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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中的戰略
因此，大戰略的範圍非常廣闊，但它並不包羅國際政治總體範圍內的所有參與者之間的一切關係。不論瑞典和哥斯大黎加之間可能有什麼樣的交往，兩國既不會因擔心對方向自己發起進攻，也不會因期待對方向自己提供戰爭援助而嚴重影響這些交往。因此，兩國的交往並不受戰略邏輯的直接制約，即便瑞典自稱中立和哥斯大黎加自行裁軍都沒有能使其免於同對方的潛在敵人和在某種程度上結交的盟國發生千絲萬縷的其它戰略關係。然而這種間接聯繫對兩國雙邊關係的影響甚微。大戰略就是這樣存在於國際政治之中，但又不與國際政治的範圍相一致。在這裡順便提一下，衡量某一國際社會進步程度如何，慣用的一個指標是看其有多少重要的戰略性關係。 [ 註：大量的地區內爭端受到數量較少而規模較大的地區外對峙的壓制，要不是與此同時又出現了災難性核戰爭的危險，人們將可以因爭端數量的減少而感到欣慰。我們姑且不管為數眾多的能夠使用武力的參與者(它們並不是據有領土的主權國家)，而把聯合國成員國的數量當作全世界國家的數量，那麼將國家的數量相乘後，可得出20000種國家間的雙邊關係，而其中僅有數百種關係具有一定程度的戰略性。由於東西方對峙上升到主導地位。歐洲的很多歷史爭端(如法國和德國之間的爭端)已成為過去。東亞的情況亦是如此。甚至在爭端迭起的中東，阿以之間的對抗和目前的兩伊戰爭不斷壓制著阿拉伯世界內部的種種爭端。 ]
當然，大戰略也超越了國際政治的範圍，因為它包括有能力相互濫用武力的各方在最高層次上的相互作用。在國內事務中，不論發生內戰或不法分子胡作非為，只要國家沒有完全壟斷武力，同樣的反常邏輯也會在大戰略層次上清楚地顯現出來。人們甚至可以從兩名持刀歹徒的街頭鬥毆中看到大戰略層次。他們的喧鬧和尖叫，可以看作是一種外交與宣傳，兼而有之的形式，鬥毆的一方或另一方可能利用經濟利誘的手段，提出給對方金錢以便結束鬥毆；鬥毆者虎視眈眈，做各種假動作迷惑對方，也可以認為是在進行情報和欺騙活動。雙方的出擊和躲閃，體現了鬥毆的戰術層次；而其技術層次則體現在刀的質量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鬥毆中存在著高於戰術、技術層次的另一個層次。就鬥毆者一邊博斗，一邊互相爭吵、威脅、甚至討價還價來說，連歹徒自己也是認識到各層次之間的區別的，所以，大戰略層次也存在於最小規模的爭鬥中，參加爭鬥的個人充當著獨立的國家，至少在警察趕到之前是這種情況。
既使街頭鬥毆與國際政治的邏輯同出一轍，邏輯所制約的現象卻大相逕庭。這不僅僅在於鬥毆的規模微不足道，而在於街頭鬥毆中涉及的僅是個人的行為與思想；因此，這裡沒有國家行為所特有的整個制度和政治內容，從而也不存在支配政治解決的線性邏輯和支配外界衝突的反常邏輯之間的永恆矛盾。我研究戰略問題時側重於分析國與國之間的來往，並不是由於戰略在國與國關係中占有天經地義的位置；恰恰相反，是由於戰略大師們統治的國家可以出色地效仿街頭鬥毆中兩個歹徒自發的戰略行為：歹徒們爭取互相欺騙和以算計制勝的反常邏輯行動是極為自然的事。
不論我們從靜態角度把大戰略想像為一座頭重腳輕的大廈也罷，或從動態角度想像為—個非常複雜的流水源泉也罷，大戰略都是最終層次。縱向和橫向中發生的一切都匯集在這一最終層次上，並在這裡獲得明確的意義。在技術、戰術、戰役或戰區各層次上取得的輝煌成就，以及外交上的嚴重失誤，在大戰略這個交匯點上或仍直接表現為輝煌的成就，或表現為慘重的失敗，或者無足輕重。
