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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作者真有所本，必定也是不實的傳聞。查北京大學教員檔案，在劉師培去世前一個多月，黃侃便已辭去北大的教職，轉赴武昌任教去了。得到劉師死訊，黃侃先是以詩誌哀，後又撰《先師劉君小祥奠文》，述及北京重逢以及別離的經過：我滯幽都，數得相見，敬佩之深，改從北面。夙好文字，經術誠疏，自值夫子，始辨津塗。肺疾纏綿，知君不永，欲慰無辭，心焉耿耿。我歸武昌，未及辭別，曾不經時，遂成永訣。始聞凶信，以詩表哀，恩德莫稱，臨文徘徊。[7]“未及辭別”故“遂成永訣”的黃侃，不可能分身來京傾聽劉師培的臨終懺悔，這點毫無疑問。不過，只提供黃侃不在現場的證據，最多說明方著考證有誤;我更想說的是，依劉師培的個性及一貫行事風格，很可能“有怨”，但“無悔”——尤其不會追悔其曾經積極“問政”。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處與壞處(2)
“論學而不問政”，既非劉師培本人所願，甚至也不是其家族的傳統。四代治經，不等於有意遠離政治、拒絕仕宦，只是時運不濟而已。才情橫溢、心高氣傲的劉師培，不會滿足於皓首窮經，關於這點，讀讀《甲辰年自述詩》就能明白。“飛騰無術儒冠誤，寂寞青溪處士家”;“一劍蒼茫天外倚，風雲壯志肯消磨”——既壯懷激烈，又利慾薰心，二者密不可分[8]。朱維錚先生說得沒錯，少年得志且欲望強烈的劉師培，絕緣於革命思潮，則必定結緣於清朝統治，而絕不會“遠離政治”。因為，在中國的現實處境中，固守書齋，意味著遠離功名利祿，老死南窗之下。而這絕非劉師培的志趣。另外，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能夠敏感於時代潮流,“不僅趨時，而且超前”，提出種種即便時過境遷便煙消雲散的激進主張，引起公眾的注意，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跡，這也是一種獲得成功的“訣竅”。如今，劉君留下一大堆五花八門變幻莫測的論學兼論政的文字,“或許他作為純學者還達不到這樣的成就”[9]。因此，對於蔡元培的惋惜，朱氏表示不以為然。
我想替蔡先生略作申辯。首先,“委身學術”，並不一定意味著“固守家法”或“遠離政治”。清末民初幾乎所有的大學者、大文人，都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蔡元培本人更是如此。其次，蔡先生所說的“外緣所擾”，大概不是指關注國家命運，而是汲汲於社會的承認——說白了，就是世人很難忘懷的“功名利祿”。再次，對於劉師培的惋惜，所有的友人及崇拜者，都是指向其“失節”，而不是其“問政”。古往今來，問政兼論學的文人學者很多，並非都像劉師培那樣，落到被世人嘲罵的地步。
一句話，作為大學者，劉師培的陷落，並非因其“問政”的激情，而是因其介入社會的心態及手段。
二、“偵心探龍”的手段
30年代中，張繼、汪東各自為《劉申叔先生遺書》作序，其時“籌安會六君子”惡名猶在，故二人均主要為劉君之依附袁世凱復辟帝制辯解。前者稱“參政京師，卒為佞人牽引，其出處進退之間，頗遭譏議，要非其本懷，未足以為深病也”[10]，這還只是推卸責任;後者的辯解更有趣：夫袁氏盜國，與胡虜華夏，則有間矣。申叔明春秋夷夏之防，嚴建衛種族之辨，激揚士氣，以文字為義師先聲，其功實與章君胡汪相伯仲。[11]言下之意，劉君早年提倡“光復漢族”的大功，可以抵消其“復辟帝制”的小過。依汪君的意見，功過的大小，取決於涉及的物件:“種族革命”的重要性，遠在“政體變更”之上。且不論種族、政體孰輕孰重，單是只講劉君的“光漢”，而不提其淪為清廷密探，便知此乃出於友情的“曲為辯解”。
汪東出於好意，重提劉師培的反清活動。可實際效果則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劉君一生失誤多多，有牽涉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有只是具體認識的問題。比如，常為人詬罵的主編《國故》月刊以對抗新文化運動，便屬於文化觀念的差異。依附袁世凱，撰寫《君政復古論》、《聯邦駁議》等，性質自是嚴重多了，但仍有“政見不同”可做託詞。唯獨由反清義士一轉而為清廷密探，單從思想文化立場，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只能歸結於個人的心術與德操。在我看來，劉師培一生最大的失誤，正是由一代大儒淪落為“偵心探龍”——如此惡謔的綽號，乃魯迅1918年7月致錢玄同信中提出的[12]。錢、魯二君，與劉師培的交誼深淺有別，但都推崇其為學而鄙薄其為人，尤其不能原諒其充當清廷密探這一下賤的舉措。
事情的大概經過是這樣的：1907年末，正熱衷於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劉師培，突然隨妻子何震回國，向兩江總督端方獻“弭亂十策”。次年2月，重返東京的劉氏夫婦，政治態度更趨激烈，力主“顛覆人治，實現共產”。這期間，因提議改組同盟會並謀奪領導權不成，漸有異志，再加上因事與章太炎、陶成章等大起衝突，於是“外恨黨人，內懼艷妻，遂不得不鋌而走險，始真為江督端方之偵探矣”。歸國後的劉師培，邀功心切，聽說被通緝的陶成章自南洋歸來,“日與兩江督標中軍官米占元往各碼頭查探成章行蹤”，久之不得，難以復命，又乘革命黨人不備，參加其秘密集會，終於密告成功[13]。此事固然可鄙，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其時劉君正滿腔熱情地宣傳“最最新潮”的無政府主義!以前還以為是1908年10月因《衡報》被禁才“鋌而走險”，故章太炎、蔡元培都盡力為其“一時糊塗”辯解;《與端方書》以及所附“弭亂十策”的披露，則表明劉君前一年歸國時便已“打通關節”。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處與壞處(2)
