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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胡繩先生所舉的例子，說「回到窩裡向罷」也許會當作回到什麼狗「窩」里去，反不如說「回到家裡去」的清楚（６）。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漢字的「窩」字，實際上，恐怕是不該這麼寫法的。我們那裡的鄉下人，也叫「家裡」作Ｕｗａｏ－ｌｉ，讀書人去抄，也極容易寫成「窩裡」的，但我想，這Ｕｗａｏ其實是「屋下」兩音的拼合，而又訛了一點，決不能用「窩」字隨便來替代，如果只記下沒有別的意義的音，就什麼誤解也不會有了。
大眾語文的音數比文言和白話繁，如果還是用方塊字來寫，不但費腦力，也很費工夫，連紙墨都不經濟。為了這方塊的帶病的遺產，我們的最大多數人，已經幾千年做了文盲來殉難了，中國也弄到這模樣，到別國已在人工造雨的時候，我們卻還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
現在只還有「書法拉丁化」的一條路。這和大眾語文是分不開的。也還是從讀書人首先試驗起，先紹介過字母，拼法，然後寫文章。開手是，像日本文那樣，只留一點名詞之類的漢字，而助詞，感嘆詞，後來連形容詞，動詞也都用拉丁拼音寫，那麼，不但順眼，對於了解也容易得遠了。至於改作橫行，那是當然的事。
這就是現在馬上來實驗，我以為也並不難。
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華日報·動向》。
（２）「拿出貨色來看！」是當時一些反對大眾語的人所說的話。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報》本埠增刊《談言》發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話論戰宣言》一文中說：「可否請幾位提倡『大眾語』的作家，發表幾篇『大眾語』的標準作品，使記者和讀者，大家來欣賞欣賞，研究研究。」
（３）三篇純用土話的文章指《中華日報·動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載何連的《狹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載高而的《一封上海話的信》和《吃官司格人個日記》等三篇文章。（４）胡繩江蘇蘇州人，哲學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華日報·動向》發表《走上實踐的路去——讀了三篇用土話寫的文章後》一文中說：「自然，何連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漢字來寫出土音的。然而單音的方塊頭漢字要拼出複雜的方言來，實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見過一本蘇州土語的聖經，讀起來實在比讀白話更難，因為單照字面的讀音，你一定還得加一點推測工夫才能懂得。」（５）《海上花列傳》長篇小說，題雲間花也憐儂著。是一部敘述上海jì女生活的作品，書中敘事用語體文，對話用蘇州方言。按花也憐儂是韓邦慶（１８５６—１８９４）的筆名；韓字子云，江蘇松江人。（６）胡繩在《走上實踐的路去——讀了三篇用土話寫的文章後》一文中說：「並且倘然一個人已經懂得這些漢字了，老實說他更必須讀這種用漢字寫出的土話文。譬如：『回到窩裡向罷，車（按應作身）浪向，又一點力氣都沒……』這一句話，讓一個識字的工人看麻煩實在不小。他也許真會當作這人是回到什麼狗『窩』里去？實際上，反不如說：『回到家裡去，身上，又一點力氣都沒』來得清楚明白了。」 白道
杜衡和蘇汶（２）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壇上的兩種秘密，也是壞風氣：一種是批評家的圈子，一種是文人的化名。但他還保留著沒有說出的秘密——圈子中還有一種書店編輯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圓，只要是這一家書店出版的書籍，這邊一套，「行」，那邊一套，也「行」。
化名則不但可以變成別一個人，還可以化為一個「社」。這個「社」還能夠選文，作論，說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創作，也「行」。
例如「中國文藝年鑑社」所編的《中國文藝年鑑》（３）前面的「鳥瞰」。據它的「瞰」法，是：蘇汶先生的議論，「行」，杜衡先生的創作，也「行」。
但我們在實際上再也尋不著這一個「社」。
查查這「年鑑」的總發行所：現代書局；看看《現代》（４）雜誌末一頁上的編輯者：施蟄存，杜衡。
Ｏｈｏ！
孫行者神通廣大，不單會變鳥獸蟲魚，也會變廟宇，眼睛變窗戶，嘴巴變廟門，只有尾巴沒處安放，就變了一枝旗竿，豎在廟後面。（５）但那有隻豎一枝旗竿的廟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來的破綻就在此。
「除了萬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個文人也不要化為「社」，倘使只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點卑劣了」。（６）五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華日報·動向》。
（２）杜衡即蘇汶。他所說「批評家的圈子」，參看本卷第４２９頁注（２）。他所說「文人的化名」，見一九三四年五月《現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發表的《談文人的假名》。
（３）《中國文藝年鑑》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現代書局出版的《中國文藝年鑑》，杜衡、施蟄存編輯。年鑑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鳥瞰》一文，為蘇汶鼓吹的「文藝自由論」辯護，同時吹捧杜衡在創作方面對現實主義文學「給了最大的供獻」。魯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說：「所謂『文藝年鑑社』，實際並不存在，是現代書局的變名。寫那篇《鳥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蘇汶，……在那篇《鳥瞰》中，只要與現代書局刊物有關的人，都寫得很好，其他的人則多被抹殺。而且還假冒別人文章來吹捧自己。」（４）《現代》文藝月刊，施蟄存、杜衡編輯，上海現代書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五月創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為綜合性月刊，汪馥泉編輯，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５）孫行者和二郎神鬥法，尾巴變成旗竿的故事，見明代吳承恩《西遊記》第六回。
