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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較為永久的，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北極的遏斯吉摩人（６）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蕉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黃巢殺人更其隔膜。一有變化，即非永久，說文學獨有仙骨，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申報·自由談》。（２）巴爾札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國作家，他的作品總題為《人間喜劇》，包括長篇小說《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幻滅》等九十餘部。高爾基《我的文學修養》中談到巴爾扎克小說時說：「在巴爾扎克的《鮫皮》（按通譯《驢皮記》）里，看到銀行家的邸宅中的晚餐會那一段的時候，我完全驚服了。二十多個人們同時在喧嚷著談天，但卻以許多形態，寫得好像我親自聽見。重要的是——我不但聽見，還目睹了各人在怎樣的談天。來賓們的相貌，巴爾扎克是沒有描寫的。但我卻看見了人們的眼睛，微笑和姿勢。我總是嘆服著從巴爾扎克起，以至一切法國人的用會話來描寫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寫的人物的會話，寫得活潑潑地好像耳聞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對話的完全。」此文載一九三四年八月《文學》月刊第三卷第二號，魯迅（署名許遐）譯。
（３）《水滸》即《水滸傳》，長篇小說。明初施耐庵作。（４）「黛玉葬花」梅蘭芳早年曾根據《紅樓夢》第二十三回的情節編演京劇《黛玉葬花》。舊時照相館常掛有他演此劇的照片。（５）《紅樓夢圖詠》清代改琦畫的《紅樓夢》人物像，共五十幅，圖後附有王希廉、周綺等題詩，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木刻本刊行。又有清代王墀畫的《增刻紅樓夢圖詠》，共一百二十幅，圖後附有姜祺（署名蟫生）題詩，光緒八年上海點石齋石印，後屢經翻版。（６）遏斯吉摩人通譯愛斯基摩人，居住北極圈一帶，以漁獵為生的一個民族。 焉於
就在同時代，同國度里，說話也會彼此說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說，叫作《本國話和外國話》（２），記的是法國的一個闊人家裡招待了歐戰中出死入生的三個兵，小姐出來招呼了，但無話可說，勉勉強強的說了幾句，他們也無話可答，倒只覺坐在闊房間裡，小心得骨頭疼。直到溜回自己的「豬窠」里，他們這才遍身舒齊，有說有笑，並且在德國俘虜里，由手勢發見了說他們的「我們的話」的人。
因了這經驗，有一個兵便模模胡胡的想：「這世間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戰爭的世界。別一個是有著保險箱門一般的門，禮拜堂一般乾淨的廚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國度。那裡面，住著古怪想頭的外國人。」
那小姐後來就對一位紳士說的是：「和他們是連話都談不來的。好像他們和我們之間，是有著跳不過的深淵似的。」
其實，這也無須小姐和兵們是這樣。就是我們——算作「封建餘孽」（３）或「買辦」或別的什麼而論都可以——和幾乎同類的人，只要什麼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無話可說。不過我們中國人是聰明的，有些人早已發明了一種萬應靈藥，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倘是宴會，就只猜拳，不發議論。
這樣看來，文學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實在有些艱難。「今天天氣……哈哈哈！」雖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卻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學。於是高超的文學家（４）便自己定了一條規則，將不懂他的「文學」的人們，都推出「人類」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學還有別的性，他是不肯說破的，因此也只好用這手段。然而這麼一來，「文學」存在，「人」卻不多了。
於是而據說文學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極，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匯集於作者一個人。然而文學家卻又悲哀起來，說是吐血了，這真是沒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申報·自由談》。（２）巴比塞的《外國話和本國話》，曾由沈端先譯為中文，載於一九三四年十月《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五期。
（３）「封建餘孽」在一九二八年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中，《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載有杜荃（郭沫若）《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說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
（４）高超的文學家指梁實秋等人。如梁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載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一文中鼓吹超階級的文學，說「文學是屬於全人類的」；但又宣傳文學只能為少數人所享有，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 焉於
創作家大抵憎惡批評家的七嘴八舌。
記得有一位詩人說過這樣的話：詩人要做詩，就如植物要開花，因為他非開不可的緣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錯。
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卻也有錯誤。錯的是詩人究竟不是一株糙，還是社會裡的一個人；況且詩集是賣錢的，何嘗可以白摘。一賣錢，這就是商品，買主也有了說好說歹的權利了。
