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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先是按空間分為沿海文化與腹地文化，後更借用史堅雅(GWSkinner)的區域系統理論，將19世紀的中國定義為東北、華北、西北、長江上游、長江中游、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嶺南與雲貴等九大區域[39]。除了柯文書中介紹的諸多英文著作，90年代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並出版的系列著作《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基本上也是採取這一理論假設。在此論述框架中，遠離朝廷的廣東南海、浙江紹興、安徽桐城等，均成了具有全局性意義的研究課題[40]，因其成果在某種程度上修正了此前的若干宏大敘事。
同樣道理，晚清潮嘉地區的思想文化、經濟社會，以及作為大詩人兼社會活動家的黃遵憲、丘逢甲等，也應該有較大的研究價值。雖然學界日漸注重區域文化研究，但通常都是將行政區域與文化傳統混而為一，以“嶺南文化”來涵蓋整個廣東的歷史文化。而實際上，地處“嶺東”的潮嘉地區，無論方言、習俗、歷史、文化乃至學術資源，均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41]。這一點，常被立足區域而放眼全國的學者們所忽略。舉遠近不同的兩個例子，說明潮嘉地區的歷史文化特徵，是如何被不恰當地“抹殺”的。1916年嚴複寫信給弟子熊純如，稱“康、梁生長粵東，為中國沾染歐風最早之地，粵人赴美者多，赴歐者少，其所捆載而歸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紀革命獨立之舊義”[42]——熟悉晚清史事者，當不難明白這裡所說的“粵人”，基本上限於珠江三角洲。1997年青年學者楊念群出版《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論及湖湘、江浙和嶺南三大區域及其知識群體的互動，其中使用不少有關潮州的史料，可所概括的“嶺南文化”特徵——“神秘主義”、“浪漫奇情”和“狂放氣魄”[43]，又明顯與潮嘉地區的鄉風民俗以及士紳學識格格不入。學界關於“嶺南文化”的眾多論述，並非毫無道理;我想指出的是，以世人所理解和闡述的“嶺南文化”，來解釋文化上“另有淵源”的潮嘉地區，顯得力不從心。
晚清廣東出人才，珠江三角洲的思想家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以及文學界的吳趼人、蘇曼殊等，擅長“放眼世界”，且都具有全國性的影響。而“僻陋”的嶺東，也出了兩個大人物，不過不以政論或小說見長，而是以詩歌著稱於世，那便是黃遵憲與丘逢甲。這兩位來往密切，多有詩歌唱和的老鄉，恰好都對鄉土有濃厚的興趣，都頗有地方自治的願望，都傾向於改良而不是革命，都與日本(而不是歐美)因緣較深，都堅持以普及教育與文化建設為本。這一點，顯然與康有為、孫中山所選擇的改革策略不盡相同。這到底是偶然的個人的因素呢，還是帶有某種地域文化特徵，一時恐怕很難遽下結論。
對於丘逢甲與嶺東文化的關係，這裡之所以只限於提出問題，原因是學界對近代以來的嶺東到底有無相對獨立的文化形態，至今仍心中無數。假如通過縝密精細的個案研究，證明真的存在值得努力發掘、認知並闡揚的“嶺東文化”，將可以調整學界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解釋。而本文之討論丘逢甲將“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相結合的思路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只不過是為此類更為厚實閎通的研究“提起話頭”。
《當年遊俠人》 第二部分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7)
2000年1月5日初稿，1月26日改定於西三旗
(原刊《潮學研究》第八輯，花城出版社，2000年7月)注釋
[1]梁啓超:《飲冰室詩話》3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2]本文所引丘逢甲詩，只注篇名者，均出自《嶺雲海日樓詩鈔》，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3]丘菽園:《揮麈拾遺》，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79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
[4]轉引自徐博東等《丘逢甲傳》45頁，北京：時事出版社，1987年。
[5]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80—481頁。
[6]參見《嶺雲海日樓詩鈔》66頁的原編者注。
[7]參見饒宗頤《潮民移台小史》,《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
[8]《嶺東同文學堂開辦章程》，見《丘逢甲文集》304頁。
[9]丘琮:《岵懷錄》，見《嶺雲海日樓詩鈔》506頁。
[10]參見夏曉虹提交給“丘逢甲國際研討會”(汕頭大學，2000年1月)的論文《心關國粹謀興學——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開》。
[11]此聯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54頁。
[12]參見《題岳忠武王書前後出師表石刻》自注和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載《嶺雲海日樓詩鈔》301頁、480頁。
[13]如吳宏聰等主編的《丘逢甲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便有多篇文章談及。
[14]丘琮:《岵懷錄》，見《嶺雲海日樓詩鈔》504—505頁。
