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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說的“從政”，既體現為立足民間的“抗議”，也落實為位居廟堂的“管理”，前者往往基於道德激情，後者則具有支配力與實際利益。當然，二者可以轉化，比如民國初建，許多晚清志士便一轉而為新朝顯貴。但不管是在朝還是在野、當權還是反叛,“從政”從來都是最刺激、最冒險也最具浪漫色彩的事業。因為：
政治生涯可以讓人產生權力感。知道自己在影響著別人，分享著統治他們的權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裡握著事關重大歷史事件的命脈，會令職業政治家超然於日常的瑣細事務之上，即使正式說來他僅僅是個地位平常的人。[30]沒有巨大野心與強烈激情的人，根本就不應該從政。從政者之最大限度地追求權力，乃娘胎裡帶來的印記，可以暫時不加褒貶。韋伯設想的“為政治而生存”與“靠政治生存”，實在很難截然區分。投身政治者，其原始動機，有高尚的，可也不乏卑微，很難一概而論。將歷史人物之“論政”，不加分辨地置於“論學”之上，未免神化了“政治”這一特殊志業。需知，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裡，要求才高氣盛、少年得志的讀書人,“舍祿言學”、“寂寞自守”，並非易事。自清末至今,“問學”不若“問政”紅火，乃大勢所趨。單從“以天下為己任”來解讀“舍學言政”之“大趨勢”，很可能高估了中國讀書人的道德境界。
劉師培之不曾像蔡元培希望的那樣“委身學術”，實在是生不逢時。以劉君的才學，早二十年，不難在科舉場中博取功名;晚二十年，也可成為第一流學者而備受尊崇。就在傳統的“士大夫”向現代的“專家學者”過渡的中間，劉師培出場了。原來唾手可得的仕途，眼看著全成泡影;而剛剛建立的新學體系，又尚未被廣泛接納。對於像劉師培這樣欲望強烈且自視甚高的文人來說，何處覓取功名，確實是個大問題。壬寅八月(1902年)赴開封鄉試中舉，正躊躇滿志間，忽聞此科會試將延至丙午(1906)舉行，於是有了關鍵性的1903年初上海之行;到上海不過月余，申叔先生便更弦易轍，立志“排滿”了。朱維錚先生稱劉氏上海之行乃“敏感到中進士入翰林的清夢快被打斷了”[31]，雖屬於無法實證的假設，卻也不無道理。若如是，對於劉師培等近世文人學者之選擇，還是具體評價好，不必過分揚“政”而抑“學”。
四、“激烈派第一人”之追求
劉師培的真正特色，其實不在於晚清文人常有的“問政”，而在於其“問政”時採取一種特別激烈的姿態，以及不斷地改換門庭。
1903年初隨友人到達上海後，很快被章太炎的“排滿論”所征服，同年即發表《攘書》、《中國民族志》和《中國民約精義》三書，主張攘除清廷、光復漢族、獲取民權自由。如此敏感於時代潮流,“該出手時就出手”，不能不讓人佩服劉君天分之高、膽識之大。應該說，這個頭開得很精彩。接下來，可就不太妙了，由民族主義而無政府主義，而清廷密探，而國粹大師，而籌安會六君子……幾乎每兩三年必有一變，而且每一次轉變都很突兀，讓追摹其後的崇拜者目瞪口呆。理清這一系列轉變的“內在思路”實在不易，因為“機緣湊合”的因素太多。意志不強，定力不足，易受外界影響，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更關注其思維方法，即每立一論，總喜歡推到極端。
對於理解劉師培的思維方式，有一篇短文值得重視，那便是1904年發表在《中國白話報》第六期上的《論激烈的好處》。此文署名“激烈派第一人”，可見其自我期待。而且，劉君說到做到：致信端方勸其“舍逆從順”，加入蔡元培組織的暗殺團，參與萬福華謀刺王之春事件，所有這些同年發生的事件，可以確證其“激烈派”的身份。至於是不是“第一人”，那倒不必深究，因晚清“激烈派”很多。只是如此激烈的反清義士，三年後竟獻策消滅在日的“激烈派”，五年後又主動投入端方幕中，真令人不勝感慨。回過頭來，細細品味劉君的“激烈論”，方才在“好處”的背面，讀出很難認同的異味。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處與壞處(5)
《論激烈的好處》開宗明義，將亡國的危險歸咎於“平和”兩字，尤其反感“那一種治新學的人，看了幾部《群學肄言》等書，便滿嘴的說平和的好處”。這裡指的是社會思潮，而並非專門針對譯述《群學肄言》並主張漸進改革的嚴複本人。在劉君看來,“平和”的改革之所以成為主潮，就在於其兩面討好，而且沒有任何危險性：天下唯這種平和黨的人，又獲名，又獲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這維新的人既說他開通，那守舊的人又不說他悖逆。他既能在守舊的面前討好，又要在維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業都是平穩不過的。[32]可如此瞻前顧後，根本無法將中國的改革事業向前推進。這個時候，真正需要的，是不顧個人安危、置生死於度外的“激烈派”。將“革命”與“改良”如此嚴重的政治路線之爭，簡化為“敢死”與“怕死”，實在有點漫畫化。借“受難”與“犧牲”獲取道德優勢，作為一種打擊改良派的有效策略，不只是劉師培，章太炎、黃侃等人也都有類似的論述。
