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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劉半農自認「沒落」的話,見《半農雜文自序》(載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人間世》第五期):「要是有人根據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數點而斥我為『落伍』,為『沒落』,我是樂於承受的。」 常庚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報》告訴了我們一件文藝上的重要的新聞:

  「我國美術名家劉海粟徐悲鴻(2)等,近在蘇俄莫斯科舉行中國書畫展覽會,深得彼邦人士極力讚美,揄揚我國之書畫名作,切合蘇俄正在盛行之象徵主義作品。愛蘇俄藝術界向分寫實與象徵兩派,現寫實主義已漸沒落,而象徵主義則經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榮之概。自彼邦藝術家見我國之書畫作品深合象徵派後,即憶及中國戲劇亦必採取象徵主義。因擬……邀中國戲曲名家梅蘭芳等前往奏藝。此事已由俄方與中國駐俄大使館接洽,同時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亦奉到訓令,與我方商洽此事。……」

  這是一個喜訊,值得我們高興的。但我們當欣喜於「發揚國光」(3)之後,還應該沉靜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實——一,倘說:中國畫和印象主義(4)有一脈相通,那倒還說得下去的,現在以為「切合蘇俄正在盛行之象徵主義」,卻未免近於夢話。半枝紫藤,一株松樹,一個老虎,幾匹麻雀,有些確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為畫不像的緣故,何嘗「象徵」著別的什麼呢?

  二,蘇俄的象徵主義的沒落,在十月革命時,以後便崛起了構成主義(5),而此後又漸為寫實主義所排去。所以倘說:構成主義已漸沒落,而寫實主義「引成欣欣向榮之概」,那是說得下去的。不然,便是夢話。蘇俄文藝界上,象徵主義的作品有些什麼呀?

  三,臉譜和手勢,是代數,何嘗是象徵。它除了白鼻樑表丑腳,花臉表強人,執鞭表騎馬,推手錶開門之外,那裡還有什麼說不出,做不出的深意義?

  歐洲離我們也真遠,我們對於那邊的文藝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現在二十世紀已經度過了三分之一,粗淺的事是知道一點的了,這樣的新聞倒令人覺得是「象徵主義作品」,它象徵著他們的藝術的消亡。

  五月三十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中華日報·動向》。(2)劉海粟江蘇武進人,畫家。徐悲鴻(1895—1953),江蘇宜興人,畫家。一九三四年他們先後赴歐洲參加中國畫展。(3)「發揚國光」這也是上引《大晚報》題為《梅蘭芳赴蘇俄》新聞中的話。

  (4)印象主義十九世紀後半期在歐洲(最早在法國)興起的一種文藝思cháo。主要表現在繪畫上,強調錶現藝術家瞬間的主觀印象,重在色彩光線,不拘泥於對客觀事物的忠實描繪。這種思cháo後來影響到文學、音樂、雕刻等各方面。

  (5)構成主義也叫結構主義,現代西方形式主義藝術流派之一。它排斥藝術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傳統,憑長方形、圓形和直線等構成抽象的造型。十月革命後不久,它曾以「革新」面貌一度出現於蘇聯。 公汗

  天氣接連的大熱了近二十天,看上海報,幾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記載。這在水村里,是很少見的。

  水村多水,對於水的知識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會浮水,是輕易不下水去的。這一種能浮水的本領,俗語謂之「識水性」。

  這「識水性」,如果用了「買辦」的白話文(2),加以較詳的說明,則:一,是知道火能燒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樣柔和,好像容易親近,因而也容易上當;二,知道水雖能淹死人,卻也能浮起人,現在就設法操縱它,專來利用它浮起人的這一面;三,便是學得操縱法,此法一熟,「識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會裡的人們,卻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連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卻了。平時毫無準備,臨時又不先一測水的深淺,遇到熱不可耐時,便脫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處,那當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覺得,當這時候,肯設法救助的人,好像都會裡也比鄉下少。

  但救都會人恐怕也較難,因為救者固然必須「識水性」,被救者也得相當的「識水性」的。他應該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著他的下巴,往淺處浮。倘若過於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則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連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預先學一點浮水工夫,不必到什麼公園的游泳場,只要在河灘邊就行,但必須有內行人指導。其次,倘因了種種關係,不能學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淺深,只在淺處敷衍敷衍;或者最穩當是舀起水來,只在河邊沖一衝,而最要緊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會游泳的人的性質,並且還要牢牢的記住!

