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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年撰寫的《倫理教科書》中，劉師培也曾特別強調“良知”的作用，尤其是認定其足以“振作士民之氣節”：凡良知學派立說，咸近於唯心，故陽明之徒，多物我齊觀，死生平等，不為外欲所移，亦不為威權所惕，而濟民濟世所益尤多。[20]正人必先正己，提倡氣節與自我修養，二者密不可分。故劉君由注重社會公德的“說良知”，轉入著眼於個人修養的“論潔身”：
若激其有恥之心(《中庸》言:“知恥近乎勇。”蓋知恥則有決斷，有決斷則知所去舍。)，長其淡泊之志(諸葛亮曰:“淡泊以明志。”)，庶乎可以潔身矣。然身之當潔，約有三端：一曰不惑於利……二曰不惑於勢……三曰不惑於嗜欲。[21]對於意志不太堅強的人來說,“淡泊以明志”，談何容易!劉君何嘗不想“明志”，只是抵禦不了“利”、“勢”、“嗜欲”的誘惑。1908年春，蓄意“投誠”清廷的劉師培，得便為《國粹學報》三周年寫了以下祝辭：昔虞卿棄相，窮愁著書;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學術為適時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蓋舍祿言學，其業斯精;以學殉時，於道乃絀。[22]思路很清楚，表達也很精當，可“說了等於白說”。撰寫此文，劉君總不會是為了自我解嘲吧：剛剛上過“弭亂十策”，怎好意思侈談“舍祿言學”與“寂寞自守”?
對於劉師培的失節，蔡元培曾極力為其開脫，如稱“有小人乘間運動何震，劫持君為端方用”;“君忽為楊度等所勾引，加入籌安會”[23]。將過失推給惡婦或庸友，這倒是與劉師培的思路一致。在《與端方書》中，劉師培稱其誤入“排滿”之歧途，也是被友人脅迫：先是蔡元培設暗殺會於上海,“迫師培入會”;繼而孫文創立同盟會於東京,“蔡元培、黃興又以入會相誘脅”。可在我看來，將自家過失全都推給別人，並非大丈夫的作為。況且,《倫理教科書》在“論潔身”時，有如下妙語，已經堵絕了自身的退路：
要而論之，不能潔身，咎在己而不在物(蓋己身先不正，斯為外物所移)[2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劉君之失節，確實“咎在己而不在物”。故我同意前人的意見，劉的失誤，很大程度應歸咎於其“不能忘情爵秩”[25]、“好異矜奇，悁急近利”[26]、“雖淵靜好書，而心實內熱”[27]。值得一提的是，劉、尹二文均身心並論，將申叔先生過於強烈的個人慾望，與其多病、早逝聯繫起來。而這，正是蔡元培將“不為外緣所擾”與“康強其身”掛鉤的本意。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處與壞處(4)
以醉心功名利祿來批評歷史人物，在當代學界實在顯得落伍。可理論一深奧，越說越複雜，也有穿鑿附會的危險，反而掩蓋了本來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始衝動。比如，個人慾望以及精心算計，如何規定著某些初看相當光明正大的選擇。即如時賢對於劉師培之拋棄純粹漢學的家學，而取“通儒”的姿態，大都極為讚賞。我不否認劉君這一選擇蘊涵著時代學術的發展趨向，值得大力表彰。我想說的是，即便在確定學術方向上，劉君也是精心計算，且其中不乏媚俗以博功名的個人慾望。
發表於1907年的《清儒得失論》中，有這麼一句“得道之語”:“夫考證詞章之學，挾以依人，僅身伺倡優之列;一言經濟，則位列賓師。世之飾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樂從魏、包之後乎?”這種學術思路背後的“成本計算”，上不了台面，論者一般不會涉及。對清學發展了如指掌、對儒生心思洞若燭火的劉師培，在古今文及漢宋學之爭中，為了剝奪“經世之學”的道德優越感，將讀書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說穿的謎底，和盤托出：要之，純漢學者，率多高隱。金石校勘之流，雖已趨奔競，然立身行己，猶不至盪檢踰閑。及工於詞章者，則外飾倨傲之行，中懷鄙佞之實，酒食會同，唯利是逐。況經世之學，假高名以營利;義理之學，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視為利祿之途，高者用為利權之餌。外逞匡時化俗之談，然實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啞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則托“兼愛”名，而博“為我”之實益。[28]談“義理”者，未必都是“借道德以沽名”;講“經世”者，更不能一概歸諸“假高名以營利”。但有一點，劉師培看得很準：備受當局關注的思路、話題、領域、學科，容易獲取功名利祿，因而也就更能吸引“從業人員”。選擇冷門話題的，很少奔競之徒;集合在顯學旗幟下的，則不乏欺世盜名者。劉氏的這一判斷，大致不差。
可“以史為鑑”者，既鑒人，也鑒己;既警世，亦自勵。以漢學為根基的劉師培，之所以突然間轉入“經世之學”，是否也是意識到“純漢學者”，最多只能“伺倡優之列”?不滿足於“高隱”的劉氏，於是不失時機地大談“經濟”?世人往往假定，學者之選擇“議政”或“從政”，必定基於安邦治國的雄才大略與拯世濟民的菩薩心腸，故道德境界無可挑剔。萬一失足落馬，那也是“動機”與“效果”難得統一，可以諒解。其實不一定。也有隱藏強烈的個人慾望、經過精心算計的“壯士”，借用劉師培頗為刻毒的說法，這才叫“托‘兼愛’名，而博‘為我’之實益”[29]。
若激其有恥之心(《中庸》言:“知恥近乎勇。”蓋知恥則有決斷，有決斷則知所去舍。)，長其淡泊之志(諸葛亮曰:“淡泊以明志。”)，庶乎可以潔身矣。然身之當潔，約有三端：一曰不惑於利……二曰不惑於勢……三曰不惑於嗜欲。[21]對於意志不太堅強的人來說,“淡泊以明志”，談何容易!劉君何嘗不想“明志”，只是抵禦不了“利”、“勢”、“嗜欲”的誘惑。1908年春，蓄意“投誠”清廷的劉師培，得便為《國粹學報》三周年寫了以下祝辭：昔虞卿棄相，窮愁著書;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學術為適時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蓋舍祿言學，其業斯精;以學殉時，於道乃絀。[22]思路很清楚，表達也很精當，可“說了等於白說”。撰寫此文，劉君總不會是為了自我解嘲吧：剛剛上過“弭亂十策”，怎好意思侈談“舍祿言學”與“寂寞自守”?
