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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關係的是，過分突出所謂革命派與改良派的鬥爭(或光復會與同盟會的分裂)，用外在的政治行動作為評價的唯一依據，抹煞章太炎思想的深刻性與複雜性，使得歷史人物一下子平面化了。清末民初，知識分子上下求索，許多見解既空泛又深刻，一時難斷是非曲直。只因為辛亥革命成功，就斷言“革命”是好“立憲”是壞，未免過於草率。史學家呂思勉曾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君主和民主比較，自然君主較舊而民主較新;可將革命和立憲比較,“革命是吾家舊物，而立憲的觀念則來自西洋”(或者說革命是舊而立憲是新)。主君主立憲的康、梁與主民主革命的孫、章，都不是“新舊—中西”(更不要說“進步—落後”)這樣簡單的模式所能概括的。
章太炎自述思想變遷，有一句話很精闢:“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菿漢微言》)這話常被研究者引用，可具體闡釋五花八門，尤其是關於“真”、“俗”的界定。比如，隨順眾生為俗，破除迷妄為真;具體事物為俗，抽象哲理為真;史學為俗，哲理為真;學以致用為俗，實事求是為真;儒學是俗，佛學是真;經驗現象是俗，心靈本體為真……等等。章氏既持真俗之辨，又主“真妄同源”，頗多精彩之論。不過，倘以這假定性的“真俗”說衡量章氏一生，其“轉俗成真”與“回真向俗”恰好落實在兩次系獄。“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此乃未經“真”洗滌的“俗”;“及囚系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解此以還，乃達大乘深趣”——此即“轉俗成真”;“癸甲之際，厄於龍泉，始玩爻象，重籀《論語》”——此乃“回真向俗”。三年系獄，三年幽禁，前後兩次被囚，精神狀態大不一樣，可都促使章氏深思熟慮，重新反省其政治理想及學術追求，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思想轉變。這種轉變當然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和《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對此也含糊其辭;為了論說方便，只能作如下大致劃分：第一次轉變以1906年出獄東渡日本為界;第二次轉變為1915年幽禁中作《菿漢微言》自述“回真向俗”為標誌。以此二變三段來把握章太炎的思想變遷，相對強調內在思路而不是外在行動，價值追求而不是政治傾向。
二
談論章太炎的學術思想不容易，因其糅合百家而又自成宗派，思想資料和學術淵源頗為複雜，不同時期所吸收、所推崇的又很不一致。不過，大致而言，章氏學術思想的形成，依其先後可分為古今文之爭、中西學之辨和儒道釋的調適三個層次。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不是在一種平靜狀態下接受某一思想(或學術觀念)，而始終是堅持“依自不依他”的獨立意識，在爭辯中、對抗中選擇取捨，融會貫通的。
章氏治學講求自得，既反泥古，也反媚外。評判歷代學術，其重要標尺就是能否“獨立自得”。而對西方學術，章氏從來都是以我為主，不為所拘，有時甚至故顯倨傲，言辭刻薄。可另一方面，章太炎其實頗為善於向學術上的對手學習，藉助論爭激發靈感，完善自家學說。20年代章太炎有一段自白，很能表明他這種治學風格:“我們更可知學術的進步，是靠著爭辯，雙方反對愈激烈，收效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報》筆政，梁啓超主《新民叢報》筆政，雙方為國體問題辯論得很激烈，很有聲色;後來《新民叢報》停版，我們也就擱筆。”(《國學概論》)
至於為了匡正時論，故作驚人之語，在章太炎也不稀奇。1906年，章太炎寫下對新文化運動影響甚大的《諸子學略說》，批評儒家“以富貴利祿為心”;十六年後表示懺悔此“狂妄逆詐之論”，並解釋當時立論乃因“深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致柳翼謀書》)。這種解釋並非無稽之談，章氏好多轟動一時的驚人之論是服務於其時的政治論爭的。李澤厚稱其為“半政治半學術的廣闊評述”(《章太炎剖析》)，不無道理。正因為如此，對其分析評判，不能限於字面所述事實或所依學理，更得考慮其特定語境和潛在的對話者。
章太炎對康有為借公羊學倡改制的良苦用心其實頗有領悟，只是對其論學詭怪恣肆主觀武斷始終不以為然。早年為了“以革政挽革命”，章氏曾應邀與康門弟子共事，可“論及學派，輒如冰炭”;只因考慮到其時政治鬥爭形勢，才沒有公開批評康氏學說。戊戌政變後，他甚至針對世人對康有為的攻擊，挺身而出為其辯護，並自認與康氏“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自合也”(《〈康氏復書〉識語》)。只是到1900年解辮髮主排滿以後，政治上與康梁等君主立憲分道揚鑣，章氏才多次著文痛詆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康有為立說過於武斷，弟子梁啓超也承認其師“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清代學術概論》)。這種治學方法，與作為古文經學大師的章太炎所標榜的求是精神大相逕庭。再加上政見歧異，故章太炎對之熱諷冷嘲不遺餘力。這麼一來，章氏也就難得平心體會康氏立說的長處,“門戶之見，時不能免”(同上)。
