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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許這只是我自己的「少見多怪」，別人倒並不如此的。先前的「見怪者」，說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８），現在的「怪」卻早已聲明著，叫你「見莫怪」了。開卷就有《編者隨筆》在——
「只是每期供給一點並不怎樣沉重的文字和圖畫，使對於文藝有興趣的讀者能醒一醒被其他嚴重的問題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顏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來「中國第一流作家」的玩著先前活剝「琵亞詞侶」（９），今年生吞麥綏萊勒的小玩藝，是在大才小用，不過要給人「醒一醒被其他嚴重的問題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顏一笑」。
如果再從這醒眼的「文藝畫」上又發生了問題，雖然並不「嚴重」，不是究竟也辜負了兩位「中國第一流作家」獻技的苦心嗎？
那麼，我也來「破顏一笑」吧——哈！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中華日報·動向》。
（２）葉靈鳳（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蘇南京人，作家和畫家，曾是創造社成員。穆時英（１９１２—１９３９），浙江鄞縣人，作家，後墮落為漢jian。《文藝畫報》，月刊，葉靈鳳、穆時英合編。一九三四年十月創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雜誌公司發行。（３）戴平萬（？—１９４５）又名萬葉，廣東cháo安人，作家。他的《瀋陽之旅》發表在《文藝畫報》創刊號。
（４）麥綏萊勒（Ｆ．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譯麥綏萊爾，比利時畫家、木刻家。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曾翻印出版他的四種木刻連環畫，其中《一個人的受難》由魯迅作序。（５）《世界文壇瞭望台》《文藝畫報》的一個介紹世界各國文藝消息的專欄。
（６）龔果爾獎金是法國為紀念十九世紀自然主義作家龔果爾（通譯龔古爾）兄弟而設的文學獎金。一九三三年頒發第三十一次獎。龔古爾兄弟，即愛德蒙·龔古爾（Ｅ．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２２—１８９６）和于勒·龔古爾（Ｊ．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７）安得烈馬爾路（Ａ．Ｍａｌｒａｕｘ，１９０１—１９７６）通譯安德烈·馬爾羅，法國作家。《人的命運》，又譯《人類的命運》，是一部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大屠殺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出版。（８）「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古諺語，宋代郭彖《暌車志》曾引此語。
（９）「琵亞詞侶」（Ａ．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８７２—１８９８）通譯畢亞茲萊，英國畫家。作品多用圖案性的黑白線條描寫社會生活。葉靈鳳曾模仿他的作品。 倪朔爾
情勢也轉變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評家和非批評家都批評文學，自然，不滿的居多，但說好的也有。去年以來，卻變了文學家和非文學家都翻了一個身，轉過來來批評批評家了。
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說好，最徹底的是不承認近來有真的批評家。即使承認，也大大的笑他們胡塗。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合就壞。
但是，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那才是怪漢子呢。辦雜誌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於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譬如一個編輯者是唯美主義者罷，他盡可以自說並無定見，單在書籍評論上，就足夠玩把戲。倘是一種所謂「為藝術的藝術」的作品，合於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選登一篇贊成這種主義的批評，或讀後感，捧著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進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評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讀者這就被迷了眼。但在個人，如果還有一點記性，卻不能這麼兩端的，他須有一定的圈子。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
然而批評家的批評家會引出張獻忠考秀才的古典來：先在兩柱之間橫系一條繩子，叫應考的走過去，太高的殺，太矮的也殺，於是殺光了蜀中的英才。（３）這麼一比，有定見的批評家即等於張獻忠，真可以使讀者發生滿心的憎恨。但是，評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繩嗎？論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長短嗎？引出這例子來的，是誣陷，更不是什麼批評。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報·自由談》。
（２）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論調，曾見於當時《現代》月刊所載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載劉瑩姿《我所希望於新文壇上之批評家者》一文，說批評家「拿一套外國或本國的時髦圈子來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國新文壇尚無真摯偉大的批評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載蘇汶《新的公式主義》一文中說：「友人張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題』里，對於近來的一些批評家，曾經說了幾句很有趣的話，他說：『他（指一位批評者——汶注）是不知從什麼地方拿來了一個圈子，就拿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適，大了套不進：不行。恰恰套住：行。』」
（３）關於張獻忠考秀才的說法，見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書：「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硯委積如山。」 孟弧
清明時節，是掃墓的時節，有的要進關內來祭祖（２），有的是到陝西去上墳（３），或則激論沸天，或則歡聲動地，真好像上墳可以亡國，也可以救國似的。