對於劉師培的失節，蔡元培曾極力為其開脫，如稱“有小人乘間運動何震，劫持君為端方用”;“君忽為楊度等所勾引，加入籌安會”[23]。將過失推給惡婦或庸友，這倒是與劉師培的思路一致。在《與端方書》中，劉師培稱其誤入“排滿”之歧途，也是被友人脅迫：先是蔡元培設暗殺會於上海,“迫師培入會”;繼而孫文創立同盟會於東京,“蔡元培、黃興又以入會相誘脅”。可在我看來，將自家過失全都推給別人，並非大丈夫的作為。況且,《倫理教科書》在“論潔身”時，有如下妙語，已經堵絕了自身的退路：
要而論之，不能潔身，咎在己而不在物(蓋己身先不正，斯為外物所移)[2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劉君之失節，確實“咎在己而不在物”。故我同意前人的意見，劉的失誤，很大程度應歸咎於其“不能忘情爵秩”[25]、“好異矜奇，悁急近利”[26]、“雖淵靜好書，而心實內熱”[27]。值得一提的是，劉、尹二文均身心並論，將申叔先生過於強烈的個人慾望，與其多病、早逝聯繫起來。而這，正是蔡元培將“不為外緣所擾”與“康強其身”掛鉤的本意。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處與壞處(4)
以醉心功名利祿來批評歷史人物，在當代學界實在顯得落伍。可理論一深奧，越說越複雜，也有穿鑿附會的危險，反而掩蓋了本來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始衝動。比如，個人慾望以及精心算計，如何規定著某些初看相當光明正大的選擇。即如時賢對於劉師培之拋棄純粹漢學的家學，而取“通儒”的姿態，大都極為讚賞。我不否認劉君這一選擇蘊涵著時代學術的發展趨向，值得大力表彰。我想說的是，即便在確定學術方向上，劉君也是精心計算，且其中不乏媚俗以博功名的個人慾望。
發表於1907年的《清儒得失論》中，有這麼一句“得道之語”:“夫考證詞章之學，挾以依人，僅身伺倡優之列;一言經濟，則位列賓師。世之飾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樂從魏、包之後乎?”這種學術思路背後的“成本計算”，上不了台面，論者一般不會涉及。對清學發展了如指掌、對儒生心思洞若燭火的劉師培，在古今文及漢宋學之爭中，為了剝奪“經世之學”的道德優越感，將讀書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說穿的謎底，和盤托出：要之，純漢學者，率多高隱。金石校勘之流，雖已趨奔競，然立身行己，猶不至盪檢踰閑。及工於詞章者，則外飾倨傲之行，中懷鄙佞之實，酒食會同，唯利是逐。況經世之學，假高名以營利;義理之學，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視為利祿之途，高者用為利權之餌。外逞匡時化俗之談，然實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啞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則托“兼愛”名，而博“為我”之實益。[28]談“義理”者，未必都是“借道德以沽名”;講“經世”者，更不能一概歸諸“假高名以營利”。但有一點，劉師培看得很準：備受當局關注的思路、話題、領域、學科，容易獲取功名利祿，因而也就更能吸引“從業人員”。選擇冷門話題的，很少奔競之徒;集合在顯學旗幟下的，則不乏欺世盜名者。劉氏的這一判斷，大致不差。
可“以史為鑑”者，既鑒人，也鑒己;既警世，亦自勵。以漢學為根基的劉師培，之所以突然間轉入“經世之學”，是否也是意識到“純漢學者”，最多只能“伺倡優之列”?不滿足於“高隱”的劉氏，於是不失時機地大談“經濟”?世人往往假定，學者之選擇“議政”或“從政”，必定基於安邦治國的雄才大略與拯世濟民的菩薩心腸，故道德境界無可挑剔。萬一失足落馬，那也是“動機”與“效果”難得統一，可以諒解。其實不一定。也有隱藏強烈的個人慾望、經過精心算計的“壯士”，借用劉師培頗為刻毒的說法，這才叫“托‘兼愛’名，而博‘為我’之實益”[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