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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奸劫弒臣》）
這個“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說穿了倒也簡單，就是抓牢權柄（勢），推行法治（法），耍弄陰謀（術）。
【段子為證】
韓非曾這樣講述商紂和周文王的故事。
費仲對商紂說：“西伯侯姬昌很賢能，老百姓喜歡他，諸侯歸附他，這種人一定要殺掉，不殺，將來就會成為禍患。”
紂王不明白這麼也可以成為殺人的理由。費仲說：
“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
破帽子是要戴在頭上的，水晶鞋是要踩在地下的，這就是上下尊卑的分別。西伯侯這隻破鞋現在卻做著帽子的事；做臣下的，不把自己的能力用於為主子出力，這是不可以不殺的。再說，“主而誅臣，焉有過？”君主殺臣子，還不是怎麼殺怎麼有理，您有什麼顧忌的呢？
但韓非版的商紂很傻很天真，堅持說：“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我們的輿論導向就是提倡仁義。現在姬昌喜歡仁義，殺他是不對的。
費仲三次勸說無效，商朝就滅亡了。（參見《外儲說左下》）
權勢高於一切
評價韓非，有一句套話叫“法家集大成者”。
具體說是，韓非之前的法家人物，提出了三個核心觀念：商鞅講究“法”，申不害醉心於“術”，慎到強調“勢”，韓非把三者給融會貫通了。
因為這一派被後世叫作“法家”，所以很容易誤導大眾，讓大家以為韓非最重視的是法。郭沫若曾辨析說，其實叫韓非“法術家”更合適些。因為在他的體系里，術的地位無論如何是不低於法的。
但綜合起來看，恐怕“勢”才是韓非思想的核心。法和術再重要，也都是圍繞勢展開的。法也好，術也好，都是取得和運用勢的手段而已。
而勢，就是權力。
要理解勢，必須牢記以下幾條。
第一，權勢大於一切。
因為人是壞透的，所以不要企圖用知識去開化他，用思想去啟蒙他，用道德去激勵他，用情感去打動他，唯一可行的就是用權力去壓迫他。韓非說，“勢者，勝眾之資也。”
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難勢》）
誰聽誰的，不取決於能力而取決於地位。堯，是傳說中聖明的君主，可若他不是天子，三人行，必能扁之。桀，就是一混蛋，可是他做了天子，他就能把你折騰個死去活來，你除了罵罵太陽，還真就不能把他怎麼著。我由此知道，權力地位才是安身立命之本，美德和智慧都是浮雲。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五蠹》）
百姓本來就受治於君主，少有能被道德感化的。孔子是最偉大的聖人，可是追隨他的不過七十個人，真的能實踐其理想的，就他自個兒。魯哀公，屬於國君里的窩囊廢，可是身為魯國的子民，你能不聽他的麼？你孔子在魯君面前，不也是低三下四？魯定公送給你一條鯉魚，你不是馬上興興頭頭地給兒子起名叫孔鯉了麼？
凡夫俗子由於沒有勢，所以需要一些道德行為來贏得別人的好感換取幫助。但君主不同，國家是君主的，就好比君主的車；權勢是君主的，就好比君主的馬。用權勢支配國家，君主可以無往而不利。君主放棄權勢講道德，等於放棄車馬去和俗人拼腳力，純屬犯賤。
第二，權力之所以如此有效，在於可以用它對所有人威逼利誘。
既然人只知道趨利避害，那威逼利誘自然就是最好的辦法。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二柄》）
韓非把殺戮和獎賞稱之為君主的“二柄”。就是說，要掄起權勢的刀斧，這是兩個抓手。他之所以強調碰到“不畏重誅，不利重賞”的少數人一定要除掉，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存在，會使刑、賞二柄失效，對行政安全來說，是增加了不確定性。
儒家不大講“賞”，因為賞是利誘，他覺得未免顯得不夠光明磊落。要引導人民做什麼，更提倡用愛心感化。當然，仁政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普遍性的賞，不過對所有百姓一視同仁，類似於吃大鍋飯，顯然是無法產生激勵和競爭機制的。
刑罰的作用，儒家不否認；不過總體來說偏於寬緩。孔子提倡“赦小過”，孟子鼓吹“省刑罰”，荀子算是最重視用刑的。比如會導致人終身殘廢的肉刑，他就認為很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他堅決不信歷史上存在過不用刑罰的時代。不過仍然堅持“刑不過罰，賞不逾德”，即量刑要適當。
