往的傳統；而兩次大戰中交戰國之間不直接開展外交的現象才有悖於常理。現在回想起來，人們普遍認為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摒棄外交手段的作法，是領導層對民眾感情做出的讓步(民眾感情又是由領導層操縱的宣傳活動煽動起來的)，也是所謂“民主”戰爭的特有殘暴性的證明。
軍備控制問題
即便在重大問題上的利益衝突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也可以就明確具體的小問題開展切實的、線性邏輯的合作外交。這種外交活動把持續不斷的敵意從各方認為不合適的途徑中引開，從而使一方，乃至各方得到好處(很可能是宣傳方面的好處)。解決領土爭端時，雙方承認某些國家為緩衝國，並保證不對緩衝國採取任何擴張行動，便是合作外交的最好體現，儘管雙方在其它地區仍在尋求擴張。美蘇之間的衝突主要不是領土爭端，而是一種沒有戰爭的戰爭，因此，1955年規定奧地利為緩衝國的國家條約不能算美蘇之間合作外交的典型；而1962年簽署的禁止在大氣層中進行核試驗的條約倒稱得上是合作外交的典範。核競賽既是美蘇之間鬥爭的一種表現，也是戰爭的最重要的替代形式。雙方熱衷於核競賽的勁頭並沒有因簽署條約有所減弱，但一致同意雙方的競賽活動不是在大氣層內進行核爆試驗，這不但對美蘇雙方，而且對其它國家都有好處。
然而，成功帶來的誤解是把衝突能量的轉移錯誤地當作衝突的部分解決，從而錯誤地認為只要一部分、一部分地繼續達成協議，就可以最終解決衝突。因此，人們經常錯把軍備控制談判說成解決衝突的一種方式，其實，這類談判只能影響衝突的表面徵候，即衝突導致的軍事競爭，另一方面，也要承認談判本身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因為軍備控制本身只能改變競爭方向，卻不能壓抑競爭動因，所以，軍備限制協議的結果究竟如何，取決於被有效地限制的具體武器系統和新發展的武器系統(由於限制了舊的武器系統，可以將資源轉而投入新武器系統的研製)的特點。前者是已知的，後者是未知的。謀求軍備控制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場賭博，在賭博中，善於創新的一方(美蘇雙方中往往是美國)總處於有利地位。限制了舊武器系統的數量，會加速新武器系統的發展，使整個衝突關係中出現周期性的緊張局面。一旦研製出具有出人意料效用的新武器系統，便會打破雙方既定的力量相互作用的模式，使雙方關係緊張。因此，在評估軍備控制談判的安定作用時，也要考慮所謂“創新衝擊”帶來的影響。
謀求軍備控制的過程本身要受反常邏輯的制約，如果確實通過談判達成某種限制軍備競賽有效的協議的話(裝點門面的協議在戰略意義上講不是實質現象，因而可以逃脫反常邏輯的制約)。人們執著追求的軍備控制與戰略領域中任何其它活動一樣，都將在達到某個頂點(即達成一定數量的限制協議)之後，自取失敗。
“核查”(即確保限制協議履行的程序和手段)的機制，恰恰是軍備控制自取滅亡的手段，而不是其原因。核查是軍備控制的必要條件，核查又依賴衛星觀測、雷達跟蹤、信號情報等手段才能進行。無法核查的武器就得不到限制，而事實上並非所有武器都非常穩定和明顯，使人們可以對它們進行探測和可靠的計算。而且並非所有的武器系統的性能都那麼顯而易見，使人們可以對其進行評估。如果所有現存武器系統的數量和性能都可以核查，共同達成的條約又能成功地限制這些現存武器系統，人們就會把研製精力和生產資源轉向獲得那些尚未控制的新武器系統，其中一部分新武器系統的數量很穩定可以計算，對其性能也可以遙測，但另一部分則不行。如果可以核查的那部分新武器系統又遭到禁止，人們便會進而研製更新的武器系統，其中一部分可以核查，一部分則無法核查。這樣不斷發展下去的最終結果，是所有可以核查的武器都被有效地禁止了，一切研製生產資源都會轉投到那些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不能核查，因而沒有遭到禁止的武器系統中去。到那時，軍備競賽還會持續，而軍備控制卻可能結束了，它是被自己的成功斷送掉的，就象完善的反坦克武器使坦克從戰場上銷聲匿跡一樣，也就象孤軍深入的軍隊自取滅亡一樣。
但是，我們不能因軍備控制充其量只能對特定的武器系統進行某些限制便譴責謀求軍備控制的努力，因為軍備控制本來的目的就在於此。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把軍備控制視為消除敵意的靈丹妙藥和裁軍的前奏，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對軍備控制本身橫加責備。致力於本國繁榮昌盛的民主政府在國內政治中犯這種錯誤是再自然不過了，因為它們的日常政務工作就是調解各方利益的衝突。
線性思維制定的國內目標和國際政治衝突方面的目標不相一致的情況並不是一種普遍現象。在國內依靠戰爭手段統治國家的政府在國際事務中遵循線性邏輯行事的情況較少，其原因並不在於這類國家的領導人對反常邏輯有更深刻的理解 [ 註：他們未必通曉此理，雖然馬克思的學說中包含的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傾向與戰略觀點是一致的。在辯證法和本書中闡述的反常邏輯之間有著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 ] ，他們甚至可能是對此道一竅不通的大老粗。但是，他們進行國內控制時習慣用詭秘、欺詐、恫嚇和武力等手段，並可以從成功與失敗的模式中窺見戰略邏輯的概貌，從而受到戰略學的教育。國內實行民主政治的政府容易在對外政策中套用線性邏輯；而在國內政治中實行強迫控制的領導人則容易在對外事務中運用衝突的邏輯。事實上，所謂的侵略天性並不存在，國家的政體與樂於發動戰爭的傾向毫不相干。