（６）蘇汶在《談文人的假名》中曾說：「用筆名無可反對，但我希望除了萬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著固定的筆名為妥……」又說：「有一種是為的逃避文責，就近又有點卑劣了。」 黃棘
古時候，考試八股的時候，有三樣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後來改考策論（２）了，恐怕也還是這樣子。第一樣是「繳白卷」，只寫上題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簡直連題目也不寫。然而這最乾淨，因為別的再沒有什麼枝節了。第二樣是「鈔刊文」（３），他先已有了僥倖之心，讀熟或帶進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題目相合，便即照鈔，想瞞過考官的眼。品行當然比「繳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沒有什麼另外的枝節。第三樣，最壞的是瞎寫，不及格不必說，還要從瞎寫的文章里，給人尋出許多笑話來。人們在茶餘酒後作為談資的，大概是這一種。
「不通」還不在其內，因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題目做文章了；況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們對於中國古今文學家，敢保證誰決沒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為「通」，那是因為他連「通」「不通」都不瞭然的緣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頗在講些中學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實這病源就在於瞎寫。那些題目，是只要能夠鈔刊文（４），就都及格的。例如問「十三經」是什麼，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著自己來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於是使文人學士大嘆國學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們是文林中的碩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鈔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將那些考官們鎖在考場裡，驟然問他幾條較為陌生的古典，大約即使不瞎寫，也未必不繳白卷的。我說這話，意思並不在輕議已成的文人學士，只以為古典多，記不清不足奇，都記得倒古怪。古書不是很有些曾經後人加過註解的麼？那都是坐在自己的書齋里，查群籍，翻類書，窮年累月，這才脫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詳」，有錯誤。現在的青年當然竭無力指摘它了，但作證的卻有別人的什麼「補正」在；而且補而又補，正而又正者，也時或有之。
由此看來，如果能鈔刊文，而又敷衍得過去，這人便是現在的大人物；青年學生有一些錯，不過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為世詬病，我很詫異他們竟沒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策論封建時代考試的一種文體。即用有關政事、經義的問題為題，命應試者書面各陳己見。清光緒末年，曾兩次下令廢除八股，改用策論。
（３）「鈔刊文」科舉時代，刊印中試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應試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場闈墨》之類，稱為刊文。「鈔刊文」就是在考試時直接鈔襲刊文上的文章。
（４）這裡所說的刊文，指當時《會考升學指導》一類投機書籍。 焉於
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札克（２）小說里寫對話的巧妙，以為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學》內《我的文學修養》）
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３）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其實，這也並非什麼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間小房子住著的人，就時時可以體驗到。他和周圍的住戶，是不一定見過面的，但只隔一層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屬和客人的談話，尤其是高聲的談話，都大略可以聽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裡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覺得那些人是怎樣的人了。
如果刪除了不必要之點，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來，我想，就可以使別人從談話里推見每個說話的人物。但我並不是說，這就成了中國的巴爾札克。
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著這人物的模樣的，於是傳給讀者，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卻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巴爾札克的小鬍鬚的清瘦老人，到了高爾基的頭裡，也許變了粗蠻壯大的絡腮鬍子。不過那性格，言動，一定有些類似，大致不差，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要不然，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