即使真是花罷，倘不是開在深山幽谷，人跡不到之處，如果有毒，那是園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實，也並不如詩人的空想。
現在可是換了一個說法了，連並非作者，也憎惡了批評家，他們里有的說道：你這麼會說，那麼，你倒來做一篇試試看！
這真要使批評家抱頭鼠竄。因為批評家兼能創作的人，向來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頗有些像廚司和食客。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挾夙嫌，是否想賴帳。或者他是否廣東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於是提出解說或抗議來——自然，一聲不響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對著客人大叫道：「那麼，你去做一碗來給我吃吃看！」那卻未免有些可笑了。
誠然，四五年前，用筆的人以為一做批評家，便可以高踞文壇，所以速成和亂評的也不少，但要矯正這風氣，是須用批評的批評的，只在批評家這名目上，塗上爛泥，並不是好辦法。不過我們的讀書界，是愛平和的多，一見筆戰，便是什麼「文壇的悲觀」（２）呀，「文人相輕」（３）呀，甚至於不問是非，統謂之「互罵」，指為「漆黑一團糟」。果然，現在是聽不見說誰是批評家了。但文壇呢，依然如故，不過它不再露出來。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報·自由談》。原題為《批評家與創作家》。
（２）「文壇的悲觀」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報·火炬》載小仲的《中國文壇的悲觀》一文，把文藝界的思想鬥爭說成是「內戰」、「罵人」，使中國文壇「陷入中世紀的黑暗時代」。（３）「文人相輕」語出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當時曾有人把文藝界思想鬥爭說成「文人相輕」。 莫朕
出版界的現狀，期刊多而專書少，使有心人發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發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這情形是由來已久的，現在不過略有變遷，更加顯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歡吃零食。假使留心一聽，則屋外叫賣零食者，總是「實繁有徒」（２）。桂花白糖倫教糕（３），豬油白糖蓮心粥，蝦肉餛飩麵，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羅）蜜橘，瓜子大王，還有蜜餞，橄欖，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從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為這又不比肥魚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據說，是在消閒之中，得養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幾年的出版物，是有「養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門」，或曰「ＡＢＣ」，或曰「概論」，總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錢數角，費時半點鐘，便能明白一種科學，或全盤文學，或一種外國文。意思就是說，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這人發榮滋長，抵得吃五年飯。試了幾年，功效不顯，於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試驗，如果有名無實，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修仙或鍊金，而代以洗溫泉和買獎券，便是試驗無效的結果。於是放鬆了「養生」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還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開的。
於是而出現了小品，但也並不是新花樣。當老九章（４）生意興隆的時候，就有過《筆記小說大觀》（５）之流，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關門之後，自然也跟著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為什麼倒弄得鬧鬧嚷嚷，滿城風雨的呢？我想，這是因為在擔子上裝起了篆字的和羅馬字母合璧的年紅電燈（６）的招牌。
然而，雖然仍舊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應力卻比先前敏捷了，否則又何至於鬧嚷嚷。但這也許正因為神經衰弱的緣故。假使如此，那麼，零食的前途倒是可慮的。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申報·自由談》。（２）「實繁有徒」語見《尚書·仲虺之誥》，意思是這種人確實不少。
（３）倫教糕一種廣東式糕點。
（４）老九章指上海老九章綢緞莊，約在一八六○年間開設。一九三四年二月因綢業衰落，股東退夥，宣告清算結束。後來又曾重新組織開設老九章公記綢緞莊。
（５）《筆記小說大觀》上海進步書局編印的一套叢書，彙輯自唐代至清代的雜史、筆記而成，共出九輯（包括外集），約六十冊為一輯，最初四輯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版，後幾輯於數年後出版。（６）年紅電燈即霓虹燈。 張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傳統。辛亥革命後，伶人的品格提高了，這崇拜也乾淨起來。先只有譚叫天（２）在劇壇上稱雄，都說他技藝好，但恐怕也還夾著一點勢利，因為他是「老佛爺」——慈禧太后（３）賞識過的。雖然沒有人給他宣傳，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聲，卻也沒有人來為他編劇本。我想，這不來，是帶著幾分「不敢」的。
