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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丘琮追憶，作為晚清著名詩人的丘逢甲，並不希望子孫沉湎於詩文，而是將建功立業放在第一位：詩亦為抒寫胸懷陶冶性靈之文藝耳，無關大旨。大丈夫當建業立名，為國為民犧牲，不可但圖自了也。同樣否定“但圖自了”，丘逢甲之迥異於時賢，在於其明確意識到“辦學”也是頭等功業，也需要“為國為民犧牲”的心志與能力。以“社會”而非“朝廷”作為獻身的目標，這與前面提及的“鄉土情懷”不無關係。在“服務桑梓”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民間意識”，擺脫傳統的以“廟堂”為中心的思維方式，此乃近代中國另一值得關注的新動向。
丘逢甲之選擇遠離權力中心的獨立興學之路，與其秉承“家教”，故“和平忠厚，篤信程朱之學，一以躬行實踐為主”，出而任事則“堅苦能耐，毅然不避艱險”[28]，大有關係。但將其放在晚清以降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來考察，我們會發現丘的思路雖非“主流”，但並不孤立，起碼章太炎、嚴復、黃遵憲等都有類似的設想。相對而言，章、嚴、黃等的立說更為時賢以及後人所關注，丘則不太為人注目。為什麼?這裡牽涉到嶺東的地理環境、文化氛圍、知識傳播途徑，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徵。當然，還有近代嶺東之文與學在整個中國文化布局中的地位。
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
作為晚清有數的大詩人，丘逢甲的“立言”，頗為時賢及後人所珍重。但這並非其主要志願，就像中國歷史上無數胸有大志的騷人墨客一樣，丘氏也有“立功”與“立德”的自我期待。《重晤梁輯五光祿話舊》中關於“詠詩”的歌吟，看似自我表彰，實則隱含著牢騷與不滿：風雅都從變後奇，古來詞客慣哀時。
可憐倒海傾河淚，獨立蒼茫但詠詩。對於“窮而後工”的詩人來說，晚清天翻地覆的大變局，固然為其馳騁想像、抒發情懷提供了極好的時空;可於風雲變幻之際，只能“獨立蒼茫但詠詩”，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單憑“不以詩人自限”，其實不足以顯示丘氏的特色。說白了，此乃千古文人“永遠的遺憾”。問題是，倘若天遂人願，詩人又能何為?這一追問，方才凸顯丘逢甲的眼光與膽識。按照常人的思路，所謂“得志”，不外獲得朝廷重用，身居高位因而“大展宏圖”。這種“入世情懷”，不管攙雜多少個人權力以及金錢的欲望，還是習慣性地被作為“濟世雄心”來表彰。而丘逢甲則明顯摒棄此“公私兼顧”的追求。同時內渡諸公，經過一番努力，多已謀得一官半職，唯有丘氏仍堅持獨立辦教育，為什麼?
其時正在汕頭主持嶺東同文學堂的丘逢甲，吟《重送王曉滄次前韻》六首，其中有“江山霸氣消沉盡”的悲憤，有“競爭世界論天演”的睿智，有“釣龍台上嘯寒煙”的閒適，但最關鍵的，還是以下這兩句:“才人從古不宜官，置汝髯參短簿間”;“一官便具奴才性，誰是英雄出此圈?”以如此決絕的口吻，自斷官路，使其“在野”，不再是古已有之的“待價而沽”。
與孫中山等在海外發起以“排滿”為口號的反抗運動相比，這種因蔑視“奴才性”而拒絕進入官場，似乎顯得境界不高。但略微調整視線，不難發現，遠離“保皇”與“革命”之爭的丘氏，將對於國家/民族命運的承擔，落實在社會/桑梓的改良，而不是朝廷/皇上的恩賜。這一點，其實大有新意，很值得重視。在丘氏看來，中國自秦以降實行“集權中央政府”，使得只有“一二親貴強有力者”才有義務和能力“主國是，持風會”。這一制度，迫使所有“胸有大志”者，都首先必須投入到為占據要津而進行的殘酷搏殺中。好不容易“積年勞至卿貳，天下望之巍然”，其實也仍然無關國事之興衰。還不如憑藉一己之良心與學識,“歸而講學於郡邑”，起碼還可“以其學說陶鑄當世人才”，並且影響一時一地之“人心風俗”[29]。將以集權中央為唯一指向的“政治鬥爭”(暫不論其是非正邪)，轉化為以建設地方為主要目標的“社會改良”，在20世紀中國，始終不被看好;但作為一種很有影響的潛流，不時浮出歷史地表，依舊可能引起史家的關注。
只有從這個角度，僻居嶺東一隅的丘逢甲，其所作所為才具有全局性的意義。因為，即便如丘氏所言,“嶺東之興學也，自汕頭之同文學堂始。今則韓江上下游數百裡間，學風之盛，不下於他流域。其引新潮而大之，論者皆推同文”[30]，仍然是“神州大局，豈遂藉此挽回”?不曾撼動“神州大局”的丘逢甲，之所以引起史家的關注，在於其思想前衛，而不是功勳卓著。從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看，丘氏起碼對知識者所直接面對且亟待解決的幾大難題，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答案。首先是如何改造中國，其次是堅持什麼立場，第三是哪來推進動力，第四則是何處尋找思想資源。