文學雖然有普遍性，但因讀者的體驗的不同而有變化，讀者倘沒有類似的體驗，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們看《紅樓夢》，從文字上推見了林黛玉這一個人，但須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４）照相的先入之見，另外想一個，那麼，恐怕會想到剪頭髮，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麼模樣，我不能斷定。但試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５）之類裡面的畫像比一比罷，一定是截然兩樣的，那上面所畫的，是那時的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大眾語文的音數比文言和白話繁，如果還是用方塊字來寫，不但費腦力，也很費工夫，連紙墨都不經濟。為了這方塊的帶病的遺產，我們的最大多數人，已經幾千年做了文盲來殉難了，中國也弄到這模樣，到別國已在人工造雨的時候，我們卻還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
現在只還有「書法拉丁化」的一條路。這和大眾語文是分不開的。也還是從讀書人首先試驗起，先紹介過字母，拼法，然後寫文章。開手是，像日本文那樣，只留一點名詞之類的漢字，而助詞，感嘆詞，後來連形容詞，動詞也都用拉丁拼音寫，那麼，不但順眼，對於了解也容易得遠了。至於改作橫行，那是當然的事。
這就是現在馬上來實驗，我以為也並不難。
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華日報·動向》。
（２）「拿出貨色來看！」是當時一些反對大眾語的人所說的話。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報》本埠增刊《談言》發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話論戰宣言》一文中說：「可否請幾位提倡『大眾語』的作家，發表幾篇『大眾語』的標準作品，使記者和讀者，大家來欣賞欣賞，研究研究。」
（３）三篇純用土話的文章指《中華日報·動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載何連的《狹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載高而的《一封上海話的信》和《吃官司格人個日記》等三篇文章。（４）胡繩江蘇蘇州人，哲學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華日報·動向》發表《走上實踐的路去——讀了三篇用土話寫的文章後》一文中說：「自然，何連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漢字來寫出土音的。然而單音的方塊頭漢字要拼出複雜的方言來，實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見過一本蘇州土語的聖經，讀起來實在比讀白話更難，因為單照字面的讀音，你一定還得加一點推測工夫才能懂得。」（５）《海上花列傳》長篇小說，題雲間花也憐儂著。是一部敘述上海jì女生活的作品，書中敘事用語體文，對話用蘇州方言。按花也憐儂是韓邦慶（１８５６—１８９４）的筆名；韓字子云，江蘇松江人。（６）胡繩在《走上實踐的路去——讀了三篇用土話寫的文章後》一文中說：「並且倘然一個人已經懂得這些漢字了，老實說他更必須讀這種用漢字寫出的土話文。譬如：『回到窩裡向罷，車（按應作身）浪向，又一點力氣都沒……』這一句話，讓一個識字的工人看麻煩實在不小。他也許真會當作這人是回到什麼狗『窩』里去？實際上，反不如說：『回到家裡去，身上，又一點力氣都沒』來得清楚明白了。」 白道
杜衡和蘇汶（２）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壇上的兩種秘密，也是壞風氣：一種是批評家的圈子，一種是文人的化名。但他還保留著沒有說出的秘密——圈子中還有一種書店編輯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圓，只要是這一家書店出版的書籍，這邊一套，「行」，那邊一套，也「行」。
化名則不但可以變成別一個人，還可以化為一個「社」。這個「社」還能夠選文，作論，說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創作，也「行」。
例如「中國文藝年鑑社」所編的《中國文藝年鑑》（３）前面的「鳥瞰」。據它的「瞰」法，是：蘇汶先生的議論，「行」，杜衡先生的創作，也「行」。
但我們在實際上再也尋不著這一個「社」。
查查這「年鑑」的總發行所：現代書局；看看《現代》（４）雜誌末一頁上的編輯者：施蟄存，杜衡。
Ｏｈｏ！
孫行者神通廣大，不單會變鳥獸蟲魚，也會變廟宇，眼睛變窗戶，嘴巴變廟門，只有尾巴沒處安放，就變了一枝旗竿，豎在廟後面。（５）但那有隻豎一枝旗竿的廟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來的破綻就在此。
「除了萬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個文人也不要化為「社」，倘使只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點卑劣了」。（６）五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華日報·動向》。
（２）杜衡即蘇汶。他所說「批評家的圈子」，參看本卷第４２９頁注（２）。他所說「文人的化名」，見一九三四年五月《現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發表的《談文人的假名》。
（３）《中國文藝年鑑》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現代書局出版的《中國文藝年鑑》，杜衡、施蟄存編輯。年鑑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鳥瞰》一文，為蘇汶鼓吹的「文藝自由論」辯護，同時吹捧杜衡在創作方面對現實主義文學「給了最大的供獻」。魯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說：「所謂『文藝年鑑社』，實際並不存在，是現代書局的變名。寫那篇《鳥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蘇汶，……在那篇《鳥瞰》中，只要與現代書局刊物有關的人，都寫得很好，其他的人則多被抹殺。而且還假冒別人文章來吹捧自己。」（４）《現代》文藝月刊，施蟄存、杜衡編輯，上海現代書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五月創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為綜合性月刊，汪馥泉編輯，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５）孫行者和二郎神鬥法，尾巴變成旗竿的故事，見明代吳承恩《西遊記》第六回。
（６）蘇汶在《談文人的假名》中曾說：「用筆名無可反對，但我希望除了萬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著固定的筆名為妥……」又說：「有一種是為的逃避文責，就近又有點卑劣了。」 黃棘