後來有名的梅蘭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４），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於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５）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６）作為姨太太，但一沾著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著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眾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戲為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為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申報·自由談》。（２）巴爾札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國作家，他的作品總題為《人間喜劇》，包括長篇小說《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幻滅》等九十餘部。高爾基《我的文學修養》中談到巴爾扎克小說時說：「在巴爾扎克的《鮫皮》（按通譯《驢皮記》）里，看到銀行家的邸宅中的晚餐會那一段的時候，我完全驚服了。二十多個人們同時在喧嚷著談天，但卻以許多形態，寫得好像我親自聽見。重要的是——我不但聽見，還目睹了各人在怎樣的談天。來賓們的相貌，巴爾扎克是沒有描寫的。但我卻看見了人們的眼睛，微笑和姿勢。我總是嘆服著從巴爾扎克起，以至一切法國人的用會話來描寫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寫的人物的會話，寫得活潑潑地好像耳聞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對話的完全。」此文載一九三四年八月《文學》月刊第三卷第二號，魯迅（署名許遐）譯。
（３）《水滸》即《水滸傳》，長篇小說。明初施耐庵作。（４）「黛玉葬花」梅蘭芳早年曾根據《紅樓夢》第二十三回的情節編演京劇《黛玉葬花》。舊時照相館常掛有他演此劇的照片。（５）《紅樓夢圖詠》清代改琦畫的《紅樓夢》人物像，共五十幅，圖後附有王希廉、周綺等題詩，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木刻本刊行。又有清代王墀畫的《增刻紅樓夢圖詠》，共一百二十幅，圖後附有姜祺（署名蟫生）題詩，光緒八年上海點石齋石印，後屢經翻版。（６）遏斯吉摩人通譯愛斯基摩人，居住北極圈一帶，以漁獵為生的一個民族。 焉於
就在同時代，同國度里，說話也會彼此說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說，叫作《本國話和外國話》（２），記的是法國的一個闊人家裡招待了歐戰中出死入生的三個兵，小姐出來招呼了，但無話可說，勉勉強強的說了幾句，他們也無話可答，倒只覺坐在闊房間裡，小心得骨頭疼。直到溜回自己的「豬窠」里，他們這才遍身舒齊，有說有笑，並且在德國俘虜里，由手勢發見了說他們的「我們的話」的人。
因了這經驗，有一個兵便模模胡胡的想：「這世間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戰爭的世界。別一個是有著保險箱門一般的門，禮拜堂一般乾淨的廚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國度。那裡面，住著古怪想頭的外國人。」
那小姐後來就對一位紳士說的是：「和他們是連話都談不來的。好像他們和我們之間，是有著跳不過的深淵似的。」
其實，這也無須小姐和兵們是這樣。就是我們——算作「封建餘孽」（３）或「買辦」或別的什麼而論都可以——和幾乎同類的人，只要什麼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無話可說。不過我們中國人是聰明的，有些人早已發明了一種萬應靈藥，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倘是宴會，就只猜拳，不發議論。
這樣看來，文學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實在有些艱難。「今天天氣……哈哈哈！」雖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卻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學。於是高超的文學家（４）便自己定了一條規則，將不懂他的「文學」的人們，都推出「人類」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學還有別的性，他是不肯說破的，因此也只好用這手段。然而這麼一來，「文學」存在，「人」卻不多了。
於是而據說文學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極，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匯集於作者一個人。然而文學家卻又悲哀起來，說是吐血了，這真是沒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申報·自由談》。（２）巴比塞的《外國話和本國話》，曾由沈端先譯為中文，載於一九三四年十月《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五期。
（３）「封建餘孽」在一九二八年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中，《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載有杜荃（郭沫若）《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說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
（４）高超的文學家指梁實秋等人。如梁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載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一文中鼓吹超階級的文學，說「文學是屬於全人類的」；但又宣傳文學只能為少數人所享有，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 焉於
創作家大抵憎惡批評家的七嘴八舌。
記得有一位詩人說過這樣的話：詩人要做詩，就如植物要開花，因為他非開不可的緣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錯。
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卻也有錯誤。錯的是詩人究竟不是一株糙，還是社會裡的一個人；況且詩集是賣錢的，何嘗可以白摘。一賣錢，這就是商品，買主也有了說好說歹的權利了。
即使真是花罷，倘不是開在深山幽谷，人跡不到之處，如果有毒，那是園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實，也並不如詩人的空想。
現在可是換了一個說法了，連並非作者，也憎惡了批評家，他們里有的說道：你這麼會說，那麼，你倒來做一篇試試看！