儘管在具體人事關係上，丘逢甲不喜歡康有為，而對孫中山則大有好感。但既然將“興辦學堂”作為改造中國的主要手段，這一選擇，決定了其思想路線更接近於溫和的“改良派”，而不是激進的“革命派”。由於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巨大貢獻，不少研究者刻意渲染丘對於“革命”的支持，且將其“辦學”說成是為“辛亥革命”培養人才。這一論述思路，潛在的心理背景是,“革命”的意義必定遠高於“教育”。但實際上，近代中國的不少仁人志士，選擇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思路。
丘逢甲之選擇遠離權力中心的獨立興學之路，與其秉承“家教”，故“和平忠厚，篤信程朱之學，一以躬行實踐為主”，出而任事則“堅苦能耐，毅然不避艱險”[28]，大有關係。但將其放在晚清以降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來考察，我們會發現丘的思路雖非“主流”，但並不孤立，起碼章太炎、嚴復、黃遵憲等都有類似的設想。相對而言，章、嚴、黃等的立說更為時賢以及後人所關注，丘則不太為人注目。為什麼?這裡牽涉到嶺東的地理環境、文化氛圍、知識傳播途徑，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徵。當然，還有近代嶺東之文與學在整個中國文化布局中的地位。
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
作為晚清有數的大詩人，丘逢甲的“立言”，頗為時賢及後人所珍重。但這並非其主要志願，就像中國歷史上無數胸有大志的騷人墨客一樣，丘氏也有“立功”與“立德”的自我期待。《重晤梁輯五光祿話舊》中關於“詠詩”的歌吟，看似自我表彰，實則隱含著牢騷與不滿：風雅都從變後奇，古來詞客慣哀時。
可憐倒海傾河淚，獨立蒼茫但詠詩。對於“窮而後工”的詩人來說，晚清天翻地覆的大變局，固然為其馳騁想像、抒發情懷提供了極好的時空;可於風雲變幻之際，只能“獨立蒼茫但詠詩”，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單憑“不以詩人自限”，其實不足以顯示丘氏的特色。說白了，此乃千古文人“永遠的遺憾”。問題是，倘若天遂人願，詩人又能何為?這一追問，方才凸顯丘逢甲的眼光與膽識。按照常人的思路，所謂“得志”，不外獲得朝廷重用，身居高位因而“大展宏圖”。這種“入世情懷”，不管攙雜多少個人權力以及金錢的欲望，還是習慣性地被作為“濟世雄心”來表彰。而丘逢甲則明顯摒棄此“公私兼顧”的追求。同時內渡諸公，經過一番努力，多已謀得一官半職，唯有丘氏仍堅持獨立辦教育，為什麼?
其時正在汕頭主持嶺東同文學堂的丘逢甲，吟《重送王曉滄次前韻》六首，其中有“江山霸氣消沉盡”的悲憤，有“競爭世界論天演”的睿智，有“釣龍台上嘯寒煙”的閒適，但最關鍵的，還是以下這兩句:“才人從古不宜官，置汝髯參短簿間”;“一官便具奴才性，誰是英雄出此圈?”以如此決絕的口吻，自斷官路，使其“在野”，不再是古已有之的“待價而沽”。
與孫中山等在海外發起以“排滿”為口號的反抗運動相比，這種因蔑視“奴才性”而拒絕進入官場，似乎顯得境界不高。但略微調整視線，不難發現，遠離“保皇”與“革命”之爭的丘氏，將對於國家/民族命運的承擔，落實在社會/桑梓的改良，而不是朝廷/皇上的恩賜。這一點，其實大有新意，很值得重視。在丘氏看來，中國自秦以降實行“集權中央政府”，使得只有“一二親貴強有力者”才有義務和能力“主國是，持風會”。這一制度，迫使所有“胸有大志”者，都首先必須投入到為占據要津而進行的殘酷搏殺中。好不容易“積年勞至卿貳，天下望之巍然”，其實也仍然無關國事之興衰。還不如憑藉一己之良心與學識,“歸而講學於郡邑”，起碼還可“以其學說陶鑄當世人才”，並且影響一時一地之“人心風俗”[29]。將以集權中央為唯一指向的“政治鬥爭”(暫不論其是非正邪)，轉化為以建設地方為主要目標的“社會改良”，在20世紀中國，始終不被看好;但作為一種很有影響的潛流，不時浮出歷史地表，依舊可能引起史家的關注。
只有從這個角度，僻居嶺東一隅的丘逢甲，其所作所為才具有全局性的意義。因為，即便如丘氏所言,“嶺東之興學也，自汕頭之同文學堂始。今則韓江上下游數百裡間，學風之盛，不下於他流域。其引新潮而大之，論者皆推同文”[30]，仍然是“神州大局，豈遂藉此挽回”?不曾撼動“神州大局”的丘逢甲，之所以引起史家的關注，在於其思想前衛，而不是功勳卓著。從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看，丘氏起碼對知識者所直接面對且亟待解決的幾大難題，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答案。首先是如何改造中國，其次是堅持什麼立場，第三是哪來推進動力，第四則是何處尋找思想資源。
儘管在具體人事關係上，丘逢甲不喜歡康有為，而對孫中山則大有好感。但既然將“興辦學堂”作為改造中國的主要手段，這一選擇，決定了其思想路線更接近於溫和的“改良派”，而不是激進的“革命派”。由於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巨大貢獻，不少研究者刻意渲染丘對於“革命”的支持，且將其“辦學”說成是為“辛亥革命”培養人才。這一論述思路，潛在的心理背景是,“革命”的意義必定遠高於“教育”。但實際上，近代中國的不少仁人志士，選擇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