軍備控制問題
即便在重大問題上的利益衝突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也可以就明確具體的小問題開展切實的、線性邏輯的合作外交。這種外交活動把持續不斷的敵意從各方認為不合適的途徑中引開，從而使一方，乃至各方得到好處(很可能是宣傳方面的好處)。解決領土爭端時，雙方承認某些國家為緩衝國，並保證不對緩衝國採取任何擴張行動，便是合作外交的最好體現，儘管雙方在其它地區仍在尋求擴張。美蘇之間的衝突主要不是領土爭端，而是一種沒有戰爭的戰爭，因此，1955年規定奧地利為緩衝國的國家條約不能算美蘇之間合作外交的典型；而1962年簽署的禁止在大氣層中進行核試驗的條約倒稱得上是合作外交的典範。核競賽既是美蘇之間鬥爭的一種表現，也是戰爭的最重要的替代形式。雙方熱衷於核競賽的勁頭並沒有因簽署條約有所減弱，但一致同意雙方的競賽活動不是在大氣層內進行核爆試驗，這不但對美蘇雙方，而且對其它國家都有好處。
然而，成功帶來的誤解是把衝突能量的轉移錯誤地當作衝突的部分解決，從而錯誤地認為只要一部分、一部分地繼續達成協議，就可以最終解決衝突。因此，人們經常錯把軍備控制談判說成解決衝突的一種方式，其實，這類談判只能影響衝突的表面徵候，即衝突導致的軍事競爭，另一方面，也要承認談判本身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因為軍備控制本身只能改變競爭方向，卻不能壓抑競爭動因，所以，軍備限制協議的結果究竟如何，取決於被有效地限制的具體武器系統和新發展的武器系統(由於限制了舊的武器系統，可以將資源轉而投入新武器系統的研製)的特點。前者是已知的，後者是未知的。謀求軍備控制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場賭博，在賭博中，善於創新的一方(美蘇雙方中往往是美國)總處於有利地位。限制了舊武器系統的數量，會加速新武器系統的發展，使整個衝突關係中出現周期性的緊張局面。一旦研製出具有出人意料效用的新武器系統，便會打破雙方既定的力量相互作用的模式，使雙方關係緊張。因此，在評估軍備控制談判的安定作用時，也要考慮所謂“創新衝擊”帶來的影響。
謀求軍備控制的過程本身要受反常邏輯的制約，如果確實通過談判達成某種限制軍備競賽有效的協議的話(裝點門面的協議在戰略意義上講不是實質現象，因而可以逃脫反常邏輯的制約)。人們執著追求的軍備控制與戰略領域中任何其它活動一樣，都將在達到某個頂點(即達成一定數量的限制協議)之後，自取失敗。
“核查”(即確保限制協議履行的程序和手段)的機制，恰恰是軍備控制自取滅亡的手段，而不是其原因。核查是軍備控制的必要條件，核查又依賴衛星觀測、雷達跟蹤、信號情報等手段才能進行。無法核查的武器就得不到限制，而事實上並非所有武器都非常穩定和明顯，使人們可以對它們進行探測和可靠的計算。而且並非所有的武器系統的性能都那麼顯而易見，使人們可以對其進行評估。如果所有現存武器系統的數量和性能都可以核查，共同達成的條約又能成功地限制這些現存武器系統，人們就會把研製精力和生產資源轉向獲得那些尚未控制的新武器系統，其中一部分新武器系統的數量很穩定可以計算，對其性能也可以遙測，但另一部分則不行。如果可以核查的那部分新武器系統又遭到禁止，人們便會進而研製更新的武器系統，其中一部分可以核查，一部分則無法核查。這樣不斷發展下去的最終結果，是所有可以核查的武器都被有效地禁止了，一切研製生產資源都會轉投到那些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不能核查，因而沒有遭到禁止的武器系統中去。到那時，軍備競賽還會持續，而軍備控制卻可能結束了，它是被自己的成功斷送掉的，就象完善的反坦克武器使坦克從戰場上銷聲匿跡一樣，也就象孤軍深入的軍隊自取滅亡一樣。
但是，我們不能因軍備控制充其量只能對特定的武器系統進行某些限制便譴責謀求軍備控制的努力，因為軍備控制本來的目的就在於此。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把軍備控制視為消除敵意的靈丹妙藥和裁軍的前奏，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對軍備控制本身橫加責備。致力於本國繁榮昌盛的民主政府在國內政治中犯這種錯誤是再自然不過了，因為它們的日常政務工作就是調解各方利益的衝突。
線性思維制定的國內目標和國際政治衝突方面的目標不相一致的情況並不是一種普遍現象。在國內依靠戰爭手段統治國家的政府在國際事務中遵循線性邏輯行事的情況較少，其原因並不在於這類國家的領導人對反常邏輯有更深刻的理解 [ 註：他們未必通曉此理，雖然馬克思的學說中包含的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傾向與戰略觀點是一致的。在辯證法和本書中闡述的反常邏輯之間有著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 ] ，他們甚至可能是對此道一竅不通的大老粗。但是，他們進行國內控制時習慣用詭秘、欺詐、恫嚇和武力等手段，並可以從成功與失敗的模式中窺見戰略邏輯的概貌，從而受到戰略學的教育。國內實行民主政治的政府容易在對外政策中套用線性邏輯；而在國內政治中實行強迫控制的領導人則容易在對外事務中運用衝突的邏輯。事實上，所謂的侵略天性並不存在，國家的政體與樂於發動戰爭的傾向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