墳有這麼大關係，那麼，掘墳當然是要不得的了。（４）元朝的國師八合思巴（５）罷，他就深相信掘墳的利害。他掘開宋陵，要把人骨和豬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後來幸而給一位義士盜走了，沒有達到目的，然而宋朝還是亡。曹操（６）設了「摸金校尉」之類的職員，專門盜墓，他的兒子卻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諡為「武帝」，好不威風。這樣看來，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禍福，又仿佛沒有關係似的。相傳曹操怕死後被人掘墳，造了七十二疑冢（７），令人無從下手。於是後之詩人（８）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屍。」於是後之論者（９）又曰：阿瞞老jian巨猾，安知其屍實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內乎。真是沒有法子想。
阿瞞雖是老jian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過古來的冢墓，卻大抵被發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確者也很少，洛陽邙山（１０），清末掘墓者極多，雖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塊志石（１１）和凌亂的陶器，大約並非原沒有貴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經有人掘過，拿走了，什麼時候呢，無從知道。總之是葬後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間罷。
至於墓中人究竟是什麼人，非掘後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傳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國人一向喜歡造些和大人物相關的名勝，石門有「子路止宿處」（１２），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處」（１３）；一個小山洞，是埋著大禹（１４），幾堆大土堆，便葬著文武和周公（１５）。
如果掃墓的確可以救國，那麼，掃就要掃得真確，要掃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掃著別人的土包子，還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孫。於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開墳來，看看有無葬著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證據，如果有遺骨，還可照《洗冤錄》（１６）的方法來滴血。但是，這又和掃墓救國說相反，很傷孝子順孫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閉了眼睛，硬著頭皮，亂拜一陣。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１７）單是掃墓救國術沒有靈驗，還不過是一個小笑話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動向》。
（２）進關內來祭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大晚報》載：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要求在清明節入關祭掃清代皇帝的墳墓。此事在當時曾引起人們的憤慨。
（３）到陝西去上墳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報》載：清明節時，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等同西安軍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陝西咸陽、興平祭掃周文王、漢武帝等陵墓，「民眾參觀者人山人海，道為之塞，……誠可說是民族掃墓也。」
（４）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戴季陶在西安致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等，以「培植民德」為由，反對「研究國學科學諸家，……發掘古墓，尋取學術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國，凡一切公然發墓取物者，無論何種理由，一律依刑律專條嚴辦。」當時曾遭到學術界的強烈反對。
（５）八合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即八思巴，本名羅卓堅參，吐蕃薩斯迦（今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專區薩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統元年（１２６０）封為「國師」。按發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釋教總統（佛教首領）楊璉真迦，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發宋陵寢》記：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楊璉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紹興等地發掘宋代諸皇陵墓，「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糙莽間」；並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當時有儒生唐珏、林德陽分別收拾埋藏宋帝遺骸，被稱為「義士」。（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他的兒子曹丕稱帝後，追尊他為魏武帝。關於設「摸金校尉」事，見漢末陳琳《為袁紹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躶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７）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見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五：「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雲曹操疑冢也。」
（８）後之詩人指宋代俞應符。他在詠曹操詩中說：「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載《南村輟耕錄·疑冢》）
（９）後之論者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說：「余謂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屍猶不在也。」
