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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濟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國詩人。主要作品有長詩《恩底彌翁》，抒情詩《希臘古瓮頌》、《夜鶯頌》等。他的《恩底彌翁》於一八一八年出版後，由於詩中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反古典主義傾向，受到保守派批評家的攻擊。一八二○年，他因肺病惡化到義大利療養，次年去世。他的朋友——英國詩人拜倫在長詩《唐璜》第十一歌中寫道：「濟慈被一篇批評殺死了，正當他可望寫出偉大的作品。」（３）蘇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現代》第一卷第六期發表的《「第三種人」的出路》一文中說：「左翼指導理論家們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資產階級這個惡名稱加到他們頭上去」，使得一部分作家「永遠地沉默，長期地擱筆」。高明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現代》第四卷第二期發表的《關於批評》一文，也攻擊批評家是是「荒僻地帶慣常遇見的暴徒！他們對文藝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壓殺。」（４）羅蘭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Ｒｏｌａｎｄ，１７５４—１７９３）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攫取政權的吉倫特派政府內政部長羅蘭的妻子。她曾參與決定吉倫特派的反動政策。一七九三年五月資產階級民主派（雅各賓派）掌權後，羅蘭夫人於同年十一月被處死刑。梁啓超的《羅蘭夫人傳》中，曾記她臨死時對斷頭台旁的自由神像說：「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宓子章
今年是兒童年（２）。我記得的，所以時常看看造給兒童的玩具。
馬路旁邊的洋貨店裡掛著零星小物件，紙上標明，是從法國運來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見一樣的貨色，只是價錢更便宜。在擔子上，在小攤上，都賣著漸吹漸大的橡皮泡，上面打著一個印子道：「完全國貨」，可見是中國自己製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著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樣的印子，那卻應該是他們自己製造的。
大公司里則有武器的玩具：指揮刀，機關槍，坦克車……。然而，雖是有錢人家的小孩，拿著玩的也少見。公園裡面，外國孩子聚沙成為圓堆，橫插上兩條短樹幹，這明明是在創造鐵甲炮車了，而中國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臉，躲在大人的背後，羞怯的，驚異的看著，身上穿著一件斯文之極的長衫。
我們中國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槍，麻雀牌，《毛毛雨》，科學靈乩，金剛法會，還有別的，忙個不了，沒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雖是兒童年，雖是前年身歷了戰禍，也沒有因此給兒童創出一種紀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樣抄。然則明年不是兒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卻是製造玩具的天才。他們用兩個長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紅綠，連作一排，筒內藏一個彈簧，旁邊有一個把手，搖起來就格格的響。這就是機關槍！也是我所見的惟一的創作。我在租界邊上買了一個，和孩子搖著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勝利的日本人看見了，大抵投給我們一個鄙夷或悲憫的苦笑。
然而我們搖著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為這是創作。前年以來，很有些人罵著江北人（３），好像非此不足以自顯其高潔，現在沉默了，那高潔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卻創造了粗笨的機槍玩具，以堅強的自信和質樸的才能與文明的玩具爭。他們，我以為是比從外國買了極新式的武器回來的人物，更其值得讚頌的，雖然也許又有人會因此給我一個鄙夷或悲憫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申報·自由談》。（２）兒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中華慈幼協會曾根據上海兒童幸福委員會的提議，呈請國民黨政府定一九三四年為兒童年。後來國民黨政府於一九三四年三月發出「訓令」，改定一九三五年為兒童年。但上海市兒童幸福委員會經上海市政府批准，仍單獨定一九三四年為兒童年。
（３）江北人這裡的江北指江蘇境內長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帶。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爭後，日軍占領閘北，利用漢jian組織了「上海北市地方人民維持會」，為非作歹。該會頭目胡立夫等多為江北人，因此引起當時一般群眾對江北人的惡感。 張承祿
現在幾乎每年總有外國的文學家到中國來，一到中國，總惹出一點小亂子。前有蕭伯納（２），後有德哥派拉（３）；只有伐揚古久列（４），大家不願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談政治，本以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為恭維了食與色，又掙得「外國文氓」（５）的惡諡，讓我們的論客，在這裡議論紛紛。他大約就要做小說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沒有歐洲人那麼高峻，那是沒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們身邊有幾角錢，卻一樣的可以看電影。偵探片子演厭了，愛情片子爛熟了，戰爭片子看膩了，滑稽片子無聊了，於是乎有《人猿泰山》，有《獸林怪人》，有《斐洲探險》等等，要野獸和野蠻登場。然而在蠻地中，也還一定要穿插一點蠻婆子的蠻曲線。如果我們也還愛看，那就可見無論怎樣奚落，也還是有些戀戀不捨的了，「性」之於市儈，是很要緊的。
文學在西歐，其碰壁和電影也並不兩樣；有些所謂文學家也者，也得找尋些奇特的（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色情的（ｅｒｏｔｉｃ）東西，去給他們的主顧滿足，因此就有探險式的旅行，目的倒並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請酒。然而倘遇呆問，則以笑話了之，他其實也知道不了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過是這些人們中的一人。
