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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佛經中所說：“如如”兩字，如如不只是靜止不動的，應該是充滿了活力和生機的;否則，“悲智雙運”是怎麼運起來的呢?對於覺悟的人，唯有眾生才是他的煩惱，可嘆的是，眾生卻不能認識自己的無常、有限和束縛!
―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做農夫，要做第一流的農夫;想寫文章，要寫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
期待父親的笑
父親躺在醫院的加護病房裡，還殷殷地叮囑母親不要通知遠地的我，因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擔心他的病情。還是母親偷偷叫弟弟來通知我，我才知道父親住院的消息。
這是父親典型的個性，他是不論什麼事總是先為我們著想，至於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有一次父親到鳳山去開會，開完會他去市場吃了一碗肉羹，覺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馬上想到我們，先到市場去買了一個新鍋，買一大鍋肉羹回家。當時的交通不發達，車子顛躓得厲害，回到家時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許多，我們吃的時候已經沒有父親所形容的那種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時心血沸騰，特別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難得，因為那裡面有父親的愛。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親是粗獷豪放的漢子，只有我們做子女的知道他心裡極為細膩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麼地方，有好的東西一定帶回給我們，所以我童年時代，父親每次出差回來，總是我們最高興的時候。
他對母親也非常的體貼，在記憶里，父親總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場去買菜，在家用方面也從不讓母親操心。這三十年來我們家都是由父親上菜場，一個受過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夠這樣內外兼顧是很少見的。
父親的青壯年時代雖然受過不少打擊和挫折，但我從來沒有看過父親憂愁的樣子。他是一個永遠向前的樂觀主義者，再壞的環境也不皺一下眉頭，這一點深深的影響了我，我的樂觀與韌性大部分得自父親的身教。父親也是個理想主義者，這種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對生活與生命的盡力，他常說：“事情總有成功和失敗兩面，但我們總是要往成功的那個方向走。”
由於他的樂觀和理想主義，使他成為一個溫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沒有不能解決的事，就使我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他也是個風趣的人，再壞的情況下，他也喜歡說笑，他從來不把痛苦給別人，只為別人帶來笑聲。
小時候，父親常帶我和哥哥到田裡工作，透過這些工作，啟發了我們的智慧。例如我們家種竹筍，在我沒有上學之前，父親就曾仔細的教我怎麼去挖竹筍，怎麼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沒有出青的竹筍。二十年後我到竹山去採訪筍農，曾在竹筍田裡表演了一手，使得筍農大為佩服。其實我已二十年沒有挖過筍，卻還記得父親教給我的方法，可見父親的教育對我影響多麼大。
由於是農夫，父親從小教我們農夫的本事，並且認為什麼事都應從農夫的觀點出發。像我後來從事寫作，剛開始的時候，父親就常說：“寫作也像耕田一樣，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沒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寫政治文章，他說：“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寫政治文章，就像種稻子的人去種檳榔一樣，不但種不好，而且常會從檳榔樹上摔下來。”他常教我多寫些於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評罵人，他說：“對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評的文章是放火燒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燒山則常常失去控制，傷害生靈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創作者，不要做理論家，他說：“創作者是農夫，理論家是農會的人。農夫只管耕耘，農會的人則為了理論常會犧牲農夫的利益。”
父親的話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並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他是用農夫的觀點來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語中的，意味深長。
有一回我面臨了創作上的瓶頸，回鄉去休息，並且把我的苦惱說給父親聽。他笑著說：“你的苦惱也是我的苦惱，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還要不要種香蕉，你看，我是種好呢，還是不種好?”我說：“你種了四十多年的香蕉，當然還要繼續種呀!”
他說：“你寫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不繼續呢?年景不會永遠壞的。”“假如每個人寫文章寫不出來就不寫了，那麼，天下還有大作家嗎?”
