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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不懂顛倒式的歐化文式的愚人！對於先生的盛意提倡，幾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國人了。今特負責請問先生為甚麼投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總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對於先生的主張不敢領教的！幸先生注意。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國語法裡要加一點歐化，是我的一種主張，並不是「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也沒有「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給我「漢jian」之類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要殺我的頭了。我的主張也許會錯的，不過一來就判死罪，方法雖然很時髦，但也似乎過分了一點。況且我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意見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並沒有徵求過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國語法的歐化並不就是改學外國話，但這些粗淺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談了。我不怕熱，倒是因為無聊。不過還要說一回：我主張中國語法上有加些歐化的必要。這主張，是由事實而來的。中國人「話總是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卻不夠。眼前的例，就如先生這幾百個字的信裡面，就用了兩回「對於」，這和古文無關，是後來起於直譯的歐化語法，而且連「歐化」這兩個字也是歐化字；還用著一個「取消」，這是純粹日本詞；一個「瓦斯」，是德國字的原封不動的日本人的音譯。
都用得很愜當，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罷，倘用中國固有的話的「毒氣」，就顯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彈裡面的東西了。所以寫作「毒瓦斯」，的確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沒有照鏡子，無意中也證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歐化語法，用鬼子名詞的人，但我看先生決不是「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jian）」，所以也想由此證明我也並非那一夥。否則，先生含狗血噴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辯論事情，威嚇和誣陷，是沒有用處的。用筆的人，一來就發你的脾氣，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還是不要暴躁，靜靜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專此布復，並請
熱安。
弟康伯度（７）脫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報·自由談》。
（２）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當時在「大眾語」討論中，有人主張「揚棄」白話文，如高荒在《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眾語》中說：「把白話文裡面合乎大眾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眾需要的部分消滅，在實踐中將白話文『揚棄』。」（見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華日報·星期專論》）「唾棄」一語見本書《倒提》附錄。（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語見《論語·學而》。（４）《中國文法通論》劉半農著，一九二○年上海求益書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見該書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５）「霞飛路」舊時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飛（Ｊ．Ｊ．Ｃ．Ｊｏｆｆｒｅ，１８５２—１９３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的統帥。「麥特赫司脫路」，舊時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麥特赫司脫（Ｗ．Ｈ．Ｍｅｄｈｕｒｓｔ），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國駐滬領事。
（６）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文發表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
（７）康伯度即「買辦」，參看本卷第２６３頁注（４）。魯迅因林默說他寫文章是「買辦」手筆，故意用了這個名字。 別一枝討伐白話的生力軍，是林語堂先生。他討伐的不是白話的「反而難懂」（２），是白話的「魯里魯蘇」（３），連劉先生似的想白話「返樸歸真」的意思也全沒有，要達意，只有「語錄式」（白話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話武裝了出現的時候，文言和白話的鬥爭早已過去了，不像劉先生那樣，自己是混戰中的過來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懷舊日，慨嘆末流的情緒。他一閃而將宋明語錄，擺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極其自然的。
這「幽默」便是《論語》四十五期里的《一張字條的寫法》，他因為要問木匠討一點油灰，寫好了一張語錄體的字條，但怕別人說他「反對白話」，便改寫了白話的，選體（４）的，桐城派（５）的三種，然而都很可笑，結果是差「書僮」傳話，向木匠討了油灰來。
《論語》是風行的刊物，這裡省煩不抄了。總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語錄式的一張，別的三種，全都要不得。但這四個不同的腳色，其實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個人扮出來的，一個是正生，就是「語錄式」，別的三個都是小丑，自裝鬼臉，自作怪相，將正生襯得一表非凡了。
但這已經並不是「幽默」，乃是「頑笑」，和市井間的在牆上畫一烏龜，背上寫上他的所討厭的名字的戰法，也並不兩樣的。不過看見的人，卻往往不問是非，就嗤笑被畫者。
