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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相關係的是,過分突出所謂革命派與改良派的鬥爭(或光復會與同盟會的分裂),用外在的政治行動作為評價的唯一依據,抹煞章太炎思想的深刻性與複雜性,使得歷史人物一下子平面化了。清末民初,知識分子上下求索,許多見解既空泛又深刻,一時難斷是非曲直。只因為辛亥革命成功,就斷言“革命”是好“立憲”是壞,未免過於草率。史學家呂思勉曾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君主和民主比較,自然君主較舊而民主較新;可將革命和立憲比較,“革命是吾家舊物,而立憲的觀念則來自西洋”(或者說革命是舊而立憲是新)。主君主立憲的康、梁與主民主革命的孫、章,都不是“新舊—中西”(更不要說“進步—落後”)這樣簡單的模式所能概括的。

  章太炎自述思想變遷,有一句話很精闢:“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菿漢微言》)這話常被研究者引用,可具體闡釋五花八門,尤其是關於“真”、“俗”的界定。比如,隨順眾生為俗,破除迷妄為真;具體事物為俗,抽象哲理為真;史學為俗,哲理為真;學以致用為俗,實事求是為真;儒學是俗,佛學是真;經驗現象是俗,心靈本體為真……等等。章氏既持真俗之辨,又主“真妄同源”,頗多精彩之論。不過,倘以這假定性的“真俗”說衡量章氏一生,其“轉俗成真”與“回真向俗”恰好落實在兩次系獄。“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此乃未經“真”洗滌的“俗”;“及囚系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解此以還,乃達大乘深趣”——此即“轉俗成真”;“癸甲之際,厄於龍泉,始玩爻象,重籀《論語》”——此乃“回真向俗”。三年系獄,三年幽禁,前後兩次被囚,精神狀態大不一樣,可都促使章氏深思熟慮,重新反省其政治理想及學術追求,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思想轉變。這種轉變當然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和《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對此也含糊其辭;為了論說方便,只能作如下大致劃分:第一次轉變以1906年出獄東渡日本為界;第二次轉變為1915年幽禁中作《菿漢微言》自述“回真向俗”為標誌。以此二變三段來把握章太炎的思想變遷,相對強調內在思路而不是外在行動,價值追求而不是政治傾向。

  二

  談論章太炎的學術思想不容易,因其糅合百家而又自成宗派,思想資料和學術淵源頗為複雜,不同時期所吸收、所推崇的又很不一致。不過,大致而言,章氏學術思想的形成,依其先後可分為古今文之爭、中西學之辨和儒道釋的調適三個層次。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不是在一種平靜狀態下接受某一思想(或學術觀念),而始終是堅持“依自不依他”的獨立意識,在爭辯中、對抗中選擇取捨,融會貫通的。

  章氏治學講求自得,既反泥古,也反媚外。評判歷代學術,其重要標尺就是能否“獨立自得”。而對西方學術,章氏從來都是以我為主,不為所拘,有時甚至故顯倨傲,言辭刻薄。可另一方面,章太炎其實頗為善於向學術上的對手學習,藉助論爭激發靈感,完善自家學說。20年代章太炎有一段自白,很能表明他這種治學風格:“我們更可知學術的進步,是靠著爭辯,雙方反對愈激烈,收效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報》筆政,梁啓超主《新民叢報》筆政,雙方為國體問題辯論得很激烈,很有聲色;後來《新民叢報》停版,我們也就擱筆。”(《國學概論》)

  至於為了匡正時論,故作驚人之語,在章太炎也不稀奇。1906年,章太炎寫下對新文化運動影響甚大的《諸子學略說》,批評儒家“以富貴利祿為心”;十六年後表示懺悔此“狂妄逆詐之論”,並解釋當時立論乃因“深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致柳翼謀書》)。這種解釋並非無稽之談,章氏好多轟動一時的驚人之論是服務於其時的政治論爭的。李澤厚稱其為“半政治半學術的廣闊評述”(《章太炎剖析》),不無道理。正因為如此,對其分析評判,不能限於字面所述事實或所依學理,更得考慮其特定語境和潛在的對話者。

  章太炎對康有為借公羊學倡改制的良苦用心其實頗有領悟,只是對其論學詭怪恣肆主觀武斷始終不以為然。早年為了“以革政挽革命”,章氏曾應邀與康門弟子共事,可“論及學派,輒如冰炭”;只因考慮到其時政治鬥爭形勢,才沒有公開批評康氏學說。戊戌政變後,他甚至針對世人對康有為的攻擊,挺身而出為其辯護,並自認與康氏“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自合也”(《〈康氏復書〉識語》)。只是到1900年解辮髮主排滿以後,政治上與康梁等君主立憲分道揚鑣,章氏才多次著文痛詆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康有為立說過於武斷,弟子梁啓超也承認其師“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清代學術概論》)。這種治學方法,與作為古文經學大師的章太炎所標榜的求是精神大相逕庭。再加上政見歧異,故章太炎對之熱諷冷嘲不遺餘力。這麼一來,章氏也就難得平心體會康氏立說的長處,“門戶之見,時不能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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