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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獨行孤見”、“勇於懷疑”、“抗議”、“否定”為思維特徵的章太炎，在清末民初這一場思想文化震盪中，其才華發揮得淋漓盡致，一點也不奇怪——這本來就是一個拆散(破壞舊世界)的時代。時過境遷，章太炎許多當年傳誦一時的“妙語”與“怪論”，都可能被人遺忘，但其“特立獨行”的氣勢，至今仍令人神往。
1992年1月於京西暢春園
(原刊《文學自由談》1992年2期)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處與壞處(1)
——也談劉師培的失節
激烈的好處與壞處 當年遊俠人晚清多奇才，劉師培(1884—1919)便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位。翻閱《劉申叔先生遺書》，你會驚訝，一個三十六歲便英年早逝的學者兼政治家，竟能有如此豐富的著述!單是《遺書》所收，便有論群經及小學者二十二種，論學術及文辭者十三種，群書校釋二十四種，詩文集四種，讀書記五種，教科書六種，合計七十四種。今人很難不認同黎錦熙的感慨:“以三十六齡而遽謝世，而著述之勤，貢獻之富，殆未有如劉君者也。”[1]
儀征劉氏治經，傳至劉師培，已是第四代,《遺書》所收著述，包含若干先輩的思路乃至成果。但申叔治學興趣廣泛，對新出現的課題反應極為敏捷，再加上講求旁推與會通，不汲汲於箋釋字句，與祖輩治學風格迥異，分辨起來不是很難。故學界對於申叔先生的“著作權”及學術成就，一般沒有異議;爭論的重點在於，如此天縱之才，為何一再失節?
短短十六年間，由熱心仕進的舉子，轉為力倡“光復漢族”的反清義士，再充當搜捕革命黨人的密探，繼而列名擁戴袁世凱恢復帝制的籌安會六君子，終領銜《國故》月刊對抗新文化運動……如此連續急轉彎，劉師培的政治立場及入世方式，在講求“氣節”的中國文人眼中，自是不可饒恕。“語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劉光漢一之而再，殆揚雄華歆之流亞歟!”[2]馮氏此語，不只表達了批評者的共同憤怒，而且上掛下聯，建構起令人側目的“失節者”譜系。
只是劉師培之一再“失節”，作為近代中國重要的歷史現象，其蘊涵的意義，不僅僅是古人早就感慨過的“有才無德”。
一、“委身學術”的假設
錢玄同曾將清末民初五十餘年作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並稱:“其中對於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這一革新運動，在錢氏看來，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始於1884年而止於1916年，其特點是眾多仁人志士崛起於清政不綱、喪權辱國的危機時刻：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嫉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運動中最為卓特者，以余所論，得十二人。[3]這十二英傑，按發表著述先後為序，分別是康有為、宋衡、譚嗣同、梁啓超、嚴復、夏曾佑、章太炎、孫詒讓、蔡元培、劉師培、王國維、崔適等。十二人中，年齡最小，治學條件最為優越的，是劉師培;可惜的是，個人品格最為人疵議的，也是劉師培。
“家傳樸學，奕世載德，蘊蓄既富，思力又銳”的劉君，著述所及，方面甚多，錢玄同將其“最精要者”概括為四事:“一為論古今學術思想，二為論小學，三為論經學，四為校釋群書。”[4]其實，劉師培的文學史及文論，同樣成績斐然。眼界甚高的魯迅，在論及國人的文學史著時，唯一推崇的，便是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另外，劉君對於無政府主義思潮以及《共產黨宣言》的介紹，既是思想，也是學術，同樣不可漠視。以今日學科分類而言，劉師培幾乎涉及人文研究領域的各個側面，且大都有所建樹。可就這麼一個不世出的大學者，生前身後，備受世人唾罵，怎不令人扼腕?