反常邏輯機制中的線性目標
當然，大戰略層次上的結果是好是壞，全憑主觀判斷，評價結果取決於預定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無論這些目標是按照傳統習慣確定的，還是根據獨裁者的心血來潮、官僚機構的喜好、或民主選擇程序確定的，戰略的邏輯在確定這些目標的過程中都不起作用。在大戰略的層次上，某些政府首先尋求的是支配別國的權力和領土擴張；另一些政府則僅僅想保持已有的國際勢力和影響，同時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國內事務包括使本國繁榮昌盛上；還有一些政府活躍於國際舞台的主要目的是獲得各種形式的經濟援助，它們可以精確地計算出自己在這方面取得的功績；還有的政府只求與別國相安無事；還有的政府爭取別國支持以使它們所懼怕的國家不敢對它們輕舉妄動。每個政府都有它的目標，即便含蓄不露。因此，它們對結果的評價迥然不同，對同一結果，比如說保持現狀不變，某一國政府可以認為是巨大的成功，而另一國政府則可以認為是慘重的失敗。
人們不僅對某一問題範圍內的得失成敗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對國內政治環境中制定的，還沒有進入戰略衝突領域的所有其它目標也看法各異。很明顯，“國家利益”是在一個戰略邏輯不起任何作用的政治程序中主觀地確定的。國內政治中相互競爭的黨派都謀求把本派的目標當作“國家利益”以便獲得認可，因此，它們往往必須按通常的線性邏輯行事。在線性邏輯中，好就是好，壞就是壞，收益大總比收益小好。“國家安全”事項的確定也要運用國內政治領域的線性邏輯，即多就是多，少就是少。
因此，大戰略的範圍非常廣闊，但它並不包羅國際政治總體範圍內的所有參與者之間的一切關係。不論瑞典和哥斯大黎加之間可能有什麼樣的交往，兩國既不會因擔心對方向自己發起進攻，也不會因期待對方向自己提供戰爭援助而嚴重影響這些交往。因此，兩國的交往並不受戰略邏輯的直接制約，即便瑞典自稱中立和哥斯大黎加自行裁軍都沒有能使其免於同對方的潛在敵人和在某種程度上結交的盟國發生千絲萬縷的其它戰略關係。然而這種間接聯繫對兩國雙邊關係的影響甚微。大戰略就是這樣存在於國際政治之中，但又不與國際政治的範圍相一致。在這裡順便提一下，衡量某一國際社會進步程度如何，慣用的一個指標是看其有多少重要的戰略性關係。 [ 註：大量的地區內爭端受到數量較少而規模較大的地區外對峙的壓制，要不是與此同時又出現了災難性核戰爭的危險，人們將可以因爭端數量的減少而感到欣慰。我們姑且不管為數眾多的能夠使用武力的參與者(它們並不是據有領土的主權國家)，而把聯合國成員國的數量當作全世界國家的數量，那麼將國家的數量相乘後，可得出20000種國家間的雙邊關係，而其中僅有數百種關係具有一定程度的戰略性。由於東西方對峙上升到主導地位。歐洲的很多歷史爭端(如法國和德國之間的爭端)已成為過去。東亞的情況亦是如此。甚至在爭端迭起的中東，阿以之間的對抗和目前的兩伊戰爭不斷壓制著阿拉伯世界內部的種種爭端。 ]