古時候，考試八股的時候，有三樣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後來改考策論（２）了，恐怕也還是這樣子。第一樣是「繳白卷」，只寫上題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簡直連題目也不寫。然而這最乾淨，因為別的再沒有什麼枝節了。第二樣是「鈔刊文」（３），他先已有了僥倖之心，讀熟或帶進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題目相合，便即照鈔，想瞞過考官的眼。品行當然比「繳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沒有什麼另外的枝節。第三樣，最壞的是瞎寫，不及格不必說，還要從瞎寫的文章里，給人尋出許多笑話來。人們在茶餘酒後作為談資的，大概是這一種。
「不通」還不在其內，因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題目做文章了；況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們對於中國古今文學家，敢保證誰決沒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為「通」，那是因為他連「通」「不通」都不瞭然的緣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頗在講些中學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實這病源就在於瞎寫。那些題目，是只要能夠鈔刊文（４），就都及格的。例如問「十三經」是什麼，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著自己來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於是使文人學士大嘆國學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們是文林中的碩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鈔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將那些考官們鎖在考場裡，驟然問他幾條較為陌生的古典，大約即使不瞎寫，也未必不繳白卷的。我說這話，意思並不在輕議已成的文人學士，只以為古典多，記不清不足奇，都記得倒古怪。古書不是很有些曾經後人加過註解的麼？那都是坐在自己的書齋里，查群籍，翻類書，窮年累月，這才脫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詳」，有錯誤。現在的青年當然竭無力指摘它了，但作證的卻有別人的什麼「補正」在；而且補而又補，正而又正者，也時或有之。
由此看來，如果能鈔刊文，而又敷衍得過去，這人便是現在的大人物；青年學生有一些錯，不過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為世詬病，我很詫異他們竟沒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策論封建時代考試的一種文體。即用有關政事、經義的問題為題，命應試者書面各陳己見。清光緒末年，曾兩次下令廢除八股，改用策論。
（３）「鈔刊文」科舉時代，刊印中試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應試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場闈墨》之類，稱為刊文。「鈔刊文」就是在考試時直接鈔襲刊文上的文章。
（４）這裡所說的刊文，指當時《會考升學指導》一類投機書籍。 焉於
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札克（２）小說里寫對話的巧妙，以為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學》內《我的文學修養》）
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３）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其實，這也並非什麼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間小房子住著的人，就時時可以體驗到。他和周圍的住戶，是不一定見過面的，但只隔一層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屬和客人的談話，尤其是高聲的談話，都大略可以聽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裡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覺得那些人是怎樣的人了。
如果刪除了不必要之點，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來，我想，就可以使別人從談話里推見每個說話的人物。但我並不是說，這就成了中國的巴爾札克。
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著這人物的模樣的，於是傳給讀者，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卻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巴爾札克的小鬍鬚的清瘦老人，到了高爾基的頭裡，也許變了粗蠻壯大的絡腮鬍子。不過那性格，言動，一定有些類似，大致不差，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要不然，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
文學雖然有普遍性，但因讀者的體驗的不同而有變化，讀者倘沒有類似的體驗，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們看《紅樓夢》，從文字上推見了林黛玉這一個人，但須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４）照相的先入之見，另外想一個，那麼，恐怕會想到剪頭髮，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麼模樣，我不能斷定。但試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５）之類裡面的畫像比一比罷，一定是截然兩樣的，那上面所畫的，是那時的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