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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有思想的學問家(2)
在今古文之爭中，章太炎無疑是站在古文經學一邊;而在中西學之辨中，章氏似乎以中為主，這有其特殊的理論背景，並非盲目排外。只是針對日漸加劇的“歐化主義”，章太炎才大聲疾呼“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究其實際，章氏對向西方求學理這一思潮並不反感，而且自覺投入其中，不只釋譯日人岸本武能太的《社會學》，東走日本時更“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志哲人之書”。這使得他在著述中可以不時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乃至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叔本華、尼采、休謨、赫胥黎、斯賓塞等西哲對話與辯難，並以之作為建構理論體系的參照。更何況章氏還有另一手絕活——對印度哲學的了解，使得他能夠隨意徵引從婆羅門、勝論、數論各宗乃至《法華》、《華嚴》、《瑜伽》諸經。這點章太炎非常得意，口述《菿漢微言》時以融會通“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自許。可毋庸諱言，章氏對“東西學人之所說”，談不上精深研究，好多只是依據第二、三手材料和同時代人的研究成果(一如梁啓超《盧梭學案》、《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和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都是連編帶寫，近乎纂述，當然也都不無發揮。好在章太炎本就是“依自不依他”，用近乎“六經注我”的態度，藉助這些西方學說來構建自家的理論體系。
章太炎之不同於清儒，不只在於他有幸借鑑泰西學說，學術眼界更為廣闊;更在於其超越考據，直探義理，成為近代中國真正有思想的大學者。章氏認定學者之病實者(執著滯淹)當施瀉，病虛者(浮華誇誕)宜施補,“鄙人夙治漢學，頗亦病實。數年來，以清談玄理滌盪靈府，今實邪幸已瀉盡”(《致宋燕生書》)。詁經精舍七年，章太炎受過嚴格的樸學訓練。由樸學而小學而史學而玄學，此乃章氏治學的大致門徑。借用弟子許壽裳的話，就是“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章炳麟》)。倘就追蹤玄學而言，章氏的精神漫遊之路大致如下：先是由儒入佛，次則以佛反儒、以佛解莊，最後是儒釋道互補。《菿漢微言》中雖有“文孔老莊是為域中四聖，冥會華梵，皆大乘菩薩也”的話，但與傳統文人之調和儒釋道還是有所不同。就玄理而言，章氏認定中外學說,“無過《楞伽》、《瑜伽》者”，只是“佛法雖高，不應用於政治社會”，這才有待於老莊與文孔(《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而儒道相較，又以孔子學說更切於人事，故國勢日危時須格外闡揚儒俠，而不可獨用佛道。經世求切於人事，求是則不妨高妙。就理論趣味而言，章太炎最欣賞的還是佛學，其著述的思想深度也大大得益於佛學的滋潤。
三
古今、中外、儒釋道三個層次之間，並非完全隔絕，而是處於互動、對話的狀態。這一點，章氏自述學術次第時關於“漢學—科學—法相”三者關係的辨析最能說明問題。分層次只是為了便於把握，有時候根本無法分清孰先孰後。統而言之，章氏之治學，以第三層(哲理與眼光)成就最高，可根基則是第一層(方法與學養)。
在今古文之爭、中西學之辨和儒釋道的調適過程中，章太炎逐漸形成自己獨特而龐雜的思想體系。不過在這有形的三層次的努力中，有一種無形的特殊動力，或者說思維習慣，驅使他為尋求真理而上下求索並取得豐碩成果。這就是其獨行俠的氣質以及否定性的思維特徵。從上世紀末作《明獨》，斷言“知不獨行，不足以樹大旅”、“大獨，大群之母也”起，章氏一生始終“特立獨行”、“狂生”、“名士”、“異端”、“在野黨”、“神經病”、“章瘋子”、“矜奇立異”、“忤時違眾”等等，這就是世人對章氏此一性格特徵的褒貶。其中“神經病”的說法，是章太炎1906年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中供認不諱的:“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章太炎晚年批評世人趨新騖奇，可“立說好異前人”(包括今人)，正是章氏平生活學一大特點，其得失皆繫於此。
侯外廬稱章太炎研究中“表現出自我橫衝的獨行孤見，在中國思想史上這樣有人格性的創造，實在數不上幾人”(《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中則斷言:“他不但反對傳統的中國思想，他同樣的反對西方的新思想，其勇於懷疑，與康有為之破除九界、譚嗣同之衝決網羅，有同等甚或更大的思想解放、超出束縛的效力。”蕭公權以“抗議”二字作為章氏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國政治思想史》);河田悌一則乾脆稱章太炎為“否定的思想家”(《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所有這些說法，都是注意到章氏立論的這一特色。
這種標新立異銳意創新的學術風格，好處是總走在時代前頭，善於救弊扶偏,“事未至而先見敗征，眾人方醉而己獨醒”(龐俊《章先生學術述略》);可一味顛倒時論，為否定而否定，雖能出奇制勝，但易失之偏激。
