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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必要列舉很多事例說明這一普遍性矛盾所帶來的後果。如果歷史中記載的主要是人類的愚蠢行為，那麼兩種邏輯的差異是造成人類的愚蠢行為的主要原因。很多內政上功績顯赫的政治領導人涉足外交事務時，很多征戰英雄和外交能手染指內政時都認識到這一點。在若干特定事件中，數世紀重複同一錯誤的悲劇終於使人們開始懷疑在衝突領域中運用線性邏輯進行籌劃是否正確。假如現在確定了必須具備X個陸軍師和Y枚飛彈才能保證國家安全，大概不會有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兩倍於此的陸軍師和飛彈會更好一些(除了在成本方面)，至少人們可能擔心組建新的陸軍師和製造更多的戰列艦會刺激敵方採取競爭的、乃至先發制人的手段，因此，多一些陸軍師和戰列艦反倒不如少一些好。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所得到的這種啟示是藉助於一種過於簡單的——實際上是機械式的——概念：軍備競賽是自我推動的，直接互相作用，競賽的每一發展步驟都是盲目的；進行“軍備競賽”就象“兩隻踏車上的猿猴”，於是，政治野心的衝突是各類武器方面和其它很多方面進行競爭的真正原因這一重要之點被置之不顧了，正如對所有重要發明創造的作用被置之不顧一樣。在踏車上也罷，不在踏車上也罷，被追趕的猿猴只能拼命往前趕，而真正的原因是只要有政治對抗，就找不到擺脫困境的台階。
歷史的慣例是不加思索地把線性邏輯越界套用到其它一切領域中，然而，每個旅行者在歷史上兵家必爭之地所看到的現象卻是一種明顯的例外。例如，如今在地中海沿岸風景如畫的山坡上，無數村落星羅棋布，乘車和拖拉機就可以很方便地到達那裡。可是在過去數百年間，把村莊建在山坡上，遠離山谷中的民田和公路真是太不方便了。現在在山谷中仍有以往不同時期村落的遺址，這說明那些體驗了慘痛經歷的倖存者們終於明白了在發生衝突時，好地方就是壞地方，而壞地方倒是好地方。在國泰民安的古羅馬時期，人們根據常識選擇方便的山谷地帶安家建業；到了近代，一旦爆發戰爭，高地必爭，人們為了方便起見，再次選擇山谷地帶安家。可是從古羅馬時期後至近代前的戰亂頻繁的數百年間，住在山坡上的村民們始終禁不住受到去山谷安家落戶的念頭的誘惑，他們在山谷安家可以省卻勞作一天後爬山歸家的辛勞，有時他們會屈從這種誘惑，從而在山谷中留下了村落的遺蹟。
那些惶恐不安地陷入衝突中的國家也是如此。它們之間因為沒有相互的共同利益而產生分歧，而在通常情況下，這些國家又都一致認為和平是美好的，戰爭是邪惡的，軍備開支令人厭惡，裁軍才是當務之急。然而，它們卻無法按這些常識之見行事，這是因為一方面它們擔心單方面謀求和平和進行裁軍會極大地刺激敵國，摧毀自身的防務(事實也確實如此)，另一方面，反常邏輯的巨大作用也不允許它們這樣做。
但是，如果上述可以算作是倖存者的法則，卻不能算是普遍的法則。人們經常試圖廣泛套用線性邏輯，以便尋找合乎常理的協調解決方案。他們認為，這種解決方案的優點對提案人來說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們希望和平，為什麼不乾脆和平相處呢？如果我們都認為武器又花錢又危險，為什麼不解除大家的武裝呢？如果在根本利益上有爭執，為什麼不用解決國內爭端的日常方法，通過法律、仲裁、協商等程序加以解決呢？人們執著地提出種種協調解決方案絲毫也不足為奇，因為謀求和平和裁軍必然合乎邏輯地走向它們的反面，而這從線性邏輯的角度看實在是荒誕不經的。
與其說判斷上的失誤導致人們遷居到山谷中，倒不如說這是人們急欲擺脫反常邏輯而做出的努力。反常邏輯規定：面對危險不能無所作為，而要有所作為，就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還可能弄巧成拙，自取失敗。現代外交史中企圖運用常識解決爭端、用表示善意消除敵意的例子比比皆是。誠然，敵意的表現只不過是某種實質性目的衝突的一種現象，而這些例子卻給人以假象，好象並非如此。其實，只有消除了產生衝突的根源，合作的外交手段和親善的姿態才能產生結果。
