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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對於韓愈的追懷，相對來說更複雜也更有趣。與文丞相形象的一以貫之不同，先賢韓愈之進入丘氏視野，有一變化的過程。幾乎是天意，詩人一踏上潮汕大地，便與唐人韓愈發生聯繫:“關吏釣鰲疑海客，舟人驅鱷說文公”(《潮州舟次》)。第二年，在《謁潮州韓文公祠》中，詩人之突出“孤臣去國”、“逐客呼天”，自是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至於對韓愈的表彰，集中在諫迎佛骨和驅除鱷魚，再就是籠統的“千秋道學重開統，八代文章始起衰”。直到第三年出任韓山書院主講，深切體會“要從韓木凋零後，留取清陰覆講堂”，對韓愈在潮州的功績，方才有了全新的理解，表彰的重點，也因而從“驅鱷”轉為“講學”。
就在這首《韓山書院新栽小松》中，還有一聯很能表白作者此時的心境:“何須定作三公夢，且養貞心共歲寒。”此時的詩人，似乎已立志放棄仕途，而專心於教書育人。詩人志向的確立與韓愈形象的轉化，二者互為因果。第二年，丘氏撰《韓祠歌同夏季平作》，在表彰韓愈“止閱八月教澤長”時，特別感慨其“先立學校登秀良，餘事更為游山忙”。此後，詩人以興辦教育為己任，追求“今日樹人兼樹木，早興地利起人才”(《去歲往長樂勸學，今聞學堂開學，喜而有作》)。以壯懷激烈的“孤忠”心境，來從事因“平實”而顯得波瀾不興的“教化”事業，其實並不容易。除了自家“烈士意識”的成功轉化，還必須給世人一個合理的解釋。
依據丘琮的追記，丘逢甲曾感慨抗日保台時民智未開,“其政制有足多者，惜人民仍乏教育”，故其創建台灣民主國的努力只能歸於失敗。正是有感於此，丘氏“內渡後銳意於興學啟民智”[14]。不管是否自覺意識到，這種振振有辭的辯解本身，反而顯示立說者某種程度的“心虛”以及時論的巨大壓力。對於內渡的前抗日首領之將精神專注於並非可以馬上收效的教育事業,“胸有大志”者很可能不以為然。目前無法確認將“內渡後銳意於興學啟民智”這一選擇與保台失敗的教訓直接掛鉤，到底是父親的原意呢，還是兒子的發揮。但有一點，這段被廣泛徵引的名言，無意中淡化了丘逢甲對於教育事業的強烈興趣。
丘氏辦學的衝動，並非始於內渡。當初進士及第，即無意仕途，告假還鄉。回台後又謝絕了唐景崧從政的盛情邀請，毅然以講學育才為自家職責。綜觀丘氏一生，有過若干“虛職”，卻沒有得到過稍微像樣一點的“實缺”。不是沒有可能當官，而是不願意，這在同時代的讀書人中，確實少見。此種溫厚且淡泊的性情，決定了丘逢甲本質上是個“書生”。書生報國，並非特有政治抱負及軍事謀略，只是不忍見山河破碎，方才挺身而出。這其實正是古來中國讀書人所信奉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料因緣湊合，在某一特殊時刻，丘氏被推到了歷史的前台，扮演舉足輕重的主要角色。內渡後，除了保持一腔悲憤，以及對台灣的深深懷念，即所謂“平生去國懷鄉愁”(《舟入梅州境》)，丘氏的注意力逐漸轉向其更為擅長的辦學，我以為是明智的選擇。與許多一旦“上妝”便永遠無法恢復“本色”的士人不同，丘逢甲的可愛之處，在於其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以及堅持按自己的性情及志趣辦事。
《當年遊俠人》 第二部分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4)