政治生涯可以讓人產生權力感。知道自己在影響著別人，分享著統治他們的權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裡握著事關重大歷史事件的命脈，會令職業政治家超然於日常的瑣細事務之上，即使正式說來他僅僅是個地位平常的人。[30]沒有巨大野心與強烈激情的人，根本就不應該從政。從政者之最大限度地追求權力，乃娘胎裡帶來的印記，可以暫時不加褒貶。韋伯設想的“為政治而生存”與“靠政治生存”，實在很難截然區分。投身政治者，其原始動機，有高尚的，可也不乏卑微，很難一概而論。將歷史人物之“論政”，不加分辨地置於“論學”之上，未免神化了“政治”這一特殊志業。需知，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裡，要求才高氣盛、少年得志的讀書人,“舍祿言學”、“寂寞自守”，並非易事。自清末至今,“問學”不若“問政”紅火，乃大勢所趨。單從“以天下為己任”來解讀“舍學言政”之“大趨勢”，很可能高估了中國讀書人的道德境界。
劉師培之不曾像蔡元培希望的那樣“委身學術”，實在是生不逢時。以劉君的才學，早二十年，不難在科舉場中博取功名;晚二十年，也可成為第一流學者而備受尊崇。就在傳統的“士大夫”向現代的“專家學者”過渡的中間，劉師培出場了。原來唾手可得的仕途，眼看著全成泡影;而剛剛建立的新學體系，又尚未被廣泛接納。對於像劉師培這樣欲望強烈且自視甚高的文人來說，何處覓取功名，確實是個大問題。壬寅八月(1902年)赴開封鄉試中舉，正躊躇滿志間，忽聞此科會試將延至丙午(1906)舉行，於是有了關鍵性的1903年初上海之行;到上海不過月余，申叔先生便更弦易轍，立志“排滿”了。朱維錚先生稱劉氏上海之行乃“敏感到中進士入翰林的清夢快被打斷了”[31]，雖屬於無法實證的假設，卻也不無道理。若如是，對於劉師培等近世文人學者之選擇，還是具體評價好，不必過分揚“政”而抑“學”。
四、“激烈派第一人”之追求
劉師培的真正特色，其實不在於晚清文人常有的“問政”，而在於其“問政”時採取一種特別激烈的姿態，以及不斷地改換門庭。
1903年初隨友人到達上海後，很快被章太炎的“排滿論”所征服，同年即發表《攘書》、《中國民族志》和《中國民約精義》三書，主張攘除清廷、光復漢族、獲取民權自由。如此敏感於時代潮流,“該出手時就出手”，不能不讓人佩服劉君天分之高、膽識之大。應該說，這個頭開得很精彩。接下來，可就不太妙了，由民族主義而無政府主義，而清廷密探，而國粹大師，而籌安會六君子……幾乎每兩三年必有一變，而且每一次轉變都很突兀，讓追摹其後的崇拜者目瞪口呆。理清這一系列轉變的“內在思路”實在不易，因為“機緣湊合”的因素太多。意志不強，定力不足，易受外界影響，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更關注其思維方法，即每立一論，總喜歡推到極端。
對於理解劉師培的思維方式，有一篇短文值得重視，那便是1904年發表在《中國白話報》第六期上的《論激烈的好處》。此文署名“激烈派第一人”，可見其自我期待。而且，劉君說到做到：致信端方勸其“舍逆從順”，加入蔡元培組織的暗殺團，參與萬福華謀刺王之春事件，所有這些同年發生的事件，可以確證其“激烈派”的身份。至於是不是“第一人”，那倒不必深究，因晚清“激烈派”很多。只是如此激烈的反清義士，三年後竟獻策消滅在日的“激烈派”，五年後又主動投入端方幕中，真令人不勝感慨。回過頭來，細細品味劉君的“激烈論”，方才在“好處”的背面，讀出很難認同的異味。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處與壞處(5)
《論激烈的好處》開宗明義，將亡國的危險歸咎於“平和”兩字，尤其反感“那一種治新學的人，看了幾部《群學肄言》等書，便滿嘴的說平和的好處”。這裡指的是社會思潮，而並非專門針對譯述《群學肄言》並主張漸進改革的嚴複本人。在劉君看來,“平和”的改革之所以成為主潮，就在於其兩面討好，而且沒有任何危險性：天下唯這種平和黨的人，又獲名，又獲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這維新的人既說他開通，那守舊的人又不說他悖逆。他既能在守舊的面前討好，又要在維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業都是平穩不過的。[32]可如此瞻前顧後，根本無法將中國的改革事業向前推進。這個時候，真正需要的，是不顧個人安危、置生死於度外的“激烈派”。將“革命”與“改良”如此嚴重的政治路線之爭，簡化為“敢死”與“怕死”，實在有點漫畫化。借“受難”與“犧牲”獲取道德優勢，作為一種打擊改良派的有效策略，不只是劉師培，章太炎、黃侃等人也都有類似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