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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劉君的“激烈論”出現最早，闡發精到，更值得注意。在劉君看來,“激烈”的好處有三。第一點“無所顧忌”，大概沒有人不同意：大約天下的人，最難的是不怕死。到了不怕死，無論什麼事件，都可以做出來。所以古時候的大刺客、大遊俠、大盜、大奸，都是出來拼命做事情的。但是這一種人，都是激烈派，不是平和派。[33]
第二呢?曰“實行破壞”。“天下的事情，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故倡言破壞的激烈派，比主張建設的平和派更有價值，更有可能“做空前絕後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以論證的徹底性而言，第二點已經有些不太完滿，可還說得過去。第三個好處，乃有利於“鼓動人民”。如此策略化的考慮，很可能引起今人的反感。但對於劉師培來說，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這一種著書、出版、演說的人，宗旨也要激烈。”為什麼?理由很簡單:“激烈方能使人感動，並發生影響。”不談“宗旨”之是非，只講“激烈”方能動人，雖能奏效，終非大道。起碼我對劉師培的以下議論不以為然：現在的人，宗旨既然激烈，就是做一部書，說一句話也都是達於頂點的議論，共那一種平和人不同。[34]為了追求效果，不惜扭曲思路，儘量把話說滿說絕,“達於頂點”，確實是雄辯家的不二法門。可對於學者或負責任的政治家來說，此乃大忌，因其很容易為追求“掌聲鼓勵”而放棄“基本立場”，以致令人懷疑其立說的真誠。
像劉師培這樣學有淵源而又聰明絕頂，連“降表”都能寫得眉飛色舞的大才子，同一件事，說正說反易如反掌，而且都能“自圓其說”。文章寫得太容易了，隨意揮灑才情的結果,“立說”成了純粹的“技巧”，不再關涉“心智”與“良知”。讀單篇文章，你會覺得有道理，起碼也是自成一家之言。可把眾多文章放在一起，你會因其立說歧異而眼花繚亂。不要說時間略有參差，即便同一時期，也都是自家文章里便已“眾聲喧譁”。不是作者思路不清，而是面對不同對象“應機說法”，而且“說一句話也都是達於頂點”。因此，眾多擲地有聲的豪言、雋語擱在一起，原先小小的裂縫，也都變得無法彌合。
才思枯竭者一旦投機取巧，很容易因捉襟見肘而備受指責。才學豐厚者則不一樣，說圓說扁都有學理依據，除非你做“誅心之論”，否則只能承認各有宗旨。舉個例，1907年，正熱衷無政府主義的劉師培，撰寫了《人類均力說》，稱實現“均力主義”的社會，年逾二十者統一排工：二十一歲築路，二十二歲開礦伐木，二十三至二十六歲築室，二十七至三十歲製造鐵器、陶器及雜物，三十一歲至三十六歲紡織及製衣，三十七至四十歲蒸飪，四十一至四十五歲運輸貨物，四十六至五十歲為工技師及醫師。五十歲後呢?一律從事教育工作。不必追問三十制陶、四十蒸飪、五十任教的理由，烏托邦的魅力，並不因具體設計的不合理而該被肆意嘲笑。我不滿意的是，劉師培在設計理想社會的同時，還要賣弄其熟讀經書的長處：至於有妨學業，則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而伊尹躬耕，傅說版築，均學為王佐，非工事無妨學業之證乎?[35]“古之學者耕且養”，這沒錯;可以此論證學術不必專門鑽研，這像四代傳經、家學淵源的人說的嗎?
劉師培論學，歷來祖述戴東原，在很多詩文里表示過無比景仰之心。1905年的《讀書隨筆·孔門論學之旨》稱：若夫漢儒說經，稽古二字，釋以三萬言，則博而不約(近世經學家亦蹈此失);陸王末流，自矜頓悟，束書不觀，則約而不博。博而且約，其唯朱紫陽、戴東原乎?[36]同年，劉還撰寫了《東原學案序》和包括戴震在內的《六儒頌》;1906年，意猶未盡的劉師培，又有《戴震傳》問世;1907年發表的《論近世文學之變遷》、《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和《近代漢學變遷論》等文，隨處可見對於東原學問的高度讚賞。同年10月間出版的《天義報》第八、九、十卷合冊上，申叔發表《非六子論》，轉而清算“顧黃王顏江戴”等“近世巨儒”：昔讀其書，輒心儀其說，以為救民以言，莫六子若。由今觀之，則亂政敗俗蠹民，亦莫若六子。[37]為什麼一夜之間，戴震等原本有大功於世的“巨儒”，一滑而為“亂政敗俗蠹民”的罪人，理由很簡單，申叔已經改信無政府主義，故：凡舊說之涉及人治者，稍加採擇，無一不足以殃民。而近世學士所交稱者，則為六子之書，故明著其弊，以醒群迷，使無識之流，不得托前人之說之(以)自飾。即他說之近於六子者，亦可援此證彼，以闡其非。[38]這是典型的劉氏筆法，盡棄前學與投誠新說，二者相得益彰。由頂禮膜拜到肆意譏諷，只是一念之差。日後還會把話說回來，可眼下只好拿“前學”當墊腳石了——以大批判開路，表明改換門庭確實出於真心。
尹炎武在批評劉師培“雖淵靜好書，而心實內熱”時，稱其:“時乃盡棄所學，以詭隨流俗，以致晚節末路，不能自脫，傷哉!”[39]這話大致在理，可必須略作修正：劉君之不時“盡棄所學”，不是追隨流俗，而是希望走在時代前面。上升下降、左衝右突、南轉北向，劉君的變化速度極快，不只一步到位，而且有所發揮，真的是“矯枉過正”。過於追求戲劇性效果，這與其說是現代政治家的思路，不如說更像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游士。可惜，晚清雖也是社會大轉折時代，畢竟不同於處士橫議、立談可取卿相的先秦。不斷地“腦筋急轉彎”，一步錯，步步錯，真不知錯過了多少好時光。
