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頁
[18]參見吳宏聰等主編《丘逢甲研究》所收錄的論丘逢甲教育思想及實踐諸文。
[19]《創設嶺東同文學堂序》，見《丘逢甲文集》303—304頁。
[20]《答梁詩五函》，見《丘逢甲文集》275頁。
[21]丘逢甲之遊說南洋華僑捐資辦學，既指向國內，也指向國外。後者如1898年7月20日《天南新報》刊登丘逢甲致丘菽園信，建議其振臂一呼，在新加坡創辦學堂，並稱此舉“保國可也，保教可也，保種可也;既不然，僅全心合力，以保在洋之權利亦可也”。前者則不妨以1900年初春丘逢甲南洋之行前給惠潮嘉道沈絜齋所寫的信為例，丘氏在信中表達“使各埠商民能以材力上報國家”的信心(見《丘逢甲文集》284頁);而日後嶺東同文學堂之得以正式開辦，與丘氏此行大有關係。
[22]參見“丘逢甲與近代中國”研討會上夏曉虹的《心關國粹謀興學——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開》以及張克宏、王慷鼎的《丘逢甲的南洋之行》。
[23]《復菽園》，見《丘逢甲文集》267頁。
[24]梁信見鄭喜夫編撰《民國丘倉海先生逢甲年譜》169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25]《溫柳介先生誄》，見《丘逢甲文集》326頁。
[26]《重修東山韓夫子祠及書院啟》，見《丘逢甲文集》296頁。
[27]丘琮:《岵懷錄》，見《嶺雲海日樓詩鈔》509頁。
[28]這裡系借用丘復《潛齋先生墓志銘》中對丘逢甲父親潛齋先生的評價，丘復所撰墓志銘見鄭喜夫編撰《民國丘倉海先生逢甲年譜》245頁。
[29]參見《溫柳介先生誄》,《丘逢甲文集》326頁。
[30]參見《蕭母姚太夫人七秩開一壽序》,《丘逢甲文集》333頁。
[31]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嚴復集》第五冊155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32]參見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102頁，台北：世界書局，1972年。
[33]胡適:《我的歧路》,《胡適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
[34]參閱拙文《設議院與開學堂》，見陳平原、夏曉虹主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331—342頁，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年。
[35]參閱康有為《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康有為政論集》3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36]參見拙著《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第二章《官學與私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37]參見柯文著、林同華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6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38]古來中國人“告老還鄉”以及“服務桑梓”的觀念，使其很自然地介入家鄉的政治和教育文化事業。所謂“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鄉間士紳在傳統社會所起的教化作用不容忽視。而這一功能，隨著現代化/城市化的推進而逐漸消失，其結果是城鄉之間在經濟與文化上的差別日益擴大。
[39]柯文著、林同華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44頁。
[40]柯文著、林同華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48頁。
[41]簡要的論述，請參見饒宗頤《何以要建立“潮州學”》和杜經國《潮學研究發刊詞》，均見《潮學研究》第一輯，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
[42]參見《嚴復集》第三冊64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43]參見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第三章和第八章，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有思想的學問家(1)
——關於章太炎
有思想的學問家 當年遊俠人身兼鬥士與學者的章太炎(1869—1936)，一生屢遭世變，多次捲入政治鬥爭旋渦，可依然著述、講學不輟。早年奔走革命，不忘提倡學術;晚年闡揚國故，可也呼籲抗日。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徘徊，是清末民初學者的共同特徵;章太炎的好處是幹什麼像什麼，是個大政治家，也是個大學者。後世學人關於民國以後的章太炎是否“退居於寧靜”的爭論，未免過分集中關注其政治生涯。換一個觀察角度，由從政轉為問學，很難簡單認為“頹唐”或“消極”。在我看來，章太炎不只是革命家，更是近代中國最博學、思想最複雜高深的人物。魯迅稱章氏為“有學問的革命家”，我則傾向於將其作為“有思想的學問家”來考察。
一
談論章太炎的思想與學術，很難不作分期把握，因其思想龐雜且變化多端，根本無法“一言以蔽之”。前人關於章氏思想發展的分段，頗多可議之處。關鍵不在分段時提前幾年抑或推後幾年，而在使用的理論尺度以及無意中表露出來的論者的學術思想。
最常見的弊病是過分依賴歷史事件，而不大考慮對象自身的特性。甲午戰爭、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當然會在章氏生活和思想上打下烙印，可將其作為分段依據則嫌牽強。外在的政治事件與個體的生命體驗和思想學術追求不能畫等號，尤其是像章太炎這樣有極強烈的獨立意識的思想家，根本不會隨時勢流轉。將個體感受直接依附於外界發生的政治事件，說成是其“必然的反映”，而不尊重個體獨特的生存處境、感情世界以及內在思路，所有歷史人物的思想發展也就只能一刀切了。