江山淵稱丘逢甲內渡後，婉謝大吏出仕的邀請,“只願擔任教育事宜”，遂被聘為廣州府中學校校長，旋又任兩廣方言學校校長[15]。比起韓山書院主講等，省城的官辦學校級別高，校長的地位也更顯赫，立傳者出於好心，儘量揀重要的職位述說。如此苦心，可以理解;可這麼一來，最能體現其文化情懷與教育理念的潮州辦學，竟被一筆抹殺了。還是丘瑞甲能理解兄長的追求，其《先兄倉海行狀》對丘逢甲潮州講學之苦心孤詣多有鋪陳，到省城後的諸多職位反而一筆帶過[16]。1913年秋，丘瑞甲為《嶺雲海日樓詩鈔》作跋，稱:“當台灣立國失敗而歸，主持嶺南教育者十數年，專以培植後進、灌輸革命為宗旨。”[17]如此表彰，則又有點不著邊際了：除了“主持嶺南教育”的說法誇大其辭，還抹去了當初獨立辦學的艱辛;至於“灌輸革命”云云，也非丘氏創辦嶺東同文學堂的宗旨。
關於丘逢甲創設嶺東同文學堂的艱辛歷程及實際效果，研究者已做了許多探討[18]。最關鍵的史料，當屬《創設嶺東同文學堂序》。以下這段話，前半部常為論者所引錄：我潮同志，深慨中國之弱，由於不學也。因思強中國，必以興起人才為先;興起人才，必以廣開學堂為本。爰忘綿薄，廣呼同類，擬創設嶺東同文學堂，舉我邦人士，與海內有志之徒而陶淑之。……非不知荒陬僻陋，神州大局，豈遂藉此挽回?然蟻馱一粒，馬負千鈞，各竭力所得為，亦我同人不得已之志之可共白者也。[19]其實，前半部乃晚清志士的共識，丘氏的論述，在理論上沒有任何獨創性。倒是後半部頗有新意，值得認真反省。史家對於僻居一隅因而無法影響全局的有識之士的努力，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解與同情。因而，能夠進入史書並為後人所記憶的，就只有成功者的耀眼光環，而不存在奮鬥者的苦心孤詣。想想當初那些明知無法撼動“神州大局”的地方上的開明紳士，如何以“蟻馱一粒”的心態從事社會改良，實在也挺動人的。就像“慕柳去潮，吾道益孤。‘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惟有豎起脊梁，守定宗旨為之而已”[20]，如此奮鬥精神，遠比其實際功績更值得後人關注與表彰。
就在這首《韓山書院新栽小松》中，還有一聯很能表白作者此時的心境:“何須定作三公夢，且養貞心共歲寒。”此時的詩人，似乎已立志放棄仕途，而專心於教書育人。詩人志向的確立與韓愈形象的轉化，二者互為因果。第二年，丘氏撰《韓祠歌同夏季平作》，在表彰韓愈“止閱八月教澤長”時，特別感慨其“先立學校登秀良，餘事更為游山忙”。此後，詩人以興辦教育為己任，追求“今日樹人兼樹木，早興地利起人才”(《去歲往長樂勸學，今聞學堂開學，喜而有作》)。以壯懷激烈的“孤忠”心境，來從事因“平實”而顯得波瀾不興的“教化”事業，其實並不容易。除了自家“烈士意識”的成功轉化，還必須給世人一個合理的解釋。
依據丘琮的追記，丘逢甲曾感慨抗日保台時民智未開,“其政制有足多者，惜人民仍乏教育”，故其創建台灣民主國的努力只能歸於失敗。正是有感於此，丘氏“內渡後銳意於興學啟民智”[14]。不管是否自覺意識到，這種振振有辭的辯解本身，反而顯示立說者某種程度的“心虛”以及時論的巨大壓力。對於內渡的前抗日首領之將精神專注於並非可以馬上收效的教育事業,“胸有大志”者很可能不以為然。目前無法確認將“內渡後銳意於興學啟民智”這一選擇與保台失敗的教訓直接掛鉤，到底是父親的原意呢，還是兒子的發揮。但有一點，這段被廣泛徵引的名言，無意中淡化了丘逢甲對於教育事業的強烈興趣。