「幽默」或「頑笑」，也都要生出結果來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當它「頑笑」看。
因為事實會並不如文章，例如這語錄式的條子，在中國其實也並未斷絕過種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時就會看見一個攤，坐著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寫信，他所用的文章，決不如林先生所擬的條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語錄式」的。這就是現在從新提起的語錄派的末流，卻並沒有誰去塗白過他的鼻子。
這是一個具體的「幽默」。
但是，要賞識「幽默」也真難。我曾經從生理學來證明過中國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罷，就不必這麼大，腳底要小得遠，不是足夠支持全身了麼？我們現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著這麼多。那麼，可見是專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時告訴人們，大抵以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應就不能這樣了罷。
沒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適意的時候，恐怕終於是「中國沒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
（２）當時有人在提倡大眾語時指摘白話文「難懂」，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申報·讀書問答》所載《怎樣建設大眾文學》一文，說白話脫離大眾的生活、語言，「比古文更難懂」。（３）「魯里魯蘇」林語堂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論語》第二十六期發表的《論語錄體之用》一文中反對白話說：「吾惡白話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語錄體。……白話文之病，嚕哩嚕*鍘！薄玻礎場⊙√濉≈改銑合敉場段難匪*選詩文的風格和體制。
（５）桐城派參看本卷第３２７頁注（１２）。 幾十年來，我們常常恨著自己沒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帶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辮子，也恨馬褂和袍子，因為這是滿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遊歷，看見那邊的服裝，高興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雜誌上，叫作《不圖今日重見漢官儀》（２）。他是贊成恢復古裝的。
然而革命之後，採用的卻是洋裝，這是因為大家要維新，要便捷，要腰骨筆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裝，還厭惡別人穿袍子。那時聽說竟有人去責問樊山老人（３），問他為什麼要穿滿洲的衣裳。樊山回問道：「你穿的是那裡的服飾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國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國服。」
這故事頗為傳誦一時，給袍褂黨揚眉吐氣。不過其中是帶一點反對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為衛生，因為經濟的大兩樣。後來，洋服終於和華人漸漸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凱朝，就定袍子馬褂為常禮服，（４）五四運動之後，北京大學要整飭校風，規定製服了，請學生們公議，那議決的也是：袍子和馬褂！
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卻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說，因其不合於衛生。（５）造化賦給我們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彎曲的，彎腰曲背，在中國是一種常態，逆來尚須順受，順來自然更當順受了。所以我們是最能研究人體，順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違反自然的洋服，於是便漸漸的自然的沒落了。
這洋服的遺蹟，現在已只殘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辮子小腳，不過偶然還見於頑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來了一道催命符，是鏹水悄悄從背後灑過來了。（６）這怎麼辦呢？
恢復古制罷，自黃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時實難以明白；學戲台上的裝束罷，蟒袍玉帶，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車吃番菜，實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來改去，大約總還是袍子馬褂牢穩。雖然也是外國服，但恐怕是不會脫下的了——這實在有些稀奇。
四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申報·自由談》，署名士繇。
（２）《不圖今日重見漢官儀》作者署名英伯，發表於一九○三年九月留日學生在東京辦的《浙江cháo》第七期。此題目原語出《後漢書·光武帝紀》：王莽被殺後，劉秀（即後來的漢光武帝）帶了僚屬到長安，當地吏士見到他們，「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按原語中「漢」指漢朝，英伯文中則指漢族。（３）樊山老人即樊增祥（１８４６—１９３１），號樊山，湖北恩施人，近代文人。「我穿的也是外國服」，據易宗夔《新世說·言語》記載，這是清代文學家王闓運的故事：「王壬甫碩學耆老，性好詼謔。辛亥之冬，民國成立，士夫爭剪髮辮，改用西式衣冠。適公八十初度，賀者盈門，公仍用前清冠服，客笑問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國式；君輩衣服，詎中國式耶？若能優孟衣冠，方為光復漢族矣。』客亦無以難之。」（４）一九一二年十月，袁世凱政府曾下令定長袍馬褂為男子常禮服。
（５）林語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論語》第三十九期發表的《論西裝》一文中說：「西裝之所以成為一時風氣而為摩登士女所樂從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於西洋文物之名而好為效顰，在倫理上，美感上，衛生上是決無立足根據的。」
