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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功名如脫屣，意氣本凌雲”嗎(《懷陳君》)，為何還有那麼多牢騷?“壹意學術”確實是興趣所在，只是天下未必真太平，書生難得盡興。文人喜歡哭窮，自古皆然。可讀讀《章炳麟論學集》中關於黃氏謀職的諸多說法，不難明白本就脾氣大的季剛先生何以有那麼多不滿。“絕學真無累，多文亦自煎”(《在河南寄劉生》),“文采知相累，風塵愧獨全”(《遣興》)，以及“文章供覆醬，時世值燒書”(《戲題〈文心雕龍札記〉尾》)等，季剛先生此類詩句甚多。
但是，最讓我感覺驚心動魄的，卻是其《效庾子山詠懷》中一聯:“此日窮途士，當年遊俠人。”
好在轉入學界的季剛先生，並沒有完全忘記“當年遊俠人”的風采與意氣。最明顯的，便是章太炎《黃季剛墓志銘》所記的“俾倪(睥睨)調笑，行止不甚就繩墨”，以及汪東《蘄春黃君墓表》所稱“常被酒議論風發，評騭當世士，無稱意者”。
當事者或許不喜歡其桀驁不馴，世人則樂於傳播其“言小學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決”之類的韻事。聽多了此類軼聞，黃侃先生到底生活在魏晉還是民初，似乎都成了問題。此語並非故弄玄虛。季剛先生之心儀魏晉，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就連太炎先生，也不時將得意門生與晉人相比擬，甚至認定其人該入《世說新語》。
《當年遊俠人》 第四部分“當年遊俠人”(2)
1909年，章太炎為黃侃《夢謁母墳圖題記》書後，對黃氏性情及學問有相當精妙的描述：蘄州黃侃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尤喜音韻，文辭澹雅，上法晉宋。雖以師禮事余，轉相啟發者多矣。頗好大乘，而性少繩檢，故尤樂道莊周。昔阮籍不循禮教，而居喪有至性，一慟失血數升。侃之念母，若與阮公同符焉。所謂“少繩檢”而又“有至性”，確是黃侃的最佳畫像;至於比諸阮籍，也是再合適不過的了。黃氏流傳甚廣的諸多奇談怪論以及乖僻舉措，於此角度解讀，很容易領悟。
1934年，即黃侃去世前一年，章太炎又為其撰寫《量守廬記》，稱此廬之命名取自陶淵明詩義。陶氏《詠貧士》詩云:“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生於衰世之黃季剛，不願附和“末學奇邪之論”,“不欲以此亂真誣善”，於是，也就只好步武靖節“量力守故轍”了。黃侃接讀此記,“歡慶感激，殆不可任”，當即上書答謝，表示“謹當尋繹寶訓，勉之畢生，不墜師法，以酬恩造”。從阮籍到陶潛，章氏始終以晉人比擬黃侃，此舉大有深意在。實際上，黃氏確實也以魏晉風流自詡。
晉人之受賞識，很大程度因其名士風流，玄遠灑脫。這一點，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有非常精彩的描述。此外，我還想談談晉人對於“任俠”的興趣。表面上一文一武，風馬牛不相及;可史書上諸多關於名士的描述，如“倜儻放蕩”,“曠邁不群”等，也都適應於遊俠。同樣思想通脫，同樣意氣縱橫，魏晉文人之歌詠遊俠，並非不可思議。
嵇康、阮籍、陶淵明，大概是最常被後人所追憶的魏晉文人。並非一味服食養生，也並非只是採菊東籬，灑脫中有所執著，一個明顯的例證，便是喜歡談論不太輕鬆的遊俠。嵇康固然有“採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的遊仙之思(《遊仙詩》)，但也有“豫讓匿梁側，聶政變其形”的遊俠之詠(《答二郭》)。《文心雕龍·體性》稱:“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此等為人之“倜儻”與“俊俠”，落實在詩中，便是常被提及的“師心”與“使氣”。讀讀阮籍《詠懷》中“壯士何慷慨”及“少年學擊刺”諸篇，不難明白《晉書·阮籍傳》所言不虛:“傲然獨得，任性不羈”的阮籍，確實“本有濟世志”。
不只時時“師心”“使氣”的嵇、阮並非真正的隱士，就連醉臥菊叢、歷來以淡泊超然真率玄遠著稱的陶淵明，也有不太平淡的時候。比如,《雜詩》之“憶我少壯時”、“猛志逸四海”,《擬古》之“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讀山海經》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及《詠荊軻》的“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在在體現其“非直狷介，實有志天下者”(顧炎武《菰中隨筆》)。
古往今來,“有志天下者”多矣，不足以作為評判文人學士的標準。尤其是“少年不識愁滋味”時的放言高論，與老來之回首平生，很可能形成極大的反差。以少年時之高談遊俠，來論證其人之慷慨悲歌，或者勇於拯世濟難，其實是相當冒險的。季剛先生對此有充分的自覺。其《阮籍詠懷詩補註》中，對“危冠切浮雲”一首的補註是:“遠遊負俗，阮公所以見嫉於禮法之士，殆以此與?”至於“少年學擊刺”一首的補註，更有意思，恰好與早年的《釋俠》形成鮮明對照：少年任俠，有輕死之心。及至臨軍旅、聞金鼓，而悔恨立生，則知懷生惡死，有生之所大期。客氣虛驕，焉足恃乎?!這一註解，自然是基本扣緊阮籍詩句，可也包含個人感慨。其實，晉人之提及遊俠，也大都是採用追憶的口吻。有所反省，有所追悔，但更多的是感慨光陰流逝，以及“任俠”志氣與心境之不可復得。少年遊俠，與中年遊宦、老年遊仙一起，共同構成中國人理想的人生三部曲。