[19]《創設嶺東同文學堂序》，見《丘逢甲文集》303—304頁。
[20]《答梁詩五函》，見《丘逢甲文集》275頁。
[21]丘逢甲之遊說南洋華僑捐資辦學，既指向國內，也指向國外。後者如1898年7月20日《天南新報》刊登丘逢甲致丘菽園信，建議其振臂一呼，在新加坡創辦學堂，並稱此舉“保國可也，保教可也，保種可也;既不然，僅全心合力，以保在洋之權利亦可也”。前者則不妨以1900年初春丘逢甲南洋之行前給惠潮嘉道沈絜齋所寫的信為例，丘氏在信中表達“使各埠商民能以材力上報國家”的信心(見《丘逢甲文集》284頁);而日後嶺東同文學堂之得以正式開辦，與丘氏此行大有關係。
[22]參見“丘逢甲與近代中國”研討會上夏曉虹的《心關國粹謀興學——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開》以及張克宏、王慷鼎的《丘逢甲的南洋之行》。
[23]《復菽園》，見《丘逢甲文集》267頁。
[24]梁信見鄭喜夫編撰《民國丘倉海先生逢甲年譜》169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25]《溫柳介先生誄》，見《丘逢甲文集》326頁。
[26]《重修東山韓夫子祠及書院啟》，見《丘逢甲文集》296頁。
[27]丘琮:《岵懷錄》，見《嶺雲海日樓詩鈔》509頁。
[28]這裡系借用丘復《潛齋先生墓志銘》中對丘逢甲父親潛齋先生的評價，丘復所撰墓志銘見鄭喜夫編撰《民國丘倉海先生逢甲年譜》245頁。
[29]參見《溫柳介先生誄》,《丘逢甲文集》326頁。
[30]參見《蕭母姚太夫人七秩開一壽序》,《丘逢甲文集》333頁。
[31]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嚴復集》第五冊155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32]參見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102頁，台北：世界書局，1972年。
[33]胡適:《我的歧路》,《胡適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
[34]參閱拙文《設議院與開學堂》，見陳平原、夏曉虹主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331—342頁，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年。
[35]參閱康有為《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康有為政論集》3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36]參見拙著《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第二章《官學與私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37]參見柯文著、林同華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6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38]古來中國人“告老還鄉”以及“服務桑梓”的觀念，使其很自然地介入家鄉的政治和教育文化事業。所謂“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鄉間士紳在傳統社會所起的教化作用不容忽視。而這一功能，隨著現代化/城市化的推進而逐漸消失，其結果是城鄉之間在經濟與文化上的差別日益擴大。
[39]柯文著、林同華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44頁。
[40]柯文著、林同華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48頁。
[41]簡要的論述，請參見饒宗頤《何以要建立“潮州學”》和杜經國《潮學研究發刊詞》，均見《潮學研究》第一輯，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
[42]參見《嚴復集》第三冊64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43]參見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第三章和第八章，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當年遊俠人》 第三部分有思想的學問家(1)
——關於章太炎
有思想的學問家 當年遊俠人身兼鬥士與學者的章太炎(1869—1936)，一生屢遭世變，多次捲入政治鬥爭旋渦，可依然著述、講學不輟。早年奔走革命，不忘提倡學術;晚年闡揚國故，可也呼籲抗日。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徘徊，是清末民初學者的共同特徵;章太炎的好處是幹什麼像什麼，是個大政治家，也是個大學者。後世學人關於民國以後的章太炎是否“退居於寧靜”的爭論，未免過分集中關注其政治生涯。換一個觀察角度，由從政轉為問學，很難簡單認為“頹唐”或“消極”。在我看來，章太炎不只是革命家，更是近代中國最博學、思想最複雜高深的人物。魯迅稱章氏為“有學問的革命家”，我則傾向於將其作為“有思想的學問家”來考察。
一
談論章太炎的思想與學術，很難不作分期把握，因其思想龐雜且變化多端，根本無法“一言以蔽之”。前人關於章氏思想發展的分段，頗多可議之處。關鍵不在分段時提前幾年抑或推後幾年，而在使用的理論尺度以及無意中表露出來的論者的學術思想。
最常見的弊病是過分依賴歷史事件，而不大考慮對象自身的特性。甲午戰爭、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當然會在章氏生活和思想上打下烙印，可將其作為分段依據則嫌牽強。外在的政治事件與個體的生命體驗和思想學術追求不能畫等號，尤其是像章太炎這樣有極強烈的獨立意識的思想家，根本不會隨時勢流轉。將個體感受直接依附於外界發生的政治事件，說成是其“必然的反映”，而不尊重個體獨特的生存處境、感情世界以及內在思路，所有歷史人物的思想發展也就只能一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