當然，大戰略也超越了國際政治的範圍，因為它包括有能力相互濫用武力的各方在最高層次上的相互作用。在國內事務中，不論發生內戰或不法分子胡作非為，只要國家沒有完全壟斷武力，同樣的反常邏輯也會在大戰略層次上清楚地顯現出來。人們甚至可以從兩名持刀歹徒的街頭鬥毆中看到大戰略層次。他們的喧鬧和尖叫，可以看作是一種外交與宣傳，兼而有之的形式，鬥毆的一方或另一方可能利用經濟利誘的手段，提出給對方金錢以便結束鬥毆；鬥毆者虎視眈眈，做各種假動作迷惑對方，也可以認為是在進行情報和欺騙活動。雙方的出擊和躲閃，體現了鬥毆的戰術層次；而其技術層次則體現在刀的質量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鬥毆中存在著高於戰術、技術層次的另一個層次。就鬥毆者一邊博斗，一邊互相爭吵、威脅、甚至討價還價來說，連歹徒自己也是認識到各層次之間的區別的，所以，大戰略層次也存在於最小規模的爭鬥中，參加爭鬥的個人充當著獨立的國家，至少在警察趕到之前是這種情況。
既使街頭鬥毆與國際政治的邏輯同出一轍，邏輯所制約的現象卻大相逕庭。這不僅僅在於鬥毆的規模微不足道，而在於街頭鬥毆中涉及的僅是個人的行為與思想；因此，這裡沒有國家行為所特有的整個制度和政治內容，從而也不存在支配政治解決的線性邏輯和支配外界衝突的反常邏輯之間的永恆矛盾。我研究戰略問題時側重於分析國與國之間的來往，並不是由於戰略在國與國關係中占有天經地義的位置；恰恰相反，是由於戰略大師們統治的國家可以出色地效仿街頭鬥毆中兩個歹徒自發的戰略行為：歹徒們爭取互相欺騙和以算計制勝的反常邏輯行動是極為自然的事。
不論我們從靜態角度把大戰略想像為一座頭重腳輕的大廈也罷，或從動態角度想像為—個非常複雜的流水源泉也罷，大戰略都是最終層次。縱向和橫向中發生的一切都匯集在這一最終層次上，並在這裡獲得明確的意義。在技術、戰術、戰役或戰區各層次上取得的輝煌成就，以及外交上的嚴重失誤，在大戰略這個交匯點上或仍直接表現為輝煌的成就，或表現為慘重的失敗，或者無足輕重。
反常邏輯機制中的線性目標
當然，大戰略層次上的結果是好是壞，全憑主觀判斷，評價結果取決於預定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無論這些目標是按照傳統習慣確定的，還是根據獨裁者的心血來潮、官僚機構的喜好、或民主選擇程序確定的，戰略的邏輯在確定這些目標的過程中都不起作用。在大戰略的層次上，某些政府首先尋求的是支配別國的權力和領土擴張；另一些政府則僅僅想保持已有的國際勢力和影響，同時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國內事務包括使本國繁榮昌盛上；還有一些政府活躍於國際舞台的主要目的是獲得各種形式的經濟援助，它們可以精確地計算出自己在這方面取得的功績；還有的政府只求與別國相安無事；還有的政府爭取別國支持以使它們所懼怕的國家不敢對它們輕舉妄動。每個政府都有它的目標，即便含蓄不露。因此，它們對結果的評價迥然不同，對同一結果，比如說保持現狀不變，某一國政府可以認為是巨大的成功，而另一國政府則可以認為是慘重的失敗。
人們不僅對某一問題範圍內的得失成敗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對國內政治環境中制定的，還沒有進入戰略衝突領域的所有其它目標也看法各異。很明顯，“國家利益”是在一個戰略邏輯不起任何作用的政治程序中主觀地確定的。國內政治中相互競爭的黨派都謀求把本派的目標當作“國家利益”以便獲得認可，因此，它們往往必須按通常的線性邏輯行事。在線性邏輯中，好就是好，壞就是壞，收益大總比收益小好。“國家安全”事項的確定也要運用國內政治領域的線性邏輯，即多就是多，少就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