但中國人，在這類文學家的作品裡，是要和各種所謂「土人」一同登場的，只要看報上所載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單就知道——中國，南洋，南美。英，德之類太平常了。我們要覺悟著被描寫，還要覺悟著被描寫的光榮還要多起來，還要覺悟著將來會有人以有這樣的事為有趣。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報·自由談》。
（２）蕭伯納一九三三年二月來中國旅行時，新聞界頗多報導和評論，有人曾攻擊他「宣傳共產」。
（３）德哥派拉（Ｍ．Ｄｅｋｏｂｒａ，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法國小說家、記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來中國旅行。魯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說：德哥派拉「蓋法國禮拜六派，油頭滑腦，其到中國來，大概確是搜集小說材料。」
（４）伐揚古久列（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３７）通譯伐揚—古久里，法國作家、社會活動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員、法共中央機關報《人道報》主筆。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來上海出席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召開的遠東會議。
（５）「外國文氓」德哥派拉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參加中法文藝界、報界茶話會時，中國新聞記者曾問他「對日本侵略中國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說：「此問題過於嚴重，非小說家所可談到」。又請他談「對中國之感想」，他回答說：「來華後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國菜很好，（二）是中國女子很美。」後來他從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國民黨政府官員以及文人們的迎送，都是以這類話應付。當時曾有人在報上發表談話說：「德氏來平，並未談及文學，僅譏笑中國女子，中國女子認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申報·北平特訊》） 不料劉半農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學術界上又短少了一個人。這是應該惋惜的。但我於音韻學一無所知，毀譽兩面，都不配說一句話。我因此記起的是別一件事，是在現在的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２）之前，他早是一位對於那時的白話，尤其是歐化式的白話的偉大的「迎頭痛擊」者。
他曾經有過極不費力，但極有力的妙文：「我現在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３）這太老式了，不好！
『學而時習之，』子曰，『不亦悅乎？』這好！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
這更好！為什麼好？歐化了。但『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
這段話見於《中國文法通論》（４）中，那書是一本正經的書；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戰士，現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國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夠增價的，所以我想從新提起，並且提出他終於也是論語社的同人，有時不免發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開玩笑」的陰溝里去的。
實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實是，那論法，和頑固先生，市井無賴，看見青年穿洋服，學外國話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還低，臉孔也不白」的那些話，並沒有兩樣的。
自然，劉先生所反對的是「太歐化」。但「太」的範圍是怎樣的呢？他舉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沒有，談話里卻能有的，對人口談，也都可以懂。只有將「子曰」改成「曰子」是決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對的歐化文中也尋不出實例來，只好說是「『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那麼，這不是「無的放矢」嗎？
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國粹學家痛恨鬼子氣，但他住在租界裡，便會寫些「霞飛路」，「麥特赫司脫路」（５）那樣的怪地名；評論者何嘗要好奇，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只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胡適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６），比起近時的有些文藝論文來，的確容易懂，但我們不覺得它卻又粗淺，籠統嗎？
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紹介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刪削，我想，他一定還能夠給我們更好的箴規。
用玩笑來應付敵人，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但觸著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終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讀到先生在《自由談》刊布的大作，知道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jian）仍多，先生以為歐式文化的風行，原因是「必要」。這我真不知是從那裡說起？中國人雖無用，但是話總是會說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要鄉下人也「密司忒」起來，這不見得是中國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華人的言語說：張甲說：「今天下雨了。」李乙說：「是的，天涼了。」若照尊論的主張，就應該改做：「今天下雨了，」張甲說。「天涼了，——是的；」李乙說。這個算得是中華民國全族的「必要」嗎？一般翻譯大家的歐化文筆，已足阻盡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讀原文的人也不懂譯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從此使中國更無可讀的西書了。陳子展先生提倡的「大眾語」，是天經地義的。中國人間應該說中國話，總是絕對的。而先生偏要說歐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現「買辦心理」了。劉半農先生說：「翻譯是要使不懂外國文的人得讀」；這是確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罵其半農，認為非使全中國人都以歐化文法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現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國主義的滅絕華人的毒氣彈，已經製成無數了。先生要做買辦儘管做，只求不必將全個民族出賣。