“論學而不問政”，既非劉師培本人所願，甚至也不是其家族的傳統。四代治經，不等於有意遠離政治、拒絕仕宦，只是時運不濟而已。才情橫溢、心高氣傲的劉師培，不會滿足於皓首窮經，關於這點，讀讀《甲辰年自述詩》就能明白。“飛騰無術儒冠誤，寂寞青溪處士家”;“一劍蒼茫天外倚，風雲壯志肯消磨”——既壯懷激烈，又利慾薰心，二者密不可分[8]。朱維錚先生說得沒錯，少年得志且欲望強烈的劉師培，絕緣於革命思潮，則必定結緣於清朝統治，而絕不會“遠離政治”。因為，在中國的現實處境中，固守書齋，意味著遠離功名利祿，老死南窗之下。而這絕非劉師培的志趣。另外，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能夠敏感於時代潮流,“不僅趨時，而且超前”，提出種種即便時過境遷便煙消雲散的激進主張，引起公眾的注意，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跡，這也是一種獲得成功的“訣竅”。如今，劉君留下一大堆五花八門變幻莫測的論學兼論政的文字,“或許他作為純學者還達不到這樣的成就”[9]。因此，對於蔡元培的惋惜，朱氏表示不以為然。
我想替蔡先生略作申辯。首先,“委身學術”，並不一定意味著“固守家法”或“遠離政治”。清末民初幾乎所有的大學者、大文人，都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蔡元培本人更是如此。其次，蔡先生所說的“外緣所擾”，大概不是指關注國家命運，而是汲汲於社會的承認——說白了，就是世人很難忘懷的“功名利祿”。再次，對於劉師培的惋惜，所有的友人及崇拜者，都是指向其“失節”，而不是其“問政”。古往今來，問政兼論學的文人學者很多，並非都像劉師培那樣，落到被世人嘲罵的地步。
一句話，作為大學者，劉師培的陷落，並非因其“問政”的激情，而是因其介入社會的心態及手段。
二、“偵心探龍”的手段
30年代中，張繼、汪東各自為《劉申叔先生遺書》作序，其時“籌安會六君子”惡名猶在，故二人均主要為劉君之依附袁世凱復辟帝制辯解。前者稱“參政京師，卒為佞人牽引，其出處進退之間，頗遭譏議，要非其本懷，未足以為深病也”[10]，這還只是推卸責任;後者的辯解更有趣：夫袁氏盜國，與胡虜華夏，則有間矣。申叔明春秋夷夏之防，嚴建衛種族之辨，激揚士氣，以文字為義師先聲，其功實與章君胡汪相伯仲。[11]言下之意，劉君早年提倡“光復漢族”的大功，可以抵消其“復辟帝制”的小過。依汪君的意見，功過的大小，取決於涉及的物件:“種族革命”的重要性，遠在“政體變更”之上。且不論種族、政體孰輕孰重，單是只講劉君的“光漢”，而不提其淪為清廷密探，便知此乃出於友情的“曲為辯解”。
汪東出於好意，重提劉師培的反清活動。可實際效果則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劉君一生失誤多多，有牽涉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有只是具體認識的問題。比如，常為人詬罵的主編《國故》月刊以對抗新文化運動，便屬於文化觀念的差異。依附袁世凱，撰寫《君政復古論》、《聯邦駁議》等，性質自是嚴重多了，但仍有“政見不同”可做託詞。唯獨由反清義士一轉而為清廷密探，單從思想文化立場，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只能歸結於個人的心術與德操。在我看來，劉師培一生最大的失誤，正是由一代大儒淪落為“偵心探龍”——如此惡謔的綽號，乃魯迅1918年7月致錢玄同信中提出的[12]。錢、魯二君，與劉師培的交誼深淺有別，但都推崇其為學而鄙薄其為人，尤其不能原諒其充當清廷密探這一下賤的舉措。
事情的大概經過是這樣的：1907年末，正熱衷於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劉師培，突然隨妻子何震回國，向兩江總督端方獻“弭亂十策”。次年2月，重返東京的劉氏夫婦，政治態度更趨激烈，力主“顛覆人治，實現共產”。這期間，因提議改組同盟會並謀奪領導權不成，漸有異志，再加上因事與章太炎、陶成章等大起衝突，於是“外恨黨人，內懼艷妻，遂不得不鋌而走險，始真為江督端方之偵探矣”。歸國後的劉師培，邀功心切，聽說被通緝的陶成章自南洋歸來,“日與兩江督標中軍官米占元往各碼頭查探成章行蹤”，久之不得，難以復命，又乘革命黨人不備，參加其秘密集會，終於密告成功[13]。此事固然可鄙，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其時劉君正滿腔熱情地宣傳“最最新潮”的無政府主義!以前還以為是1908年10月因《衡報》被禁才“鋌而走險”，故章太炎、蔡元培都盡力為其“一時糊塗”辯解;《與端方書》以及所附“弭亂十策”的披露，則表明劉君前一年歸國時便已“打通關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