（１０）邙山在河南洛陽城北，東漢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裡。這些墳墓歷代被人屢次發掘，晉代張載《七哀詩》就說到：「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壤過一杯，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
「只是每期供給一點並不怎樣沉重的文字和圖畫，使對於文藝有興趣的讀者能醒一醒被其他嚴重的問題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顏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來「中國第一流作家」的玩著先前活剝「琵亞詞侶」（９），今年生吞麥綏萊勒的小玩藝，是在大才小用，不過要給人「醒一醒被其他嚴重的問題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顏一笑」。
如果再從這醒眼的「文藝畫」上又發生了問題，雖然並不「嚴重」，不是究竟也辜負了兩位「中國第一流作家」獻技的苦心嗎？
那麼，我也來「破顏一笑」吧——哈！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中華日報·動向》。
（２）葉靈鳳（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蘇南京人，作家和畫家，曾是創造社成員。穆時英（１９１２—１９３９），浙江鄞縣人，作家，後墮落為漢jian。《文藝畫報》，月刊，葉靈鳳、穆時英合編。一九三四年十月創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雜誌公司發行。（３）戴平萬（？—１９４５）又名萬葉，廣東cháo安人，作家。他的《瀋陽之旅》發表在《文藝畫報》創刊號。
（４）麥綏萊勒（Ｆ．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譯麥綏萊爾，比利時畫家、木刻家。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曾翻印出版他的四種木刻連環畫，其中《一個人的受難》由魯迅作序。（５）《世界文壇瞭望台》《文藝畫報》的一個介紹世界各國文藝消息的專欄。
（６）龔果爾獎金是法國為紀念十九世紀自然主義作家龔果爾（通譯龔古爾）兄弟而設的文學獎金。一九三三年頒發第三十一次獎。龔古爾兄弟，即愛德蒙·龔古爾（Ｅ．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２２—１８９６）和于勒·龔古爾（Ｊ．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７）安得烈馬爾路（Ａ．Ｍａｌｒａｕｘ，１９０１—１９７６）通譯安德烈·馬爾羅，法國作家。《人的命運》，又譯《人類的命運》，是一部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大屠殺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出版。（８）「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古諺語，宋代郭彖《暌車志》曾引此語。
（９）「琵亞詞侶」（Ａ．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８７２—１８９８）通譯畢亞茲萊，英國畫家。作品多用圖案性的黑白線條描寫社會生活。葉靈鳳曾模仿他的作品。 倪朔爾
情勢也轉變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評家和非批評家都批評文學，自然，不滿的居多，但說好的也有。去年以來，卻變了文學家和非文學家都翻了一個身，轉過來來批評批評家了。
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說好，最徹底的是不承認近來有真的批評家。即使承認，也大大的笑他們胡塗。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合就壞。
但是，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那才是怪漢子呢。辦雜誌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於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譬如一個編輯者是唯美主義者罷，他盡可以自說並無定見，單在書籍評論上，就足夠玩把戲。倘是一種所謂「為藝術的藝術」的作品，合於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選登一篇贊成這種主義的批評，或讀後感，捧著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進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評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讀者這就被迷了眼。但在個人，如果還有一點記性，卻不能這麼兩端的，他須有一定的圈子。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
然而批評家的批評家會引出張獻忠考秀才的古典來：先在兩柱之間橫系一條繩子，叫應考的走過去，太高的殺，太矮的也殺，於是殺光了蜀中的英才。（３）這麼一比，有定見的批評家即等於張獻忠，真可以使讀者發生滿心的憎恨。但是，評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繩嗎？論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長短嗎？引出這例子來的，是誣陷，更不是什麼批評。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報·自由談》。
（２）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論調，曾見於當時《現代》月刊所載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載劉瑩姿《我所希望於新文壇上之批評家者》一文，說批評家「拿一套外國或本國的時髦圈子來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國新文壇尚無真摯偉大的批評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載蘇汶《新的公式主義》一文中說：「友人張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題』里，對於近來的一些批評家，曾經說了幾句很有趣的話，他說：『他（指一位批評者——汶注）是不知從什麼地方拿來了一個圈子，就拿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適，大了套不進：不行。恰恰套住：行。』」
（３）關於張獻忠考秀才的說法，見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書：「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硯委積如山。」 孟弧
清明時節，是掃墓的時節，有的要進關內來祭祖（２），有的是到陝西去上墳（３），或則激論沸天，或則歡聲動地，真好像上墳可以亡國，也可以救國似的。