第二呢?曰“實行破壞”。“天下的事情，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故倡言破壞的激烈派，比主張建設的平和派更有價值，更有可能“做空前絕後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以論證的徹底性而言，第二點已經有些不太完滿，可還說得過去。第三個好處，乃有利於“鼓動人民”。如此策略化的考慮，很可能引起今人的反感。但對於劉師培來說，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這一種著書、出版、演說的人，宗旨也要激烈。”為什麼?理由很簡單:“激烈方能使人感動，並發生影響。”不談“宗旨”之是非，只講“激烈”方能動人，雖能奏效，終非大道。起碼我對劉師培的以下議論不以為然：現在的人，宗旨既然激烈，就是做一部書，說一句話也都是達於頂點的議論，共那一種平和人不同。[34]為了追求效果，不惜扭曲思路，儘量把話說滿說絕,“達於頂點”，確實是雄辯家的不二法門。可對於學者或負責任的政治家來說，此乃大忌，因其很容易為追求“掌聲鼓勵”而放棄“基本立場”，以致令人懷疑其立說的真誠。
像劉師培這樣學有淵源而又聰明絕頂，連“降表”都能寫得眉飛色舞的大才子，同一件事，說正說反易如反掌，而且都能“自圓其說”。文章寫得太容易了，隨意揮灑才情的結果,“立說”成了純粹的“技巧”，不再關涉“心智”與“良知”。讀單篇文章，你會覺得有道理，起碼也是自成一家之言。可把眾多文章放在一起，你會因其立說歧異而眼花繚亂。不要說時間略有參差，即便同一時期，也都是自家文章里便已“眾聲喧譁”。不是作者思路不清，而是面對不同對象“應機說法”，而且“說一句話也都是達於頂點”。因此，眾多擲地有聲的豪言、雋語擱在一起，原先小小的裂縫，也都變得無法彌合。
才思枯竭者一旦投機取巧，很容易因捉襟見肘而備受指責。才學豐厚者則不一樣，說圓說扁都有學理依據，除非你做“誅心之論”，否則只能承認各有宗旨。舉個例，1907年，正熱衷無政府主義的劉師培，撰寫了《人類均力說》，稱實現“均力主義”的社會，年逾二十者統一排工：二十一歲築路，二十二歲開礦伐木，二十三至二十六歲築室，二十七至三十歲製造鐵器、陶器及雜物，三十一歲至三十六歲紡織及製衣，三十七至四十歲蒸飪，四十一至四十五歲運輸貨物，四十六至五十歲為工技師及醫師。五十歲後呢?一律從事教育工作。不必追問三十制陶、四十蒸飪、五十任教的理由，烏托邦的魅力，並不因具體設計的不合理而該被肆意嘲笑。我不滿意的是，劉師培在設計理想社會的同時，還要賣弄其熟讀經書的長處：至於有妨學業，則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而伊尹躬耕，傅說版築，均學為王佐，非工事無妨學業之證乎?[35]“古之學者耕且養”，這沒錯;可以此論證學術不必專門鑽研，這像四代傳經、家學淵源的人說的嗎?
劉師培論學，歷來祖述戴東原，在很多詩文里表示過無比景仰之心。1905年的《讀書隨筆·孔門論學之旨》稱：若夫漢儒說經，稽古二字，釋以三萬言，則博而不約(近世經學家亦蹈此失);陸王末流，自矜頓悟，束書不觀，則約而不博。博而且約，其唯朱紫陽、戴東原乎?[36]同年，劉還撰寫了《東原學案序》和包括戴震在內的《六儒頌》;1906年，意猶未盡的劉師培，又有《戴震傳》問世;1907年發表的《論近世文學之變遷》、《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和《近代漢學變遷論》等文，隨處可見對於東原學問的高度讚賞。同年10月間出版的《天義報》第八、九、十卷合冊上，申叔發表《非六子論》，轉而清算“顧黃王顏江戴”等“近世巨儒”：昔讀其書，輒心儀其說，以為救民以言，莫六子若。由今觀之，則亂政敗俗蠹民，亦莫若六子。[37]為什麼一夜之間，戴震等原本有大功於世的“巨儒”，一滑而為“亂政敗俗蠹民”的罪人，理由很簡單，申叔已經改信無政府主義，故：凡舊說之涉及人治者，稍加採擇，無一不足以殃民。而近世學士所交稱者，則為六子之書，故明著其弊，以醒群迷，使無識之流，不得托前人之說之(以)自飾。即他說之近於六子者，亦可援此證彼，以闡其非。[38]這是典型的劉氏筆法，盡棄前學與投誠新說，二者相得益彰。由頂禮膜拜到肆意譏諷，只是一念之差。日後還會把話說回來，可眼下只好拿“前學”當墊腳石了——以大批判開路，表明改換門庭確實出於真心。
尹炎武在批評劉師培“雖淵靜好書，而心實內熱”時，稱其:“時乃盡棄所學，以詭隨流俗，以致晚節末路，不能自脫，傷哉!”[39]這話大致在理，可必須略作修正：劉君之不時“盡棄所學”，不是追隨流俗，而是希望走在時代前面。上升下降、左衝右突、南轉北向，劉君的變化速度極快，不只一步到位，而且有所發揮，真的是“矯枉過正”。過於追求戲劇性效果，這與其說是現代政治家的思路，不如說更像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游士。可惜，晚清雖也是社會大轉折時代，畢竟不同於處士橫議、立談可取卿相的先秦。不斷地“腦筋急轉彎”，一步錯，步步錯，真不知錯過了多少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