今年是兒童年（２）。我記得的，所以時常看看造給兒童的玩具。
馬路旁邊的洋貨店裡掛著零星小物件，紙上標明，是從法國運來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見一樣的貨色，只是價錢更便宜。在擔子上，在小攤上，都賣著漸吹漸大的橡皮泡，上面打著一個印子道：「完全國貨」，可見是中國自己製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著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樣的印子，那卻應該是他們自己製造的。
大公司里則有武器的玩具：指揮刀，機關槍，坦克車……。然而，雖是有錢人家的小孩，拿著玩的也少見。公園裡面，外國孩子聚沙成為圓堆，橫插上兩條短樹幹，這明明是在創造鐵甲炮車了，而中國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臉，躲在大人的背後，羞怯的，驚異的看著，身上穿著一件斯文之極的長衫。
我們中國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槍，麻雀牌，《毛毛雨》，科學靈乩，金剛法會，還有別的，忙個不了，沒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雖是兒童年，雖是前年身歷了戰禍，也沒有因此給兒童創出一種紀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樣抄。然則明年不是兒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卻是製造玩具的天才。他們用兩個長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紅綠，連作一排，筒內藏一個彈簧，旁邊有一個把手，搖起來就格格的響。這就是機關槍！也是我所見的惟一的創作。我在租界邊上買了一個，和孩子搖著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勝利的日本人看見了，大抵投給我們一個鄙夷或悲憫的苦笑。
然而我們搖著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為這是創作。前年以來，很有些人罵著江北人（３），好像非此不足以自顯其高潔，現在沉默了，那高潔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卻創造了粗笨的機槍玩具，以堅強的自信和質樸的才能與文明的玩具爭。他們，我以為是比從外國買了極新式的武器回來的人物，更其值得讚頌的，雖然也許又有人會因此給我一個鄙夷或悲憫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申報·自由談》。（２）兒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中華慈幼協會曾根據上海兒童幸福委員會的提議，呈請國民黨政府定一九三四年為兒童年。後來國民黨政府於一九三四年三月發出「訓令」，改定一九三五年為兒童年。但上海市兒童幸福委員會經上海市政府批准，仍單獨定一九三四年為兒童年。
（３）江北人這裡的江北指江蘇境內長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帶。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爭後，日軍占領閘北，利用漢jian組織了「上海北市地方人民維持會」，為非作歹。該會頭目胡立夫等多為江北人，因此引起當時一般群眾對江北人的惡感。 張承祿
現在幾乎每年總有外國的文學家到中國來，一到中國，總惹出一點小亂子。前有蕭伯納（２），後有德哥派拉（３）；只有伐揚古久列（４），大家不願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談政治，本以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為恭維了食與色，又掙得「外國文氓」（５）的惡諡，讓我們的論客，在這裡議論紛紛。他大約就要做小說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沒有歐洲人那麼高峻，那是沒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們身邊有幾角錢，卻一樣的可以看電影。偵探片子演厭了，愛情片子爛熟了，戰爭片子看膩了，滑稽片子無聊了，於是乎有《人猿泰山》，有《獸林怪人》，有《斐洲探險》等等，要野獸和野蠻登場。然而在蠻地中，也還一定要穿插一點蠻婆子的蠻曲線。如果我們也還愛看，那就可見無論怎樣奚落，也還是有些戀戀不捨的了，「性」之於市儈，是很要緊的。
文學在西歐，其碰壁和電影也並不兩樣；有些所謂文學家也者，也得找尋些奇特的（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色情的（ｅｒｏｔｉｃ）東西，去給他們的主顧滿足，因此就有探險式的旅行，目的倒並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請酒。然而倘遇呆問，則以笑話了之，他其實也知道不了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過是這些人們中的一人。
但中國人，在這類文學家的作品裡，是要和各種所謂「土人」一同登場的，只要看報上所載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單就知道——中國，南洋，南美。英，德之類太平常了。我們要覺悟著被描寫，還要覺悟著被描寫的光榮還要多起來，還要覺悟著將來會有人以有這樣的事為有趣。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報·自由談》。
（２）蕭伯納一九三三年二月來中國旅行時，新聞界頗多報導和評論，有人曾攻擊他「宣傳共產」。
（３）德哥派拉（Ｍ．Ｄｅｋｏｂｒａ，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法國小說家、記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來中國旅行。魯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說：德哥派拉「蓋法國禮拜六派，油頭滑腦，其到中國來，大概確是搜集小說材料。」