這就難怪劉君的好友蔡元培，在為《劉申叔先生遺書》所撰的《劉君申叔事略》中，為其略作辯解，稱其失節乃受小人蠱惑，晚年講學北大如何受學生歡迎，平生著述如此豐富“勤敏可驚”。可所有這些，又都無法抹殺劉氏“氣節有虧”這一鐵的事實。故文章只能以無可奈何的感嘆結尾：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緣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述，其所成就寧可限量?惜哉![5]這大概是許多欽佩劉君學問者的共同心愿。也正因如此，會有若干虛擬的軼事流傳。一不小心，祈使句成了陳述句，第三人稱轉為第一人稱，蔡君的“感慨”，轉眼間成了劉君的“自述”。
我這裡指的是近年出版的《劉師培評傳》(方光華著)，其中關於劉師培臨終懺悔的精彩描述，我以為是出於作者的虛構：1919年11月20日(陰曆九月二十八日)，劉師培的生命到了最後一刻。他派人把黃侃叫來，並吃力地對他說:“我一生應當論學而不問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誤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並希望黃侃將他的學術繼承下來，把它再傳給後代。是日劉師培氣絕身死，年僅36歲。[6]方書本來近專著而遠小說，絕大部分材料註明出處，唯獨我最關注的這一戲劇性場面，沒有給出資料來源。
1992年1月於京西暢春園
(原刊《文學自由談》1992年2期)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處與壞處(1)
——也談劉師培的失節
激烈的好處與壞處 當年遊俠人晚清多奇才，劉師培(1884—1919)便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位。翻閱《劉申叔先生遺書》，你會驚訝，一個三十六歲便英年早逝的學者兼政治家，竟能有如此豐富的著述!單是《遺書》所收，便有論群經及小學者二十二種，論學術及文辭者十三種，群書校釋二十四種，詩文集四種，讀書記五種，教科書六種，合計七十四種。今人很難不認同黎錦熙的感慨:“以三十六齡而遽謝世，而著述之勤，貢獻之富，殆未有如劉君者也。”[1]
儀征劉氏治經，傳至劉師培，已是第四代,《遺書》所收著述，包含若干先輩的思路乃至成果。但申叔治學興趣廣泛，對新出現的課題反應極為敏捷，再加上講求旁推與會通，不汲汲於箋釋字句，與祖輩治學風格迥異，分辨起來不是很難。故學界對於申叔先生的“著作權”及學術成就，一般沒有異議;爭論的重點在於，如此天縱之才，為何一再失節?
短短十六年間，由熱心仕進的舉子，轉為力倡“光復漢族”的反清義士，再充當搜捕革命黨人的密探，繼而列名擁戴袁世凱恢復帝制的籌安會六君子，終領銜《國故》月刊對抗新文化運動……如此連續急轉彎，劉師培的政治立場及入世方式，在講求“氣節”的中國文人眼中，自是不可饒恕。“語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劉光漢一之而再，殆揚雄華歆之流亞歟!”[2]馮氏此語，不只表達了批評者的共同憤怒，而且上掛下聯，建構起令人側目的“失節者”譜系。
只是劉師培之一再“失節”，作為近代中國重要的歷史現象，其蘊涵的意義，不僅僅是古人早就感慨過的“有才無德”。
一、“委身學術”的假設
錢玄同曾將清末民初五十餘年作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並稱:“其中對於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這一革新運動，在錢氏看來，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始於1884年而止於1916年，其特點是眾多仁人志士崛起於清政不綱、喪權辱國的危機時刻：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嫉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運動中最為卓特者，以余所論，得十二人。[3]這十二英傑，按發表著述先後為序，分別是康有為、宋衡、譚嗣同、梁啓超、嚴復、夏曾佑、章太炎、孫詒讓、蔡元培、劉師培、王國維、崔適等。十二人中，年齡最小，治學條件最為優越的，是劉師培;可惜的是，個人品格最為人疵議的，也是劉師培。
“家傳樸學，奕世載德，蘊蓄既富，思力又銳”的劉君，著述所及，方面甚多，錢玄同將其“最精要者”概括為四事:“一為論古今學術思想，二為論小學，三為論經學，四為校釋群書。”[4]其實，劉師培的文學史及文論，同樣成績斐然。眼界甚高的魯迅，在論及國人的文學史著時，唯一推崇的，便是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另外，劉君對於無政府主義思潮以及《共產黨宣言》的介紹，既是思想，也是學術，同樣不可漠視。以今日學科分類而言，劉師培幾乎涉及人文研究領域的各個側面，且大都有所建樹。可就這麼一個不世出的大學者，生前身後，備受世人唾罵，怎不令人扼腕?
這就難怪劉君的好友蔡元培，在為《劉申叔先生遺書》所撰的《劉君申叔事略》中，為其略作辯解，稱其失節乃受小人蠱惑，晚年講學北大如何受學生歡迎，平生著述如此豐富“勤敏可驚”。可所有這些，又都無法抹殺劉氏“氣節有虧”這一鐵的事實。故文章只能以無可奈何的感嘆結尾：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緣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述，其所成就寧可限量?惜哉![5]這大概是許多欽佩劉君學問者的共同心愿。也正因如此，會有若干虛擬的軼事流傳。一不小心，祈使句成了陳述句，第三人稱轉為第一人稱，蔡君的“感慨”，轉眼間成了劉君的“自述”。
我這裡指的是近年出版的《劉師培評傳》(方光華著)，其中關於劉師培臨終懺悔的精彩描述，我以為是出於作者的虛構：1919年11月20日(陰曆九月二十八日)，劉師培的生命到了最後一刻。他派人把黃侃叫來，並吃力地對他說:“我一生應當論學而不問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誤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並希望黃侃將他的學術繼承下來，把它再傳給後代。是日劉師培氣絕身死，年僅36歲。[6]方書本來近專著而遠小說，絕大部分材料註明出處，唯獨我最關注的這一戲劇性場面，沒有給出資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