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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2日的《大公報》上，刊發了洪業的《清末革命史料之新發現——劉師培與端方書》。這封據考寫於1907年冬的輸誠信，與1904年正月的勸降函(手稿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端方檔”)，形成絕妙的對照，讓人感慨萬端。“勸降”與“輸誠”的對象，竟然都是滿洲貴族中頗有改良思想的“端帥”!
自稱“幼治《春秋》，即嚴夷夏之辨”的劉光漢，先論證一番“恢復神州之土”的必然性，而後“推心置腹”地奉勸端方:“故為爾輩計，莫若舉西(兩)湖之疆，歸順漢族。我漢族之民，亦可援明封火保赤之例，赦爾前愆，任職授官，封圻坐擁，豈不善哉?”[14]一介書生與封疆大吏，二者力量懸殊，決定了其“勸降”只是笑話一樁。
時過境遷，由“勸降”轉為“輸誠”，話可就不大好說了。端方大概忘了那封勸降信，劉師培則不能不先做自我檢討。照樣強調自己的家學淵源，不過，這回的語氣，由原先的“炫耀”，一改而為“懺悔”：束髮授書，勉承先業，略窺治經家法，旁及訓故典章之學。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證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後。適時值艱虞，革命之說，播於申江，揭民族主義為標，託言光復舊物。師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誣，竊以中外華夏之辨，默合於麟經。又嗜讀明季佚史，以國朝入關之初，行軍或流於慘酷，輒廢書興嘆，私蓄排滿之心。此雖由於《蘇報》之激刺，然亦以家庭多難，泯其樂生之念，欲藉此以祈遄死也。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處與壞處(3)
即便是檢討文章，劉師培也都寫得章法分明，開篇即強調其初衷乃“哀民生之多艱”，並儘量將“政治立場”轉化為“思想認識”。緊接著，筆鋒一轉，境界“豁然開朗”：東渡以後，察其隱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蓋孫文本不學之徒，貪淫性成，不知道德為何物。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之後，可以驟躋貴顯。下劣者則假革命之名，斂財以口。對於輸誠者來說，單是罵罵“民族主義尤與公理相違”，顯然還遠遠不夠。於是，劉師培開始為如何鞏固大清的江山社稷出謀劃策。據說，最有效的補救之策有五：民事不可輕也;豪民不可縱也;外觀不必飾也;農業不可忽也;澆德不可長也。可這些治國方略，純屬紙上談兵，相信端方不會感興趣。真正體現劉君“欲以弭亂為己任，稍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的志向的，還是下面這段悄悄話：若明公俯鑒其愚忱，乞暫將此次之報告秘密弗宣，並俾師培時往來東京、上海間，以徐行其志，則一二載之內，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國家之虞。[15]如何保證“徐行其志”不是“緩兵之計”，有附錄的“弭亂十策”為證。十策中，最關鍵、也最為切實可行的，一是讓劉“暗為運動”，搞垮革命派諸報刊;一是臥底暗偵，如發現孫文、黃興等“有潛入腹地事，即行報告”。後來事態的發展，與之大致吻合。
據標點並發表此信的洪業稱，他見到的只是抄本，而非原件。因此件關係重大，希望“今尚有健在者，當能證其虛實也”[16]。時至今日，未見任何辨偽的文字，倒是弟子黃侃的題記，從另一角度確認了此信的存在。
黃侃《申叔師與端方書題記》，撰於洪業披露此文的第二年，公開發表則是六十年後(見《學術集林》卷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8月)。擅長考據的黃先生，不在辨偽方面大做文章，而只是在“解讀方式”上下功夫，實在“不得要領”：
此書蓋為脫身之計，兼遂紿資之謀。以迂暗之書生，值狡黠之戎虜，寧有幸乎?書稿流傳，貽人笑柄，至可痛惜!然謂申叔反覆無恆，賣友賣黨，又謂所言可充史料，則何不於書中辭氣細玩繹之。
不同意洪業“可充史料”的說法，可又拿不出此信當屬偽造的證據，所謂“脫身之計”的假設，也就顯得相當勉強。不過，黃先生對劉師培輸誠後備受冷落的交代，倒是讓我們大開眼界，領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將一介書生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接到輸誠信，端方先是致書,“道傾慕已久，得一握手為幸”;等到劉師培真正歸降,“至則遽以肩輿舁入督署，三月不見，申叔遂見幽矣”。既然歸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別人，也洗刷不了干係。故門人黃侃行文至此，感慨遙深：要之申叔不諳世務，好交佞人，憂思傷其天年，流謗及於身後。嘗盡言而不聽，有失匡救之義，侃亦何能無愧乎?[17]在《始聞劉先生凶信為位而哭表哀以詩》中，黃侃還極力為其師開脫，稱:“時命既差池，濡足增煩憂。逡巡豈初願，審慮權圖喉。利輕謗則重，位高禍實由。”[18]十五年後，讀《與端方書》，終於不得不承認其師“好交佞人”，其“流謗及於身後”，乃咎由自取。
三、“潔身”與“內熱”
在清末民初的政壇與學界，與劉師培關係極為密切、誼兼師友的，大概當推章太炎和黃侃。章、黃二君，也都心高氣傲，特立獨行。可在涉及民族前途、國家命運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立場卻很堅定，不曾出現大的偏差。這裡僅以章太炎所撰《黃季剛墓志銘》為例，說明“昏”與“不昏”的差別：民國四年秋，儀征劉師培以籌安會招學者稱說帝制。季剛雅與師培善，陽應之，語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請劉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諸學士皆隨之退。是時微季剛，眾幾不得脫。[19]章太炎對平日極為尊劉的黃侃，關鍵時刻之不徇私情，大為讚賞。古往今來讀書人之講求“氣節”，這個時候方才體現出來。