[15]江山淵:《丘逢甲傳》，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66—467頁。
[16]丘瑞甲:《先兄倉海行狀》，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69頁。
[17]丘瑞甲為《嶺雲海日樓詩鈔》所作跋，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73頁。
同樣道理，晚清潮嘉地區的思想文化、經濟社會，以及作為大詩人兼社會活動家的黃遵憲、丘逢甲等，也應該有較大的研究價值。雖然學界日漸注重區域文化研究，但通常都是將行政區域與文化傳統混而為一，以“嶺南文化”來涵蓋整個廣東的歷史文化。而實際上，地處“嶺東”的潮嘉地區，無論方言、習俗、歷史、文化乃至學術資源，均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41]。這一點，常被立足區域而放眼全國的學者們所忽略。舉遠近不同的兩個例子，說明潮嘉地區的歷史文化特徵，是如何被不恰當地“抹殺”的。1916年嚴複寫信給弟子熊純如，稱“康、梁生長粵東，為中國沾染歐風最早之地，粵人赴美者多，赴歐者少，其所捆載而歸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紀革命獨立之舊義”[42]——熟悉晚清史事者，當不難明白這裡所說的“粵人”，基本上限於珠江三角洲。1997年青年學者楊念群出版《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論及湖湘、江浙和嶺南三大區域及其知識群體的互動，其中使用不少有關潮州的史料，可所概括的“嶺南文化”特徵——“神秘主義”、“浪漫奇情”和“狂放氣魄”[43]，又明顯與潮嘉地區的鄉風民俗以及士紳學識格格不入。學界關於“嶺南文化”的眾多論述，並非毫無道理;我想指出的是，以世人所理解和闡述的“嶺南文化”，來解釋文化上“另有淵源”的潮嘉地區，顯得力不從心。
晚清廣東出人才，珠江三角洲的思想家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以及文學界的吳趼人、蘇曼殊等，擅長“放眼世界”，且都具有全國性的影響。而“僻陋”的嶺東，也出了兩個大人物，不過不以政論或小說見長，而是以詩歌著稱於世，那便是黃遵憲與丘逢甲。這兩位來往密切，多有詩歌唱和的老鄉，恰好都對鄉土有濃厚的興趣，都頗有地方自治的願望，都傾向於改良而不是革命，都與日本(而不是歐美)因緣較深，都堅持以普及教育與文化建設為本。這一點，顯然與康有為、孫中山所選擇的改革策略不盡相同。這到底是偶然的個人的因素呢，還是帶有某種地域文化特徵，一時恐怕很難遽下結論。
對於丘逢甲與嶺東文化的關係，這裡之所以只限於提出問題，原因是學界對近代以來的嶺東到底有無相對獨立的文化形態，至今仍心中無數。假如通過縝密精細的個案研究，證明真的存在值得努力發掘、認知並闡揚的“嶺東文化”，將可以調整學界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解釋。而本文之討論丘逢甲將“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相結合的思路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只不過是為此類更為厚實閎通的研究“提起話頭”。
《當年遊俠人》 第二部分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7)
2000年1月5日初稿，1月26日改定於西三旗
(原刊《潮學研究》第八輯，花城出版社，2000年7月)注釋
[1]梁啓超:《飲冰室詩話》3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2]本文所引丘逢甲詩，只注篇名者，均出自《嶺雲海日樓詩鈔》，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3]丘菽園:《揮麈拾遺》，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79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
[4]轉引自徐博東等《丘逢甲傳》45頁，北京：時事出版社，1987年。
[5]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80—481頁。
[6]參見《嶺雲海日樓詩鈔》66頁的原編者注。
[7]參見饒宗頤《潮民移台小史》,《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
[8]《嶺東同文學堂開辦章程》，見《丘逢甲文集》304頁。
[9]丘琮:《岵懷錄》，見《嶺雲海日樓詩鈔》506頁。
[10]參見夏曉虹提交給“丘逢甲國際研討會”(汕頭大學，2000年1月)的論文《心關國粹謀興學——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開》。
[11]此聯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54頁。
[12]參見《題岳忠武王書前後出師表石刻》自注和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載《嶺雲海日樓詩鈔》301頁、480頁。
[13]如吳宏聰等主編的《丘逢甲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便有多篇文章談及。
[14]丘琮:《岵懷錄》，見《嶺雲海日樓詩鈔》504—505頁。
[15]江山淵:《丘逢甲傳》，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66—467頁。
[16]丘瑞甲:《先兄倉海行狀》，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69頁。
[17]丘瑞甲為《嶺雲海日樓詩鈔》所作跋，見《嶺雲海日樓詩鈔》4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