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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涉外事件中，中國人是不是該理性一點。中國已邁進了國際大家庭的門檻，是到了全面且客觀地認識外國人的時候了。
（三）
中國人仇外心理的危害是深重的
(一)、阻礙中國現代化進程；使中國游離於國際大家庭之外。
基於文化和歷史的原因，中國的現代化較之文明國家起步要晚得多，且前進的道路山重水複，一次又一次地停滯甚至大踏步地後退，結果使當年世界上的超級強國加速度地下滑為「發展中國家」。上世紀後期，中國有責任心的領導人終於認識到現代化的緊迫和必要，再次把中華民族強制性的推上現代化的末班車。新世紀擁有「新思維」和國際戰略眼光的「新派」領導人則企圖把中國的現代化納入理性發展的軌道，在推進經濟現代化的同時轉動了政治現代化的鑰匙。當站在民族潮頭的有識者努力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時，一定會強烈感受到來自國人仇外心理的頑強阻力。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之所以會出現反覆甚至倒退，國人的仇外心理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整個二十世紀，當中國的現代化出現停滯甚至倒退之時，多是狹隘民族主義者在中國的泛濫之時。文革時期中國的現代化不但出現加速度地倒退，國民經濟也瀕臨崩潰的邊緣。文革的十年恰好又是中國的狹隘民族主義者掌握政權。他們居然把六十年前觸犯全人類共憤的義和團的行為照搬過來，再一次地煽動起非理性的排外和仇外風潮。有關外國的東西被一概否定和抹殺，只差沒有象義和團一樣殺光國內所有的外國平民。並首次給掃入歷史垃圾堆的「義和團運動」塗上一層榮譽的光圈，稱之為「反帝愛國運動」(文革以前的中國主流文化對義和團運動一直持否定態度)。仇外的果實是中國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在中華民族的肌體上刻下了百年難以逾合的傷痕。不但現代化的成果全部付之東流，中國又一次回到"孤立"狀態，再度游離於國際大家庭之外，經濟的崩潰和文化的閹割使中國回來了氏族時代的野蠻社會(文革後期的中國和遠古的氏族社會在很多方面很相似)。
中國因為現代化起步較晚的緣故，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引用外國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知識，最大限度地利用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用外來的文明來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果我們盲目地仇外排外，為了一點偶然或局部的「涉外摩擦」大做文章，不分青紅皂白地搧外國人的耳光，外國人就是想幫助中國的現代化也會「知趣」地退出。沒有文明國家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知識；不借鑑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中國現代化的步子就會大大放漫，甚至會出現倒退。我們必須認清今天的局勢：不是外國(此文的外國多指發達國家)更多地有求於我們；而是我們更多地有求於外國。既然是這樣，我們就不應在外國人面前過份地擺架子要面子或橫挑鼻子樹挑眼，那樣受害的只能是我們自己，外國最大的損失就是不和你打交道。當你試圖幫助一個弱者時，如果被助的一方對你滿懷敵意，你還會幫助他嗎？除非你是白痴，否則你就會嘆口氣走開。
(二)、"冤殺"對國家民族真正有責任心的社會精英。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出現了一大批既了解中國又了解世界的民族精英，其中不少精英對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責任心，並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和喚醒中國人的「靈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並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令人痛心扼腕的是：精英的努力收效甚微，因為他們經常被狹隘民族主義者當成首要的敵人，結果在辛苦操勞一夜之後，早晨醒來時突然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國人地指斥為「漢奸賣國賊」而「出師未捷身先死」。慈禧太后的屠刀下漏網的「維新志士」(老太婆只殺了六人)，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全成了打著愛國旗幟的暴民的刀下之鬼。在和民族精英的交鋒中，狹隘民族主義者總是輕而易舉地站在勝利的一邊，因為中國人的仇外情結幫了他們的忙，他們的身後有廣大的同盟軍；相比之下，民族精英大多是寂寞地孤軍奮戰。不過民族主義者勝利的果實是苦澀的，中國在他們勝利的鼓樂聲中大踏步地後退。部分民族精英死不瞑目的是：他們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得到他們摯愛並為之獻身的國人的理解，還要繼續承擔"漢奸賣國賊"的罪名被正統教科書"批判"和唾罵。
晚清的自強名臣李鴻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清政府的高官顯宦，在中國特有的官場不可避免地會沾染腐敗氣習；但和其他官僚比起來，李鴻章的見識和眼界要高出同僚許多；對中華民族的責任心也要多一些。在晚清整個的官場中，李鴻章承擔的罵名比其他官員的總和還要多，並且被後世的國民連續罵了整整一個世紀。李鴻章的不是因為他身上的官僚習氣而挨罵；相反是因為他身上的優勢而挨罵。他的罪名除了奉政府命令簽訂「馬關條約」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對西方各國有更多的了解，對外國人有較為中肯的認識，和外國人較為合得來，在重大的外交事務中比同僚更能得到外國人的認同。簽訂「馬關條約」並不是李鴻章的過錯，他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中國軍隊能打勝仗，李鴻章就是白痴也不會背負千古罵名。李鴻章能得到外國人的認同並非他拿國家民族的利益作個人交易；而是因為他比其他官僚擁有更多的國際知識，在涉外事務中較為明白事理，在外國人看來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合作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