  現在還要主張宣傳這樣的常識,看起來好像發瘋,或是志在「花邊」罷,但事實卻證明著斷斷不如此。許多事是不能為了討前進的批評家喜歡,一味閉了眼睛作豪語的。七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2)「買辦」的白話文林默在《論「花邊文學」》一文中,曾說魯迅寫的《倒提》是「買辦」手筆,參看本書《倒提》附錄。 莫朕

  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2)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為前代所未有的。證據也真夠十足:解經的大作,層出不窮,小學(3)也非常的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跡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決沒有看懂的古書……

  但說起來可又有些躊躇,怕英雄也許會因此指定我是猶太人(4),其實,並不是的。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5)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卻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數學家,到底沒有弄清楚。但我直覺的感到,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賠款來養成幾位有限的學者,虧累得多了。

  但恐怕這又不過是俗見。學者的見解,是超然於得失之外的。雖然超然於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卻又似乎並非全沒有。大莫大於尊孔,要莫要於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對新朝的說法,就叫作「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6)。

  而這中國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徹底,到現在,還在用兵燹,癘疫,水旱,風蝗,換取著孔廟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庫珍本發行(7)這些大門面。

  我也並非不知道災害不過暫時,如果沒有記錄,到明年就會大家不提起,然而光榮的事業卻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雖然並非猶太人,卻總有些喜歡講損益,想大家來算一算向來沒有人提起過的這一筆帳。——而且,現在也正是這時候了。

  七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申報·自由談》。

  (2)幾位學者指梁啓超、胡適等人。梁啓超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清代學術概論》等;胡適推崇清代學術發展,說此時期「古學昌明」(《〈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考訂一切古文化」,「可算是中國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代。」(《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

  (3)小學我國漢代對文字學的通稱(因為兒童入學先學文字)。隋唐以後,範圍擴大,成為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的總稱。(4)猶太人從前歐洲人的偏見,以為猶太人都善於經營,對人吝嗇,因而常稱精於計算的人為「猶太人」。

  (5)「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前者指順治二年(1645)清軍攻破揚州後進行的十天大屠殺;後者指同年清軍占領嘉定(今屬上海市)後進行的多次屠殺。清代王秀楚著《揚州十日記》、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記略》,分別記載了當時清兵在這兩地屠殺的情況。(6)「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胡適在北平對新聞記者的談話中說: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徹底停止侵略,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見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報·北平通訊》)

  (7)重修一九三四年一月,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提議修復孔廟,在濟南設修復孔廟籌備委員會,五月間由國民黨政府撥款十萬元,蔣介石捐款五萬元,「以示提倡」。雷峰塔再建,同年五月,時輪金剛法會理事會發起重建杭州雷峰塔。男女同行犯忌,同年七月,廣州省河督配局長鄭日東根據《禮記·王制》中「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的話,呈請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令男女分途而走,禁止同行。四庫珍本發行,參看本卷第267頁注(2)。 夢文

  忘了幾年以前了,有一位詩人開導我,說是愚眾的輿論,能將天才罵死,例如英國的濟慈(2)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見幾位名作家的文章,說是批評家的漫罵,能將好作品罵得縮回去,使文壇荒涼冷落。(3)自然,我也相信了。

  我也是一個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覺得自己也確是一個作家,但還沒有獲得挨罵的資格,因為我未曾寫過創作。並非縮回去,是還沒有鑽出來。這鑽不出來的原因,我想是一定為了我的女人和兩個孩子的吵鬧,她們也如漫罵批評家一樣,職務是在毀滅真天才,嚇退好作品的。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見見她的女兒了,她們三個就都回到鄉下去。我真是耳目清靜,猗歟休哉,到了產生偉大作品的時代。可是不幸得很,現在已是廢歷四月初,足足靜了三個月了,還是一點也寫不出什麼來。假使有朋友問起我的成績,叫我怎麼回答呢?還能歸罪於她們的吵鬧嗎?於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動搖。

  我疑心我本不會有什麼好作品,和她們的吵鬧與否無關。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謂名作家也未必會有什麼好作品,和批評家的漫罵與否無涉。

  不過,如果有人吵鬧,有人漫罵,倒可以給作家的沒有作品遮羞,說是本來是要有的,現在給他們鬧壞了。他於是就像一個落難小生,縱使並無作品,也能從看客贏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淚。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麼,漫罵的批評,於他是有損的,能罵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為作家。然而所謂漫罵的批評,於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為作家,不過據說是嚇退了他的作品。

  在這三足月里,我僅僅有了一點「煙士披離純」,是套羅蘭夫人(4)的腔調的:「批評批評,世間多少作家,借汝之罵以存!」

  五月十四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中華日報·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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