（６）據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載：「杭（州）市發見摩登破壞鐵血團，以硝鏹水毀人摩登衣服，並發警告服用洋貨的摩登士女書」。當時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現過這類事。 去年是「幽默」大走鴻運的時候，《論語》（２）以外，也是開口幽默，閉口幽默，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這不對，那又不對，一切罪惡，全歸幽默，甚至於比之文場的丑腳。罵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來一下，自己就會幹淨似的了。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國語法裡要加一點歐化，是我的一種主張，並不是「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也沒有「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給我「漢jian」之類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要殺我的頭了。我的主張也許會錯的，不過一來就判死罪，方法雖然很時髦，但也似乎過分了一點。況且我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意見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並沒有徵求過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國語法的歐化並不就是改學外國話，但這些粗淺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談了。我不怕熱，倒是因為無聊。不過還要說一回：我主張中國語法上有加些歐化的必要。這主張，是由事實而來的。中國人「話總是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卻不夠。眼前的例，就如先生這幾百個字的信裡面，就用了兩回「對於」，這和古文無關，是後來起於直譯的歐化語法，而且連「歐化」這兩個字也是歐化字；還用著一個「取消」，這是純粹日本詞；一個「瓦斯」，是德國字的原封不動的日本人的音譯。
都用得很愜當，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罷，倘用中國固有的話的「毒氣」，就顯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彈裡面的東西了。所以寫作「毒瓦斯」，的確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沒有照鏡子，無意中也證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歐化語法，用鬼子名詞的人，但我看先生決不是「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jian）」，所以也想由此證明我也並非那一夥。否則，先生含狗血噴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辯論事情，威嚇和誣陷，是沒有用處的。用筆的人，一來就發你的脾氣，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還是不要暴躁，靜靜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專此布復，並請
熱安。
弟康伯度（７）脫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報·自由談》。
（２）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當時在「大眾語」討論中，有人主張「揚棄」白話文，如高荒在《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眾語》中說：「把白話文裡面合乎大眾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眾需要的部分消滅，在實踐中將白話文『揚棄』。」（見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華日報·星期專論》）「唾棄」一語見本書《倒提》附錄。（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語見《論語·學而》。（４）《中國文法通論》劉半農著，一九二○年上海求益書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見該書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５）「霞飛路」舊時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飛（Ｊ．Ｊ．Ｃ．Ｊｏｆｆｒｅ，１８５２—１９３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的統帥。「麥特赫司脫路」，舊時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麥特赫司脫（Ｗ．Ｈ．Ｍｅｄｈｕｒｓｔ），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國駐滬領事。
（６）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文發表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
（７）康伯度即「買辦」，參看本卷第２６３頁注（４）。魯迅因林默說他寫文章是「買辦」手筆，故意用了這個名字。 別一枝討伐白話的生力軍，是林語堂先生。他討伐的不是白話的「反而難懂」（２），是白話的「魯里魯蘇」（３），連劉先生似的想白話「返樸歸真」的意思也全沒有，要達意，只有「語錄式」（白話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話武裝了出現的時候，文言和白話的鬥爭早已過去了，不像劉先生那樣，自己是混戰中的過來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懷舊日，慨嘆末流的情緒。他一閃而將宋明語錄，擺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極其自然的。
這「幽默」便是《論語》四十五期里的《一張字條的寫法》，他因為要問木匠討一點油灰，寫好了一張語錄體的字條，但怕別人說他「反對白話」，便改寫了白話的，選體（４）的，桐城派（５）的三種，然而都很可笑，結果是差「書僮」傳話，向木匠討了油灰來。
《論語》是風行的刊物，這裡省煩不抄了。總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語錄式的一張，別的三種，全都要不得。但這四個不同的腳色，其實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個人扮出來的，一個是正生，就是「語錄式」，別的三個都是小丑，自裝鬼臉，自作怪相，將正生襯得一表非凡了。
但這已經並不是「幽默」，乃是「頑笑」，和市井間的在牆上畫一烏龜，背上寫上他的所討厭的名字的戰法，也並不兩樣的。不過看見的人，卻往往不問是非，就嗤笑被畫者。
「幽默」或「頑笑」，也都要生出結果來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當它「頑笑」看。
因為事實會並不如文章，例如這語錄式的條子，在中國其實也並未斷絕過種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時就會看見一個攤，坐著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寫信，他所用的文章，決不如林先生所擬的條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語錄式」的。這就是現在從新提起的語錄派的末流，卻並沒有誰去塗白過他的鼻子。