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法國和德國在1945年後開展的外交活動，才成功地開創了兩國在多個領域中的合作。兩國之間當時舉行了多次首腦會談和有眾多人數參加的國事訪問，以及青年交流活動，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消除兩者之間的夙怨。然而，只是由於新的，更廣泛的東西方衝突壓制了昔日的衝突，法德之間的外交活動和雙方的親善姿態才獲得成功。在此條件下，法德之間的一切關係都可以套用另一個領域的邏輯進行處理，即好的就是好的，壞的就是壞的，共同的利益也可以是相互的。回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也曾採取同樣的做法，如連續不斷開展正式的外交活動，召開首腦會議(其中有著名的慕尼黑會議)，舉行軍備控制談判和做出種種親善的姿態(包括舉行一戰的老兵友好聯歡會)。但是，這種種故作姿態的行動只能帶來衝突將至的不祥預感。
這一著名的失策以及英德關係的惡化使歷史悠久、體面可敬的綏靖政策 [ 註：綏靖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術語，而慕尼黑的失誤使它蒙上了貶意色彩，我們應該恢復其本來面目。綏靖指用合作外交的手段、判明並消除衝突根源；然而當談判對手的本性便是衝突的主要根源時，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 聲名狼藉，並由此而產生了與通常的作法(即在衝突領域中套用線性邏輯)背道而馳的最有影響力的事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舉行的軍備控制談判、召開的首腦會談、擺出的親善姿態和進行的外交往來都被指責為絲毫無助於阻止戰爭的爆發，因為這一切都具有所謂強烈的麻痹作用，不利於戰爭準備。在“慕尼黑教訓”的陰影下，當西方與蘇聯的利益衝突十分尖銳時，西方的外交活動有些過份地小心謹慎。可以說，當時，至少在赫魯雪夫執政時，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很多可以使雙方和解的機會。有人說過：歷史提供給人們的唯一教益便是歷史毫無用處，此話頗有見地。蘇聯歷屆領導人當然沒有哪一位象希特勒那樣執意發動戰爭，他們實現自己的野心當然也不象希特勒那樣迫不及待。 [ 註：一個帝國政局如何，主要看它的統治地位是否堅固持久。作為對蘇聯的行為方式之管見，請參閱愛德華·勒特韋克：《蘇聯的大戰略》(1983年)。 ]
歷史的慣例是不加思索地把線性邏輯越界套用到其它一切領域中，然而，每個旅行者在歷史上兵家必爭之地所看到的現象卻是一種明顯的例外。例如，如今在地中海沿岸風景如畫的山坡上，無數村落星羅棋布，乘車和拖拉機就可以很方便地到達那裡。可是在過去數百年間，把村莊建在山坡上，遠離山谷中的民田和公路真是太不方便了。現在在山谷中仍有以往不同時期村落的遺址，這說明那些體驗了慘痛經歷的倖存者們終於明白了在發生衝突時，好地方就是壞地方，而壞地方倒是好地方。在國泰民安的古羅馬時期，人們根據常識選擇方便的山谷地帶安家建業；到了近代，一旦爆發戰爭，高地必爭，人們為了方便起見，再次選擇山谷地帶安家。可是從古羅馬時期後至近代前的戰亂頻繁的數百年間，住在山坡上的村民們始終禁不住受到去山谷安家落戶的念頭的誘惑，他們在山谷安家可以省卻勞作一天後爬山歸家的辛勞，有時他們會屈從這種誘惑，從而在山谷中留下了村落的遺蹟。
那些惶恐不安地陷入衝突中的國家也是如此。它們之間因為沒有相互的共同利益而產生分歧，而在通常情況下，這些國家又都一致認為和平是美好的，戰爭是邪惡的，軍備開支令人厭惡，裁軍才是當務之急。然而，它們卻無法按這些常識之見行事，這是因為一方面它們擔心單方面謀求和平和進行裁軍會極大地刺激敵國，摧毀自身的防務(事實也確實如此)，另一方面，反常邏輯的巨大作用也不允許它們這樣做。
