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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限於宗旨明確、思想開放以及課程設置新穎,嶺東同文學堂實無獨創性可言,只不過是晚清崛起的無數新學堂之一。而且,無論就規模、影響還是持續時間,嶺東同文學堂都說不上特別“出類拔萃”。教育史家之不太涉及,其實也難怪。倘若不是因創設者丘逢甲特殊的歷史地位,今日學界不可能格外關注它。可是,換一個角度,不單純以成敗論英雄,將丘逢甲的教育理念考慮在內,則很可能“峰迴路轉”。在我看來,丘氏之辦學,有兩點最為值得注意,一是遊說南洋華僑捐資[21],一是主張擺脫官府控制。前者夏曉虹等人文章已有論述[22],而且最具潮汕文化特色,不要說專門學者,便是一般民眾,也都對此模式耳熟能詳;後者則關涉本文主旨,不妨多說幾句。

  1899年底,丘逢甲給遠在新加坡的好友丘菽園寫信,介紹籌劃中的嶺東同文學堂,其中特別強調其民間辦學的追求:內地阻壓兩力均大,不能如海外辦事之自由。呼應不靈,阻抑百出,雖有膽氣者為之束手,保商局之不能切實辦事者以此。若今所議設之同文學堂,則以同志數人為主,不經由官紳;若辦成,似比保商局收效為速,計籌款集,明春即可開設也。[23]這段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同年九月梁居實復丘逢甲的信。在那封信中,梁氏同樣討論私立學校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竊謂今日學堂,其責任不宜諉之於官吏,宜擔之以紳商。歷觀歐美、日本各國學堂,莫不以公立、私立者為之提倡,為之補助,而後官立者得集其大成;希臘之何克美德學塾、美之哈華德院、日之慶應義塾,其尤著也。[24]丘逢甲對美國哈佛大學或日本慶應義塾大學之辦學宗旨與具體操作不甚瞭然,似乎也沒有詳細了解的願望。這是因為,丘氏的主張學校私立,不是刻意模仿西方,而是從總結中國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推導出來的。因此,這與其說是教育理念,還不如說是政治理想。

  1904年,丘逢甲為共同操辦嶺東同文學堂的知己溫仲和(字慕柳)撰寫誄文,表彰“不仕不顯”的“耆儒碩學”之“歸而講學於郡邑”,稱其“以其學說陶鑄當世人才”並影響“人心風俗”,遠勝於混跡官場“循資干進”者的與國計民生“渺不相涉”。這段話近乎夫子自道,對於理解丘逢甲之何以安身立命,實在太重要了。詩人明顯地將“仕宦”與“講學”對立起來,而且力贊後者之厥功甚偉:夫中國自秦以後,益集權中央政府,主國是,持風會,唯一二親貴強有力者任之。無論起布衣徒步之不得遽與也,即循資干進,積年勞至卿貳,天下望之巍然,而察其身之與國,多若渺不相涉。則固不如耆儒碩學之不仕不顯,而歸而講學於郡邑者,猶得以其學說陶鑄當世人才,其所鼓舞而激勸者,於人心風俗往往大受影響也。[25]而1899年丘逢甲代潮陽縣令裴景福所撰的《重修東山韓夫子祠及書院啟》,將“教養之事”作為“士紳之賢與民間之富與好義者”的共同責任:予謂士資於教,而必先有以養之。教養之事,其究逮民而必先基於士。士者,民望也。已修公祠,因稍優予諸生膏火,以資其學。苟關心桑梓大計者,當亦察知其為益之大且遠。予守土吏宜先捐廉為倡,然所以纘承公志以無負海濱鄒魯之名者,則唯士紳之賢與民間之富與好義者是望。[26]

  站在官府的立場,要求民間捐資辦學,與民間自覺承擔起教養責任,將其作為“桑梓大計”來苦心經營,二者不可同日而語。為縣令代撰“書院啟”,丘氏或許不無規諷的意味;可很快地,詩人便將目光投向士紳及海外華僑。

  對於丘逢甲的無意仕途,以教育為終身職責,丘琮《岵懷錄》中有一段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詩人的志趣:先父常謂自聯捷成進士,即絕意仕進。曾疊受保舉及招聘,多不就。以清末朝廷昏聵,仕途污濁,政不易為,不若居鄉奉親,專意養士講學,或為民間仗義興革,反有意義也。[27]詩人之“居鄉奉親,專意養士講學”,絕非只是潔身自好。不願進入污濁的仕途,固然是“政不易為”,可更因為“為民間仗義興革,反有意義也”。

  內渡第一年,詩人作《野菊》,托物言志。詩前有小序:“尋秋東皋,有金英爛然於隴之畔,開不後時,而乃無賞者。喜其獨秀,而復傷其不遇也。長言詠嘆,豈曰不宜?”倘若只是“傷其不遇”,無甚稀奇。可詩人之讚嘆“爛漫依然見本真”的野菊,其實別有幽懷:淡極名心宜在野,生成傲骨不依人。

  陶潛死後無知己,淪落天涯為愴神。《嶺雲海日樓詩鈔》中多有詠菊之作,可詩人追摹的目標,並非“採菊東籬下”的陶淵明,而是躬耕於南陽的諸葛亮。

  如此自我期許,與其對於先祖光輝業績的不斷追憶大有關係。1909年吟《憶上杭舊遊》十五首,其四最為感慨遙深:尋碑親拜左丞墳,譜牒都成史闕文。

  《當年遊俠人》 第二部分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5)

  七百年來遺老盡,更無人說舊參軍。此詩下有小注:“維祿公墳曰左丞地,家譜以公孫遷粵者,官居左丞,故云。考始遷粵為公玄孫,乃宋左丞議郎,即信國參軍創兆先生父也。”同年所作《以攝影法成澹定村心太平草廬圖,張六士為題長句,次其韻》,“東望軍山念吾祖”句也有小注:“君山一名軍山,以創兆先生參文信國軍時,義軍由此過也。”丘氏詩文中屢屢提及曾參文天祥軍國大事的先祖“創兆先生”,可見其抱負,絕非只是“悠然見南山”。之所以偶爾“採菊東籬下”,表達的是“宜在野”的“傲骨”,而非隱士情懷。世事如此,詩人只好強作歡顏:“此間山水清雄良足寄懷抱,且收長劍韜神鋒。”可剛剛表示“教取子孫識字為耕農”,緊接著又是“夢中忽見海上故親友”。從“絕意仕進”、選擇“在野立場”這一特定角度,才能理解丘氏的忽而壯懷激烈,忽而希望耕讀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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