我自以為在寫作上十分用功，主要是因為我生長在世代務農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沒有不辛勞的農人，我是在農家長大的，為什麼不能像農人那麼辛勞?最好當然是像父親一樣，能終日辛勞，還能利他無我，這是我寫了十幾年文章時常反躬自省的。
母親常說父親是勞碌命，平日總閒不下來，一直到這幾年身體差了還時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裡好好的休息。父親最熱心於鄉里的事，每回拜拜他總是拿頭旗、做爐主，現在還是家鄉清雲寺的主任委員。他是那一種有福不肯獨享，有難願意同當的人。
他年輕時身強體壯，力大無窮，每天挑兩百斤的香蕉來回幾十趟還輕鬆自在。我還記得他的腳大得像船一樣，兩手攤開時像兩個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時候，他一手把我提起還像提一隻小雞，可是也是這樣棒的身體害了他，他飲酒總不知節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擺滿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對他來說是小事一樁，就這樣把他的身體喝垮了。
―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做農夫，要做第一流的農夫;想寫文章，要寫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
期待父親的笑
父親躺在醫院的加護病房裡，還殷殷地叮囑母親不要通知遠地的我，因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擔心他的病情。還是母親偷偷叫弟弟來通知我，我才知道父親住院的消息。
這是父親典型的個性，他是不論什麼事總是先為我們著想，至於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有一次父親到鳳山去開會，開完會他去市場吃了一碗肉羹，覺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馬上想到我們，先到市場去買了一個新鍋，買一大鍋肉羹回家。當時的交通不發達，車子顛躓得厲害，回到家時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許多，我們吃的時候已經沒有父親所形容的那種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時心血沸騰，特別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難得，因為那裡面有父親的愛。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親是粗獷豪放的漢子，只有我們做子女的知道他心裡極為細膩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麼地方，有好的東西一定帶回給我們，所以我童年時代，父親每次出差回來，總是我們最高興的時候。
他對母親也非常的體貼，在記憶里，父親總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場去買菜，在家用方面也從不讓母親操心。這三十年來我們家都是由父親上菜場，一個受過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夠這樣內外兼顧是很少見的。
父親的青壯年時代雖然受過不少打擊和挫折，但我從來沒有看過父親憂愁的樣子。他是一個永遠向前的樂觀主義者，再壞的環境也不皺一下眉頭，這一點深深的影響了我，我的樂觀與韌性大部分得自父親的身教。父親也是個理想主義者，這種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對生活與生命的盡力，他常說：“事情總有成功和失敗兩面，但我們總是要往成功的那個方向走。”
由於他的樂觀和理想主義，使他成為一個溫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沒有不能解決的事，就使我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他也是個風趣的人，再壞的情況下，他也喜歡說笑，他從來不把痛苦給別人，只為別人帶來笑聲。
小時候，父親常帶我和哥哥到田裡工作，透過這些工作，啟發了我們的智慧。例如我們家種竹筍，在我沒有上學之前，父親就曾仔細的教我怎麼去挖竹筍，怎麼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沒有出青的竹筍。二十年後我到竹山去採訪筍農，曾在竹筍田裡表演了一手，使得筍農大為佩服。其實我已二十年沒有挖過筍，卻還記得父親教給我的方法，可見父親的教育對我影響多麼大。
由於是農夫，父親從小教我們農夫的本事，並且認為什麼事都應從農夫的觀點出發。像我後來從事寫作，剛開始的時候，父親就常說：“寫作也像耕田一樣，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沒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寫政治文章，他說：“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寫政治文章，就像種稻子的人去種檳榔一樣，不但種不好，而且常會從檳榔樹上摔下來。”他常教我多寫些於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評罵人，他說：“對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評的文章是放火燒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燒山則常常失去控制，傷害生靈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創作者，不要做理論家，他說：“創作者是農夫，理論家是農會的人。農夫只管耕耘，農會的人則為了理論常會犧牲農夫的利益。”
父親的話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並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他是用農夫的觀點來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語中的，意味深長。
有一回我面臨了創作上的瓶頸，回鄉去休息，並且把我的苦惱說給父親聽。他笑著說：“你的苦惱也是我的苦惱，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還要不要種香蕉，你看，我是種好呢，還是不種好?”我說：“你種了四十多年的香蕉，當然還要繼續種呀!”
他說：“你寫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不繼續呢?年景不會永遠壞的。”“假如每個人寫文章寫不出來就不寫了，那麼，天下還有大作家嗎?”
我自以為在寫作上十分用功，主要是因為我生長在世代務農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沒有不辛勞的農人，我是在農家長大的，為什麼不能像農人那麼辛勞?最好當然是像父親一樣，能終日辛勞，還能利他無我，這是我寫了十幾年文章時常反躬自省的。
母親常說父親是勞碌命，平日總閒不下來，一直到這幾年身體差了還時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裡好好的休息。父親最熱心於鄉里的事，每回拜拜他總是拿頭旗、做爐主，現在還是家鄉清雲寺的主任委員。他是那一種有福不肯獨享，有難願意同當的人。
他年輕時身強體壯，力大無窮，每天挑兩百斤的香蕉來回幾十趟還輕鬆自在。我還記得他的腳大得像船一樣，兩手攤開時像兩個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時候，他一手把我提起還像提一隻小雞，可是也是這樣棒的身體害了他，他飲酒總不知節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擺滿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對他來說是小事一樁，就這樣把他的身體喝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