這真要使批評家抱頭鼠竄。因為批評家兼能創作的人，向來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頗有些像廚司和食客。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挾夙嫌，是否想賴帳。或者他是否廣東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於是提出解說或抗議來——自然，一聲不響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對著客人大叫道：「那麼，你去做一碗來給我吃吃看！」那卻未免有些可笑了。
誠然，四五年前，用筆的人以為一做批評家，便可以高踞文壇，所以速成和亂評的也不少，但要矯正這風氣，是須用批評的批評的，只在批評家這名目上，塗上爛泥，並不是好辦法。不過我們的讀書界，是愛平和的多，一見筆戰，便是什麼「文壇的悲觀」（２）呀，「文人相輕」（３）呀，甚至於不問是非，統謂之「互罵」，指為「漆黑一團糟」。果然，現在是聽不見說誰是批評家了。但文壇呢，依然如故，不過它不再露出來。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報·自由談》。原題為《批評家與創作家》。
（２）「文壇的悲觀」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報·火炬》載小仲的《中國文壇的悲觀》一文，把文藝界的思想鬥爭說成是「內戰」、「罵人」，使中國文壇「陷入中世紀的黑暗時代」。（３）「文人相輕」語出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當時曾有人把文藝界思想鬥爭說成「文人相輕」。 莫朕
出版界的現狀，期刊多而專書少，使有心人發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發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這情形是由來已久的，現在不過略有變遷，更加顯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歡吃零食。假使留心一聽，則屋外叫賣零食者，總是「實繁有徒」（２）。桂花白糖倫教糕（３），豬油白糖蓮心粥，蝦肉餛飩麵，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羅）蜜橘，瓜子大王，還有蜜餞，橄欖，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從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為這又不比肥魚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據說，是在消閒之中，得養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幾年的出版物，是有「養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門」，或曰「ＡＢＣ」，或曰「概論」，總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錢數角，費時半點鐘，便能明白一種科學，或全盤文學，或一種外國文。意思就是說，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這人發榮滋長，抵得吃五年飯。試了幾年，功效不顯，於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試驗，如果有名無實，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修仙或鍊金，而代以洗溫泉和買獎券，便是試驗無效的結果。於是放鬆了「養生」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還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開的。
於是而出現了小品，但也並不是新花樣。當老九章（４）生意興隆的時候，就有過《筆記小說大觀》（５）之流，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關門之後，自然也跟著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為什麼倒弄得鬧鬧嚷嚷，滿城風雨的呢？我想，這是因為在擔子上裝起了篆字的和羅馬字母合璧的年紅電燈（６）的招牌。
然而，雖然仍舊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應力卻比先前敏捷了，否則又何至於鬧嚷嚷。但這也許正因為神經衰弱的緣故。假使如此，那麼，零食的前途倒是可慮的。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申報·自由談》。（２）「實繁有徒」語見《尚書·仲虺之誥》，意思是這種人確實不少。
（３）倫教糕一種廣東式糕點。
（４）老九章指上海老九章綢緞莊，約在一八六○年間開設。一九三四年二月因綢業衰落，股東退夥，宣告清算結束。後來又曾重新組織開設老九章公記綢緞莊。
（５）《筆記小說大觀》上海進步書局編印的一套叢書，彙輯自唐代至清代的雜史、筆記而成，共出九輯（包括外集），約六十冊為一輯，最初四輯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版，後幾輯於數年後出版。（６）年紅電燈即霓虹燈。 張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傳統。辛亥革命後，伶人的品格提高了，這崇拜也乾淨起來。先只有譚叫天（２）在劇壇上稱雄，都說他技藝好，但恐怕也還夾著一點勢利，因為他是「老佛爺」——慈禧太后（３）賞識過的。雖然沒有人給他宣傳，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聲，卻也沒有人來為他編劇本。我想，這不來，是帶著幾分「不敢」的。
後來有名的梅蘭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４），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於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５）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６）作為姨太太，但一沾著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著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眾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戲為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為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