自稱“幼治《春秋》，即嚴夷夏之辨”的劉光漢，先論證一番“恢復神州之土”的必然性，而後“推心置腹”地奉勸端方:“故為爾輩計，莫若舉西(兩)湖之疆，歸順漢族。我漢族之民，亦可援明封火保赤之例，赦爾前愆，任職授官，封圻坐擁，豈不善哉?”[14]一介書生與封疆大吏，二者力量懸殊，決定了其“勸降”只是笑話一樁。
時過境遷，由“勸降”轉為“輸誠”，話可就不大好說了。端方大概忘了那封勸降信，劉師培則不能不先做自我檢討。照樣強調自己的家學淵源，不過，這回的語氣，由原先的“炫耀”，一改而為“懺悔”：束髮授書，勉承先業，略窺治經家法，旁及訓故典章之學。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證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後。適時值艱虞，革命之說，播於申江，揭民族主義為標，託言光復舊物。師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誣，竊以中外華夏之辨，默合於麟經。又嗜讀明季佚史，以國朝入關之初，行軍或流於慘酷，輒廢書興嘆，私蓄排滿之心。此雖由於《蘇報》之激刺，然亦以家庭多難，泯其樂生之念，欲藉此以祈遄死也。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處與壞處(3)
即便是檢討文章，劉師培也都寫得章法分明，開篇即強調其初衷乃“哀民生之多艱”，並儘量將“政治立場”轉化為“思想認識”。緊接著，筆鋒一轉，境界“豁然開朗”：東渡以後，察其隱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蓋孫文本不學之徒，貪淫性成，不知道德為何物。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之後，可以驟躋貴顯。下劣者則假革命之名，斂財以口。對於輸誠者來說，單是罵罵“民族主義尤與公理相違”，顯然還遠遠不夠。於是，劉師培開始為如何鞏固大清的江山社稷出謀劃策。據說，最有效的補救之策有五：民事不可輕也;豪民不可縱也;外觀不必飾也;農業不可忽也;澆德不可長也。可這些治國方略，純屬紙上談兵，相信端方不會感興趣。真正體現劉君“欲以弭亂為己任，稍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的志向的，還是下面這段悄悄話：若明公俯鑒其愚忱，乞暫將此次之報告秘密弗宣，並俾師培時往來東京、上海間，以徐行其志，則一二載之內，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國家之虞。[15]如何保證“徐行其志”不是“緩兵之計”，有附錄的“弭亂十策”為證。十策中，最關鍵、也最為切實可行的，一是讓劉“暗為運動”，搞垮革命派諸報刊;一是臥底暗偵，如發現孫文、黃興等“有潛入腹地事，即行報告”。後來事態的發展，與之大致吻合。
據標點並發表此信的洪業稱，他見到的只是抄本，而非原件。因此件關係重大，希望“今尚有健在者，當能證其虛實也”[16]。時至今日，未見任何辨偽的文字，倒是弟子黃侃的題記，從另一角度確認了此信的存在。
黃侃《申叔師與端方書題記》，撰於洪業披露此文的第二年，公開發表則是六十年後(見《學術集林》卷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8月)。擅長考據的黃先生，不在辨偽方面大做文章，而只是在“解讀方式”上下功夫，實在“不得要領”：
此書蓋為脫身之計，兼遂紿資之謀。以迂暗之書生，值狡黠之戎虜，寧有幸乎?書稿流傳，貽人笑柄，至可痛惜!然謂申叔反覆無恆，賣友賣黨，又謂所言可充史料，則何不於書中辭氣細玩繹之。
不同意洪業“可充史料”的說法，可又拿不出此信當屬偽造的證據，所謂“脫身之計”的假設，也就顯得相當勉強。不過，黃先生對劉師培輸誠後備受冷落的交代，倒是讓我們大開眼界，領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將一介書生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接到輸誠信，端方先是致書,“道傾慕已久，得一握手為幸”;等到劉師培真正歸降,“至則遽以肩輿舁入督署，三月不見，申叔遂見幽矣”。既然歸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別人，也洗刷不了干係。故門人黃侃行文至此，感慨遙深：要之申叔不諳世務，好交佞人，憂思傷其天年，流謗及於身後。嘗盡言而不聽，有失匡救之義，侃亦何能無愧乎?[17]在《始聞劉先生凶信為位而哭表哀以詩》中，黃侃還極力為其師開脫，稱:“時命既差池，濡足增煩憂。逡巡豈初願，審慮權圖喉。利輕謗則重，位高禍實由。”[18]十五年後，讀《與端方書》，終於不得不承認其師“好交佞人”，其“流謗及於身後”，乃咎由自取。
三、“潔身”與“內熱”
在清末民初的政壇與學界，與劉師培關係極為密切、誼兼師友的，大概當推章太炎和黃侃。章、黃二君，也都心高氣傲，特立獨行。可在涉及民族前途、國家命運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立場卻很堅定，不曾出現大的偏差。這裡僅以章太炎所撰《黃季剛墓志銘》為例，說明“昏”與“不昏”的差別：民國四年秋，儀征劉師培以籌安會招學者稱說帝制。季剛雅與師培善，陽應之，語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請劉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諸學士皆隨之退。是時微季剛，眾幾不得脫。[19]章太炎對平日極為尊劉的黃侃，關鍵時刻之不徇私情，大為讚賞。古往今來讀書人之講求“氣節”，這個時候方才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