墳有這麼大關係，那麼，掘墳當然是要不得的了。（４）元朝的國師八合思巴（５）罷，他就深相信掘墳的利害。他掘開宋陵，要把人骨和豬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後來幸而給一位義士盜走了，沒有達到目的，然而宋朝還是亡。曹操（６）設了「摸金校尉」之類的職員，專門盜墓，他的兒子卻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諡為「武帝」，好不威風。這樣看來，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禍福，又仿佛沒有關係似的。相傳曹操怕死後被人掘墳，造了七十二疑冢（７），令人無從下手。於是後之詩人（８）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屍。」於是後之論者（９）又曰：阿瞞老jian巨猾，安知其屍實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內乎。真是沒有法子想。
阿瞞雖是老jian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過古來的冢墓，卻大抵被發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確者也很少，洛陽邙山（１０），清末掘墓者極多，雖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塊志石（１１）和凌亂的陶器，大約並非原沒有貴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經有人掘過，拿走了，什麼時候呢，無從知道。總之是葬後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間罷。
至於墓中人究竟是什麼人，非掘後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傳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國人一向喜歡造些和大人物相關的名勝，石門有「子路止宿處」（１２），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處」（１３）；一個小山洞，是埋著大禹（１４），幾堆大土堆，便葬著文武和周公（１５）。
如果掃墓的確可以救國，那麼，掃就要掃得真確，要掃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掃著別人的土包子，還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孫。於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開墳來，看看有無葬著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證據，如果有遺骨，還可照《洗冤錄》（１６）的方法來滴血。但是，這又和掃墓救國說相反，很傷孝子順孫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閉了眼睛，硬著頭皮，亂拜一陣。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１７）單是掃墓救國術沒有靈驗，還不過是一個小笑話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動向》。
（２）進關內來祭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大晚報》載：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要求在清明節入關祭掃清代皇帝的墳墓。此事在當時曾引起人們的憤慨。
（３）到陝西去上墳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報》載：清明節時，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等同西安軍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陝西咸陽、興平祭掃周文王、漢武帝等陵墓，「民眾參觀者人山人海，道為之塞，……誠可說是民族掃墓也。」
（４）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戴季陶在西安致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等，以「培植民德」為由，反對「研究國學科學諸家，……發掘古墓，尋取學術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國，凡一切公然發墓取物者，無論何種理由，一律依刑律專條嚴辦。」當時曾遭到學術界的強烈反對。
（５）八合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即八思巴，本名羅卓堅參，吐蕃薩斯迦（今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專區薩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統元年（１２６０）封為「國師」。按發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釋教總統（佛教首領）楊璉真迦，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發宋陵寢》記：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楊璉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紹興等地發掘宋代諸皇陵墓，「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糙莽間」；並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當時有儒生唐珏、林德陽分別收拾埋藏宋帝遺骸，被稱為「義士」。（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他的兒子曹丕稱帝後，追尊他為魏武帝。關於設「摸金校尉」事，見漢末陳琳《為袁紹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躶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７）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見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五：「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雲曹操疑冢也。」
（８）後之詩人指宋代俞應符。他在詠曹操詩中說：「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載《南村輟耕錄·疑冢》）
（９）後之論者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說：「余謂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屍猶不在也。」
（１０）邙山在河南洛陽城北，東漢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裡。這些墳墓歷代被人屢次發掘，晉代張載《七哀詩》就說到：「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壤過一杯，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