這個“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說穿了倒也簡單，就是抓牢權柄（勢），推行法治（法），耍弄陰謀（術）。
【段子為證】
韓非曾這樣講述商紂和周文王的故事。
費仲對商紂說：“西伯侯姬昌很賢能，老百姓喜歡他，諸侯歸附他，這種人一定要殺掉，不殺，將來就會成為禍患。”
紂王不明白這麼也可以成為殺人的理由。費仲說：
“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
破帽子是要戴在頭上的，水晶鞋是要踩在地下的，這就是上下尊卑的分別。西伯侯這隻破鞋現在卻做著帽子的事；做臣下的，不把自己的能力用於為主子出力，這是不可以不殺的。再說，“主而誅臣，焉有過？”君主殺臣子，還不是怎麼殺怎麼有理，您有什麼顧忌的呢？
但韓非版的商紂很傻很天真，堅持說：“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我們的輿論導向就是提倡仁義。現在姬昌喜歡仁義，殺他是不對的。
費仲三次勸說無效，商朝就滅亡了。（參見《外儲說左下》）
權勢高於一切
評價韓非，有一句套話叫“法家集大成者”。
具體說是，韓非之前的法家人物，提出了三個核心觀念：商鞅講究“法”，申不害醉心於“術”，慎到強調“勢”，韓非把三者給融會貫通了。
因為這一派被後世叫作“法家”，所以很容易誤導大眾，讓大家以為韓非最重視的是法。郭沫若曾辨析說，其實叫韓非“法術家”更合適些。因為在他的體系里，術的地位無論如何是不低於法的。
但綜合起來看，恐怕“勢”才是韓非思想的核心。法和術再重要，也都是圍繞勢展開的。法也好，術也好，都是取得和運用勢的手段而已。
而勢，就是權力。
要理解勢，必須牢記以下幾條。
第一，權勢大於一切。
因為人是壞透的，所以不要企圖用知識去開化他，用思想去啟蒙他，用道德去激勵他，用情感去打動他，唯一可行的就是用權力去壓迫他。韓非說，“勢者，勝眾之資也。”
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難勢》）
誰聽誰的，不取決於能力而取決於地位。堯，是傳說中聖明的君主，可若他不是天子，三人行，必能扁之。桀，就是一混蛋，可是他做了天子，他就能把你折騰個死去活來，你除了罵罵太陽，還真就不能把他怎麼著。我由此知道，權力地位才是安身立命之本，美德和智慧都是浮雲。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五蠹》）
百姓本來就受治於君主，少有能被道德感化的。孔子是最偉大的聖人，可是追隨他的不過七十個人，真的能實踐其理想的，就他自個兒。魯哀公，屬於國君里的窩囊廢，可是身為魯國的子民，你能不聽他的麼？你孔子在魯君面前，不也是低三下四？魯定公送給你一條鯉魚，你不是馬上興興頭頭地給兒子起名叫孔鯉了麼？
凡夫俗子由於沒有勢，所以需要一些道德行為來贏得別人的好感換取幫助。但君主不同，國家是君主的，就好比君主的車；權勢是君主的，就好比君主的馬。用權勢支配國家，君主可以無往而不利。君主放棄權勢講道德，等於放棄車馬去和俗人拼腳力，純屬犯賤。
第二，權力之所以如此有效，在於可以用它對所有人威逼利誘。
既然人只知道趨利避害，那威逼利誘自然就是最好的辦法。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二柄》）
韓非把殺戮和獎賞稱之為君主的“二柄”。就是說，要掄起權勢的刀斧，這是兩個抓手。他之所以強調碰到“不畏重誅，不利重賞”的少數人一定要除掉，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存在，會使刑、賞二柄失效，對行政安全來說，是增加了不確定性。
儒家不大講“賞”，因為賞是利誘，他覺得未免顯得不夠光明磊落。要引導人民做什麼，更提倡用愛心感化。當然，仁政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普遍性的賞，不過對所有百姓一視同仁，類似於吃大鍋飯，顯然是無法產生激勵和競爭機制的。
刑罰的作用，儒家不否認；不過總體來說偏於寬緩。孔子提倡“赦小過”，孟子鼓吹“省刑罰”，荀子算是最重視用刑的。比如會導致人終身殘廢的肉刑，他就認為很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他堅決不信歷史上存在過不用刑罰的時代。不過仍然堅持“刑不過罰，賞不逾德”，即量刑要適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