在今古文之爭中，章太炎無疑是站在古文經學一邊;而在中西學之辨中，章氏似乎以中為主，這有其特殊的理論背景，並非盲目排外。只是針對日漸加劇的“歐化主義”，章太炎才大聲疾呼“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究其實際，章氏對向西方求學理這一思潮並不反感，而且自覺投入其中，不只釋譯日人岸本武能太的《社會學》，東走日本時更“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志哲人之書”。這使得他在著述中可以不時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乃至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叔本華、尼采、休謨、赫胥黎、斯賓塞等西哲對話與辯難，並以之作為建構理論體系的參照。更何況章氏還有另一手絕活——對印度哲學的了解，使得他能夠隨意徵引從婆羅門、勝論、數論各宗乃至《法華》、《華嚴》、《瑜伽》諸經。這點章太炎非常得意，口述《菿漢微言》時以融會通“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自許。可毋庸諱言，章氏對“東西學人之所說”，談不上精深研究，好多只是依據第二、三手材料和同時代人的研究成果(一如梁啓超《盧梭學案》、《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和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都是連編帶寫，近乎纂述，當然也都不無發揮。好在章太炎本就是“依自不依他”，用近乎“六經注我”的態度，藉助這些西方學說來構建自家的理論體系。
章太炎之不同於清儒，不只在於他有幸借鑑泰西學說，學術眼界更為廣闊;更在於其超越考據，直探義理，成為近代中國真正有思想的大學者。章氏認定學者之病實者(執著滯淹)當施瀉，病虛者(浮華誇誕)宜施補,“鄙人夙治漢學，頗亦病實。數年來，以清談玄理滌盪靈府，今實邪幸已瀉盡”(《致宋燕生書》)。詁經精舍七年，章太炎受過嚴格的樸學訓練。由樸學而小學而史學而玄學，此乃章氏治學的大致門徑。借用弟子許壽裳的話，就是“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章炳麟》)。倘就追蹤玄學而言，章氏的精神漫遊之路大致如下：先是由儒入佛，次則以佛反儒、以佛解莊，最後是儒釋道互補。《菿漢微言》中雖有“文孔老莊是為域中四聖，冥會華梵，皆大乘菩薩也”的話，但與傳統文人之調和儒釋道還是有所不同。就玄理而言，章氏認定中外學說,“無過《楞伽》、《瑜伽》者”，只是“佛法雖高，不應用於政治社會”，這才有待於老莊與文孔(《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而儒道相較，又以孔子學說更切於人事，故國勢日危時須格外闡揚儒俠，而不可獨用佛道。經世求切於人事，求是則不妨高妙。就理論趣味而言，章太炎最欣賞的還是佛學，其著述的思想深度也大大得益於佛學的滋潤。
三
古今、中外、儒釋道三個層次之間，並非完全隔絕，而是處於互動、對話的狀態。這一點，章氏自述學術次第時關於“漢學—科學—法相”三者關係的辨析最能說明問題。分層次只是為了便於把握，有時候根本無法分清孰先孰後。統而言之，章氏之治學，以第三層(哲理與眼光)成就最高，可根基則是第一層(方法與學養)。
在今古文之爭、中西學之辨和儒釋道的調適過程中，章太炎逐漸形成自己獨特而龐雜的思想體系。不過在這有形的三層次的努力中，有一種無形的特殊動力，或者說思維習慣，驅使他為尋求真理而上下求索並取得豐碩成果。這就是其獨行俠的氣質以及否定性的思維特徵。從上世紀末作《明獨》，斷言“知不獨行，不足以樹大旅”、“大獨，大群之母也”起，章氏一生始終“特立獨行”、“狂生”、“名士”、“異端”、“在野黨”、“神經病”、“章瘋子”、“矜奇立異”、“忤時違眾”等等，這就是世人對章氏此一性格特徵的褒貶。其中“神經病”的說法，是章太炎1906年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中供認不諱的:“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章太炎晚年批評世人趨新騖奇，可“立說好異前人”(包括今人)，正是章氏平生活學一大特點，其得失皆繫於此。
侯外廬稱章太炎研究中“表現出自我橫衝的獨行孤見，在中國思想史上這樣有人格性的創造，實在數不上幾人”(《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中則斷言:“他不但反對傳統的中國思想，他同樣的反對西方的新思想，其勇於懷疑，與康有為之破除九界、譚嗣同之衝決網羅，有同等甚或更大的思想解放、超出束縛的效力。”蕭公權以“抗議”二字作為章氏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國政治思想史》);河田悌一則乾脆稱章太炎為“否定的思想家”(《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所有這些說法，都是注意到章氏立論的這一特色。
這種標新立異銳意創新的學術風格，好處是總走在時代前頭，善於救弊扶偏,“事未至而先見敗征，眾人方醉而己獨醒”(龐俊《章先生學術述略》);可一味顛倒時論，為否定而否定，雖能出奇制勝，但易失之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