這是一個具體的「幽默」。
但是，要賞識「幽默」也真難。我曾經從生理學來證明過中國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罷，就不必這麼大，腳底要小得遠，不是足夠支持全身了麼？我們現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著這麼多。那麼，可見是專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時告訴人們，大抵以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應就不能這樣了罷。
沒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適意的時候，恐怕終於是「中國沒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
（２）當時有人在提倡大眾語時指摘白話文「難懂」，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申報·讀書問答》所載《怎樣建設大眾文學》一文，說白話脫離大眾的生活、語言，「比古文更難懂」。（３）「魯里魯蘇」林語堂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論語》第二十六期發表的《論語錄體之用》一文中反對白話說：「吾惡白話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語錄體。……白話文之病，嚕哩嚕*鍘！薄玻礎場⊙√濉≈改銑合敉場段難匪*選詩文的風格和體制。
（５）桐城派參看本卷第３２７頁注（１２）。 幾十年來，我們常常恨著自己沒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帶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辮子，也恨馬褂和袍子，因為這是滿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遊歷，看見那邊的服裝，高興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雜誌上，叫作《不圖今日重見漢官儀》（２）。他是贊成恢復古裝的。
然而革命之後，採用的卻是洋裝，這是因為大家要維新，要便捷，要腰骨筆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裝，還厭惡別人穿袍子。那時聽說竟有人去責問樊山老人（３），問他為什麼要穿滿洲的衣裳。樊山回問道：「你穿的是那裡的服飾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國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國服。」
這故事頗為傳誦一時，給袍褂黨揚眉吐氣。不過其中是帶一點反對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為衛生，因為經濟的大兩樣。後來，洋服終於和華人漸漸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凱朝，就定袍子馬褂為常禮服，（４）五四運動之後，北京大學要整飭校風，規定製服了，請學生們公議，那議決的也是：袍子和馬褂！
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卻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說，因其不合於衛生。（５）造化賦給我們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彎曲的，彎腰曲背，在中國是一種常態，逆來尚須順受，順來自然更當順受了。所以我們是最能研究人體，順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違反自然的洋服，於是便漸漸的自然的沒落了。
這洋服的遺蹟，現在已只殘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辮子小腳，不過偶然還見於頑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來了一道催命符，是鏹水悄悄從背後灑過來了。（６）這怎麼辦呢？
恢復古制罷，自黃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時實難以明白；學戲台上的裝束罷，蟒袍玉帶，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車吃番菜，實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來改去，大約總還是袍子馬褂牢穩。雖然也是外國服，但恐怕是不會脫下的了——這實在有些稀奇。
四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申報·自由談》，署名士繇。
（２）《不圖今日重見漢官儀》作者署名英伯，發表於一九○三年九月留日學生在東京辦的《浙江cháo》第七期。此題目原語出《後漢書·光武帝紀》：王莽被殺後，劉秀（即後來的漢光武帝）帶了僚屬到長安，當地吏士見到他們，「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按原語中「漢」指漢朝，英伯文中則指漢族。（３）樊山老人即樊增祥（１８４６—１９３１），號樊山，湖北恩施人，近代文人。「我穿的也是外國服」，據易宗夔《新世說·言語》記載，這是清代文學家王闓運的故事：「王壬甫碩學耆老，性好詼謔。辛亥之冬，民國成立，士夫爭剪髮辮，改用西式衣冠。適公八十初度，賀者盈門，公仍用前清冠服，客笑問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國式；君輩衣服，詎中國式耶？若能優孟衣冠，方為光復漢族矣。』客亦無以難之。」（４）一九一二年十月，袁世凱政府曾下令定長袍馬褂為男子常禮服。
（５）林語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論語》第三十九期發表的《論西裝》一文中說：「西裝之所以成為一時風氣而為摩登士女所樂從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於西洋文物之名而好為效顰，在倫理上，美感上，衛生上是決無立足根據的。」
（６）據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載：「杭（州）市發見摩登破壞鐵血團，以硝鏹水毀人摩登衣服，並發警告服用洋貨的摩登士女書」。當時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現過這類事。 去年是「幽默」大走鴻運的時候，《論語》（２）以外，也是開口幽默，閉口幽默，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這不對，那又不對，一切罪惡，全歸幽默，甚至於比之文場的丑腳。罵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來一下，自己就會幹淨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