丘氏辦學的衝動，並非始於內渡。當初進士及第，即無意仕途，告假還鄉。回台後又謝絕了唐景崧從政的盛情邀請，毅然以講學育才為自家職責。綜觀丘氏一生，有過若干“虛職”，卻沒有得到過稍微像樣一點的“實缺”。不是沒有可能當官，而是不願意，這在同時代的讀書人中，確實少見。此種溫厚且淡泊的性情，決定了丘逢甲本質上是個“書生”。書生報國，並非特有政治抱負及軍事謀略，只是不忍見山河破碎，方才挺身而出。這其實正是古來中國讀書人所信奉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料因緣湊合，在某一特殊時刻，丘氏被推到了歷史的前台，扮演舉足輕重的主要角色。內渡後，除了保持一腔悲憤，以及對台灣的深深懷念，即所謂“平生去國懷鄉愁”(《舟入梅州境》)，丘氏的注意力逐漸轉向其更為擅長的辦學，我以為是明智的選擇。與許多一旦“上妝”便永遠無法恢復“本色”的士人不同，丘逢甲的可愛之處，在於其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以及堅持按自己的性情及志趣辦事。
《當年遊俠人》 第二部分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4)
江山淵稱丘逢甲內渡後，婉謝大吏出仕的邀請,“只願擔任教育事宜”，遂被聘為廣州府中學校校長，旋又任兩廣方言學校校長[15]。比起韓山書院主講等，省城的官辦學校級別高，校長的地位也更顯赫，立傳者出於好心，儘量揀重要的職位述說。如此苦心，可以理解;可這麼一來，最能體現其文化情懷與教育理念的潮州辦學，竟被一筆抹殺了。還是丘瑞甲能理解兄長的追求，其《先兄倉海行狀》對丘逢甲潮州講學之苦心孤詣多有鋪陳，到省城後的諸多職位反而一筆帶過[16]。1913年秋，丘瑞甲為《嶺雲海日樓詩鈔》作跋，稱:“當台灣立國失敗而歸，主持嶺南教育者十數年，專以培植後進、灌輸革命為宗旨。”[17]如此表彰，則又有點不著邊際了：除了“主持嶺南教育”的說法誇大其辭，還抹去了當初獨立辦學的艱辛;至於“灌輸革命”云云，也非丘氏創辦嶺東同文學堂的宗旨。
關於丘逢甲創設嶺東同文學堂的艱辛歷程及實際效果，研究者已做了許多探討[18]。最關鍵的史料，當屬《創設嶺東同文學堂序》。以下這段話，前半部常為論者所引錄：我潮同志，深慨中國之弱，由於不學也。因思強中國，必以興起人才為先;興起人才，必以廣開學堂為本。爰忘綿薄，廣呼同類，擬創設嶺東同文學堂，舉我邦人士，與海內有志之徒而陶淑之。……非不知荒陬僻陋，神州大局，豈遂藉此挽回?然蟻馱一粒，馬負千鈞，各竭力所得為，亦我同人不得已之志之可共白者也。[19]其實，前半部乃晚清志士的共識，丘氏的論述，在理論上沒有任何獨創性。倒是後半部頗有新意，值得認真反省。史家對於僻居一隅因而無法影響全局的有識之士的努力，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解與同情。因而，能夠進入史書並為後人所記憶的，就只有成功者的耀眼光環，而不存在奮鬥者的苦心孤詣。想想當初那些明知無法撼動“神州大局”的地方上的開明紳士，如何以“蟻馱一粒”的心態從事社會改良，實在也挺動人的。就像“慕柳去潮，吾道益孤。‘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惟有豎起脊梁，守定宗旨為之而已”[20]，如此奮鬥精神，遠比其實際功績更值得後人關注與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