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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國粹學報三周年祝辭》,《劉申叔遺書》1791頁。

  [23]蔡元培:《劉君申叔事略》,《劉申叔遺書》18頁。

  [24]《倫理教科書》第二冊,《劉申叔遺書》2069頁。

  [25]陳鍾凡:《劉先生行述》,《劉申叔遺書》15頁。

  [26]劉富曾:《亡侄師培墓志銘》,《劉申叔遺書》16頁。

  [27]尹炎武:《劉師培外傳》,《劉申叔遺書》17頁。

  [28]《清儒得失論》,初刊《民報》14號(1907年6月),見《劉申叔遺書》1535—1540頁。

  [29]同上。

  [30]馬克斯·韋伯著,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100頁,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31]朱維錚:《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導言》,見《劉師培辛亥前文選》。

  [32]《論激烈的好處》,初刊1904年3月出版的《中國白話報》第6期,署名“激烈派第一人”,見《劉師培辛亥前文選》63—66頁。

  [33]同上。

  [34]同上。

  [35]《人類均力說》,《劉師培辛亥前文選》113頁。

  [36]《讀書隨筆·孔門論學之旨》,《劉申叔遺書》1947頁。

  [37]申叔:《非六子論》,《天義報》第八、九、十卷合冊,1907年10月。

  [38]同上。

  [39]尹炎武:《劉師培外傳》,《劉申叔遺書》17頁。

  《當年遊俠人》 第四部分“當年遊俠人”(1)

  ——關於黃侃

  “當年遊俠人” 當年遊俠人很久以前就熟悉了黃侃(1886—1935)的各類軼聞,可真正認真拜讀他的學術著作,卻是近兩年的事。說實話,到現在,我對他音韻訓詁方面的成就仍不甚瞭然。自認比較了解的,還是他的《文心雕龍札記》,以及若干關於文學、玄學方面的短論。明知這不是季剛先生主要的學術貢獻,但《黃侃論學雜著》、《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量守廬群書箋識》等又非我所敢信口雌黃。只好採取迂迴戰術,虛晃一槍,轉而欣賞起《黃季剛詩文鈔》、《蘄春黃氏文存》以及《量守廬學記》來。

  詩文比起學術著述來,與作者的人格精神關係更為密切。假如不只希望讀其書,還想識其人,從欣賞詩文入手,倒不失為值得推薦的一路。而且這“一路”,很可能就像晉人王獻之所說的,“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世說新語·言語》)。晉人善於鑑賞山水,故風神瀟灑;風神瀟灑的晉人,反過來又成了後世文人反覆品味的一大“景觀”。

  並非每個學者都能成為值得鑑賞的“景觀”,但深得晉人情致風韻的黃侃,卻當之無愧。

  一

  記得當初讀《民報》,深為1907年第十八號上運甓撰寫的《釋俠》所吸引。文章稱,“俠之名,在昔恆與儒擬。儒行所言,固俠之模略”。這種俠、儒並舉,章太炎的《訄書·儒俠》早已有言在先。有意思的是,此文對暗殺的鼓吹,竟也是靠“解字”來“說文”:

  俠者,其途徑狹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眾矣,獨取諸暗殺,道不亦狹隘乎?夫孤身赴敵,則逸於群眾之揭竿;忽得渠魁,則速於軍旅之戰伐。術不必受自他人,而謀不必咨之朋友。專心壹志,所謀者一事;左右伺候,所欲得者一人。其狹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動天下,則何狹隘之足恤乎?

  晚清談遊俠、主暗殺的文章不少,但大都直截了當,不若《釋俠》之“咬文嚼字”。這大概與作者的學術趣味有關。“運甓”即黃侃,字季剛,時年二十二歲,正師從章太炎,治音韻訓詁之學。

  或許是少年氣盛吧,黃侃接過其師儒、俠並舉的主張,進一步引申發揮:“儒者言仁義,仁義之大,舍俠者莫任矣。”將整個中國的命運,系之於“以夾輔群生為志”的大俠,不只因其“窮厄不變其救天下之心”,更因其“敢死”。其時章太炎所主持的《民報》,正與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就中國前途及命運展開論戰,黃氏將對方之主張君主立憲簡化為“畏死”,而稱“吾黨之志,以敢死為先”(《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毫無疑問,提倡“敢死之氣,尚義之風”,在道義上占有絕對優勢。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志士之提倡遊俠,並非只是嘴上說說,不少人真的揮劍上陣。

  據說,黃侃先生手訂的詩詞多按年月編次(潘重規《量守遺文合鈔說明》),可惜鄂版《黃季剛詩文鈔》改為按文體分類,一般讀者很難理解詩文的真正意旨。《感遇》六首之三,與《釋俠》等文思路很接近,應該是同時期的作品。其中對遊俠的推崇,甚至衍生出對易水河邊白衣冠送別的眾賓客的不滿:

  荊卿事不成,能為倚柱笑。惜哉舞陽懦,遂貽勾踐誚。大俠濟蒸黎,私恩非所報。燕客皆庸流,徒工白衣吊。悲歌痛不還,勇氣曾非撓。自惜一身亡,莫御強秦暴。蕭條二千載,易水風猶嘯。

  在黃氏看來,“徒工白衣吊”無濟於事。實際上,鄙視只會紙上談兵、論俠的季剛先生,1910年即應湖北革命黨人之邀歸國,共圖大舉。其發刊報章激揚民氣,糾合義兵以圖解救武漢之圍等,《量守廬學記》中多有提及。

  辛亥革命後,曾以遊俠自許的季剛先生,“自度不能與時俗諧,不肯求仕宦”,“壹意學術,退然不與世競”。章太炎、汪東為之撰寫墓志銘和墓表,都強調其轉入學界,部分由於憤世嫉俗。因憤世而“翻然折節攻詩書”,必定滿腹牢騷。當初“占名咸入同盟會”,“同時我草驅胡檄”,如今則“春來羈旅無人問,撫今懷古纏深恨”(《初春得平君島上見寄詩,感念今昔,因成長歌一首,還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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