但是，最讓我感覺驚心動魄的，卻是其《效庾子山詠懷》中一聯:“此日窮途士，當年遊俠人。”
好在轉入學界的季剛先生，並沒有完全忘記“當年遊俠人”的風采與意氣。最明顯的，便是章太炎《黃季剛墓志銘》所記的“俾倪(睥睨)調笑，行止不甚就繩墨”，以及汪東《蘄春黃君墓表》所稱“常被酒議論風發，評騭當世士，無稱意者”。
當事者或許不喜歡其桀驁不馴，世人則樂於傳播其“言小學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決”之類的韻事。聽多了此類軼聞，黃侃先生到底生活在魏晉還是民初，似乎都成了問題。此語並非故弄玄虛。季剛先生之心儀魏晉，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就連太炎先生，也不時將得意門生與晉人相比擬，甚至認定其人該入《世說新語》。
《當年遊俠人》 第四部分“當年遊俠人”(2)
1909年，章太炎為黃侃《夢謁母墳圖題記》書後，對黃氏性情及學問有相當精妙的描述：蘄州黃侃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尤喜音韻，文辭澹雅，上法晉宋。雖以師禮事余，轉相啟發者多矣。頗好大乘，而性少繩檢，故尤樂道莊周。昔阮籍不循禮教，而居喪有至性，一慟失血數升。侃之念母，若與阮公同符焉。所謂“少繩檢”而又“有至性”，確是黃侃的最佳畫像;至於比諸阮籍，也是再合適不過的了。黃氏流傳甚廣的諸多奇談怪論以及乖僻舉措，於此角度解讀，很容易領悟。
1934年，即黃侃去世前一年，章太炎又為其撰寫《量守廬記》，稱此廬之命名取自陶淵明詩義。陶氏《詠貧士》詩云:“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生於衰世之黃季剛，不願附和“末學奇邪之論”,“不欲以此亂真誣善”，於是，也就只好步武靖節“量力守故轍”了。黃侃接讀此記,“歡慶感激，殆不可任”，當即上書答謝，表示“謹當尋繹寶訓，勉之畢生，不墜師法，以酬恩造”。從阮籍到陶潛，章氏始終以晉人比擬黃侃，此舉大有深意在。實際上，黃氏確實也以魏晉風流自詡。
晉人之受賞識，很大程度因其名士風流，玄遠灑脫。這一點，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有非常精彩的描述。此外，我還想談談晉人對於“任俠”的興趣。表面上一文一武，風馬牛不相及;可史書上諸多關於名士的描述，如“倜儻放蕩”,“曠邁不群”等，也都適應於遊俠。同樣思想通脫，同樣意氣縱橫，魏晉文人之歌詠遊俠，並非不可思議。
嵇康、阮籍、陶淵明，大概是最常被後人所追憶的魏晉文人。並非一味服食養生，也並非只是採菊東籬，灑脫中有所執著，一個明顯的例證，便是喜歡談論不太輕鬆的遊俠。嵇康固然有“採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的遊仙之思(《遊仙詩》)，但也有“豫讓匿梁側，聶政變其形”的遊俠之詠(《答二郭》)。《文心雕龍·體性》稱:“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此等為人之“倜儻”與“俊俠”，落實在詩中，便是常被提及的“師心”與“使氣”。讀讀阮籍《詠懷》中“壯士何慷慨”及“少年學擊刺”諸篇，不難明白《晉書·阮籍傳》所言不虛:“傲然獨得，任性不羈”的阮籍，確實“本有濟世志”。
不只時時“師心”“使氣”的嵇、阮並非真正的隱士，就連醉臥菊叢、歷來以淡泊超然真率玄遠著稱的陶淵明，也有不太平淡的時候。比如,《雜詩》之“憶我少壯時”、“猛志逸四海”,《擬古》之“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讀山海經》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及《詠荊軻》的“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在在體現其“非直狷介，實有志天下者”(顧炎武《菰中隨筆》)。
古往今來,“有志天下者”多矣，不足以作為評判文人學士的標準。尤其是“少年不識愁滋味”時的放言高論，與老來之回首平生，很可能形成極大的反差。以少年時之高談遊俠，來論證其人之慷慨悲歌，或者勇於拯世濟難，其實是相當冒險的。季剛先生對此有充分的自覺。其《阮籍詠懷詩補註》中，對“危冠切浮雲”一首的補註是:“遠遊負俗，阮公所以見嫉於禮法之士，殆以此與?”至於“少年學擊刺”一首的補註，更有意思，恰好與早年的《釋俠》形成鮮明對照：少年任俠，有輕死之心。及至臨軍旅、聞金鼓，而悔恨立生，則知懷生惡死，有生之所大期。客氣虛驕，焉足恃乎?!這一註解，自然是基本扣緊阮籍詩句，可也包含個人感慨。其實，晉人之提及遊俠，也大都是採用追憶的口吻。有所反省，有所追悔，但更多的是感慨光陰流逝，以及“任俠”志氣與心境之不可復得。少年遊俠，與中年遊宦、老年遊仙一起，共同構成中國人理想的人生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