（４）伐揚古久列（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３７）通譯伐揚—古久里，法國作家、社會活動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員、法共中央機關報《人道報》主筆。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來上海出席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召開的遠東會議。
（５）「外國文氓」德哥派拉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參加中法文藝界、報界茶話會時，中國新聞記者曾問他「對日本侵略中國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說：「此問題過於嚴重，非小說家所可談到」。又請他談「對中國之感想」，他回答說：「來華後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國菜很好，（二）是中國女子很美。」後來他從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國民黨政府官員以及文人們的迎送，都是以這類話應付。當時曾有人在報上發表談話說：「德氏來平，並未談及文學，僅譏笑中國女子，中國女子認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申報·北平特訊》） 不料劉半農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學術界上又短少了一個人。這是應該惋惜的。但我於音韻學一無所知，毀譽兩面，都不配說一句話。我因此記起的是別一件事，是在現在的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２）之前，他早是一位對於那時的白話，尤其是歐化式的白話的偉大的「迎頭痛擊」者。
他曾經有過極不費力，但極有力的妙文：「我現在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３）這太老式了，不好！
『學而時習之，』子曰，『不亦悅乎？』這好！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
這更好！為什麼好？歐化了。但『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
這段話見於《中國文法通論》（４）中，那書是一本正經的書；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戰士，現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國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夠增價的，所以我想從新提起，並且提出他終於也是論語社的同人，有時不免發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開玩笑」的陰溝里去的。
實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實是，那論法，和頑固先生，市井無賴，看見青年穿洋服，學外國話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還低，臉孔也不白」的那些話，並沒有兩樣的。
自然，劉先生所反對的是「太歐化」。但「太」的範圍是怎樣的呢？他舉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沒有，談話里卻能有的，對人口談，也都可以懂。只有將「子曰」改成「曰子」是決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對的歐化文中也尋不出實例來，只好說是「『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那麼，這不是「無的放矢」嗎？
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國粹學家痛恨鬼子氣，但他住在租界裡，便會寫些「霞飛路」，「麥特赫司脫路」（５）那樣的怪地名；評論者何嘗要好奇，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只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胡適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６），比起近時的有些文藝論文來，的確容易懂，但我們不覺得它卻又粗淺，籠統嗎？
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紹介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刪削，我想，他一定還能夠給我們更好的箴規。
用玩笑來應付敵人，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但觸著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終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讀到先生在《自由談》刊布的大作，知道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jian）仍多，先生以為歐式文化的風行，原因是「必要」。這我真不知是從那裡說起？中國人雖無用，但是話總是會說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要鄉下人也「密司忒」起來，這不見得是中國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華人的言語說：張甲說：「今天下雨了。」李乙說：「是的，天涼了。」若照尊論的主張，就應該改做：「今天下雨了，」張甲說。「天涼了，——是的；」李乙說。這個算得是中華民國全族的「必要」嗎？一般翻譯大家的歐化文筆，已足阻盡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讀原文的人也不懂譯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從此使中國更無可讀的西書了。陳子展先生提倡的「大眾語」，是天經地義的。中國人間應該說中國話，總是絕對的。而先生偏要說歐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現「買辦心理」了。劉半農先生說：「翻譯是要使不懂外國文的人得讀」；這是確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罵其半農，認為非使全中國人都以歐化文法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現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國主義的滅絕華人的毒氣彈，已經製成無數了。先生要做買辦儘管做，只求不必將全個民族出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