但是，如果上述可以算作是倖存者的法則，卻不能算是普遍的法則。人們經常試圖廣泛套用線性邏輯，以便尋找合乎常理的協調解決方案。他們認為，這種解決方案的優點對提案人來說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們希望和平，為什麼不乾脆和平相處呢？如果我們都認為武器又花錢又危險，為什麼不解除大家的武裝呢？如果在根本利益上有爭執，為什麼不用解決國內爭端的日常方法，通過法律、仲裁、協商等程序加以解決呢？人們執著地提出種種協調解決方案絲毫也不足為奇，因為謀求和平和裁軍必然合乎邏輯地走向它們的反面，而這從線性邏輯的角度看實在是荒誕不經的。
與其說判斷上的失誤導致人們遷居到山谷中，倒不如說這是人們急欲擺脫反常邏輯而做出的努力。反常邏輯規定：面對危險不能無所作為，而要有所作為，就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還可能弄巧成拙，自取失敗。現代外交史中企圖運用常識解決爭端、用表示善意消除敵意的例子比比皆是。誠然，敵意的表現只不過是某種實質性目的衝突的一種現象，而這些例子卻給人以假象，好象並非如此。其實，只有消除了產生衝突的根源，合作的外交手段和親善的姿態才能產生結果。
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法國和德國在1945年後開展的外交活動，才成功地開創了兩國在多個領域中的合作。兩國之間當時舉行了多次首腦會談和有眾多人數參加的國事訪問，以及青年交流活動，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消除兩者之間的夙怨。然而，只是由於新的，更廣泛的東西方衝突壓制了昔日的衝突，法德之間的外交活動和雙方的親善姿態才獲得成功。在此條件下，法德之間的一切關係都可以套用另一個領域的邏輯進行處理，即好的就是好的，壞的就是壞的，共同的利益也可以是相互的。回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也曾採取同樣的做法，如連續不斷開展正式的外交活動，召開首腦會議(其中有著名的慕尼黑會議)，舉行軍備控制談判和做出種種親善的姿態(包括舉行一戰的老兵友好聯歡會)。但是，這種種故作姿態的行動只能帶來衝突將至的不祥預感。
這一著名的失策以及英德關係的惡化使歷史悠久、體面可敬的綏靖政策 [ 註：綏靖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術語，而慕尼黑的失誤使它蒙上了貶意色彩，我們應該恢復其本來面目。綏靖指用合作外交的手段、判明並消除衝突根源；然而當談判對手的本性便是衝突的主要根源時，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 聲名狼藉，並由此而產生了與通常的作法(即在衝突領域中套用線性邏輯)背道而馳的最有影響力的事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舉行的軍備控制談判、召開的首腦會談、擺出的親善姿態和進行的外交往來都被指責為絲毫無助於阻止戰爭的爆發，因為這一切都具有所謂強烈的麻痹作用，不利於戰爭準備。在“慕尼黑教訓”的陰影下，當西方與蘇聯的利益衝突十分尖銳時，西方的外交活動有些過份地小心謹慎。可以說，當時，至少在赫魯雪夫執政時，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很多可以使雙方和解的機會。有人說過：歷史提供給人們的唯一教益便是歷史毫無用處，此話頗有見地。蘇聯歷屆領導人當然沒有哪一位象希特勒那樣執意發動戰爭，他們實現自己的野心當然也不象希特勒那樣迫不及待。 [ 註：一個帝國政局如何，主要看它的統治地位是否堅固持久。作為對蘇聯的行為方式之管見，請參閱愛德華·勒特韋克：《蘇聯的大戰略》(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