章太炎自述思想變遷，有一句話很精闢:“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菿漢微言》)這話常被研究者引用，可具體闡釋五花八門，尤其是關於“真”、“俗”的界定。比如，隨順眾生為俗，破除迷妄為真;具體事物為俗，抽象哲理為真;史學為俗，哲理為真;學以致用為俗，實事求是為真;儒學是俗，佛學是真;經驗現象是俗，心靈本體為真……等等。章氏既持真俗之辨，又主“真妄同源”，頗多精彩之論。不過，倘以這假定性的“真俗”說衡量章氏一生，其“轉俗成真”與“回真向俗”恰好落實在兩次系獄。“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此乃未經“真”洗滌的“俗”;“及囚系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解此以還，乃達大乘深趣”——此即“轉俗成真”;“癸甲之際，厄於龍泉，始玩爻象，重籀《論語》”——此乃“回真向俗”。三年系獄，三年幽禁，前後兩次被囚，精神狀態大不一樣，可都促使章氏深思熟慮，重新反省其政治理想及學術追求，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思想轉變。這種轉變當然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和《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對此也含糊其辭;為了論說方便，只能作如下大致劃分：第一次轉變以1906年出獄東渡日本為界;第二次轉變為1915年幽禁中作《菿漢微言》自述“回真向俗”為標誌。以此二變三段來把握章太炎的思想變遷，相對強調內在思路而不是外在行動，價值追求而不是政治傾向。
二
談論章太炎的學術思想不容易，因其糅合百家而又自成宗派，思想資料和學術淵源頗為複雜，不同時期所吸收、所推崇的又很不一致。不過，大致而言，章氏學術思想的形成，依其先後可分為古今文之爭、中西學之辨和儒道釋的調適三個層次。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不是在一種平靜狀態下接受某一思想(或學術觀念)，而始終是堅持“依自不依他”的獨立意識，在爭辯中、對抗中選擇取捨，融會貫通的。
章氏治學講求自得，既反泥古，也反媚外。評判歷代學術，其重要標尺就是能否“獨立自得”。而對西方學術，章氏從來都是以我為主，不為所拘，有時甚至故顯倨傲，言辭刻薄。可另一方面，章太炎其實頗為善於向學術上的對手學習，藉助論爭激發靈感，完善自家學說。20年代章太炎有一段自白，很能表明他這種治學風格:“我們更可知學術的進步，是靠著爭辯，雙方反對愈激烈，收效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報》筆政，梁啓超主《新民叢報》筆政，雙方為國體問題辯論得很激烈，很有聲色;後來《新民叢報》停版，我們也就擱筆。”(《國學概論》)
至於為了匡正時論，故作驚人之語，在章太炎也不稀奇。1906年，章太炎寫下對新文化運動影響甚大的《諸子學略說》，批評儒家“以富貴利祿為心”;十六年後表示懺悔此“狂妄逆詐之論”，並解釋當時立論乃因“深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致柳翼謀書》)。這種解釋並非無稽之談，章氏好多轟動一時的驚人之論是服務於其時的政治論爭的。李澤厚稱其為“半政治半學術的廣闊評述”(《章太炎剖析》)，不無道理。正因為如此，對其分析評判，不能限於字面所述事實或所依學理，更得考慮其特定語境和潛在的對話者。
章太炎對康有為借公羊學倡改制的良苦用心其實頗有領悟，只是對其論學詭怪恣肆主觀武斷始終不以為然。早年為了“以革政挽革命”，章氏曾應邀與康門弟子共事，可“論及學派，輒如冰炭”;只因考慮到其時政治鬥爭形勢，才沒有公開批評康氏學說。戊戌政變後，他甚至針對世人對康有為的攻擊，挺身而出為其辯護，並自認與康氏“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自合也”(《〈康氏復書〉識語》)。只是到1900年解辮髮主排滿以後，政治上與康梁等君主立憲分道揚鑣，章氏才多次著文痛詆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康有為立說過於武斷，弟子梁啓超也承認其師“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清代學術概論》)。這種治學方法，與作為古文經學大師的章太炎所標榜的求是精神大相逕庭。再加上政見歧異，故章太炎對之熱諷冷嘲不遺餘力。這麼一來，章氏也就難得平心體會康氏立說的長處,“門戶之見，時不能免”(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