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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對狹隘民族主義者的排外行為有較為清醒的認識，稱他們為打著愛國旗號的「愛國賊」。「愛國賊」對中華民族的危害一點也不亞於「賣國賊」，對中華民族的負面影響也更為深遠。「愛國賊」因為被著愛國外衣的緣故，對國民有很大的欺騙性，經常被國民誤認為是「民族英雄」。
在對外戰爭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有些人在戰前豪言壯語鼓吹戰爭，可在戰爭到來時最容易變節；有些人慎言戰爭，可在戰場上身先士卒。前者無疑是真正的「愛國賊」，他把國家民族拖入力量懸殊且本來可以避免或推遲的戰爭的深淵，自己又不願承擔任何責任____在民族存亡的關頭腳底抹油。抗日戰爭中就經常出現這類人物。
(三)、 把國家民族推向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
對外戰爭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戰爭包括反抗外族入侵，拓展國家民族的利益(如開疆拓土)，在力量足夠強大時出兵境外維護公正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非理性的戰爭有三種：一是用武力強奪眼前的小利益而觸犯眾怒，埋下全面失敗甚至毀滅的種子(如薩達姆入侵科威特)；二是為了炫耀武力捲入與自己根本利益無關且需付出巨大代價的戰爭，或沒有申張正義的力量卻企圖打抱不平(十八世紀法國的路易十四就經常打這樣的戰爭)；三是不能忍受眼前的小辱，在力量不夠強大時為了一時的怒氣主動招惹強敵，結果付出更大的損失和代價(如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向西洋各國宣戰)。
一個國家和民族在走向強大的過程中，除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創造和積累財富外；還要儘可能地不捲入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一旦不小心捲入非理性的戰爭，多年努力的成果就毀於一旦，甚至失去東山再起的機會。美國在建國早期就嚴守這一戰爭原則，在國際戰爭中嚴守中立，除非不得已絕不捲入和自己根本利益無關的戰爭。法國大革命時期，美國的理想主義者因為法國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曾給予美國巨大援助的緣故，主張美國出兵出錢援助法國針對「反法同盟」的戰爭。理想主義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報恩」畢竟是人類的美德之一，當初法國幫助了美國，現在是輪到美國報答恩主的時候了。問題是美國是否有力量那麼做？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美國剛從八年獨立戰爭中走出來，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自家的事還沒有解決好，騰不出力量去管別人家的事，自己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再者法國雖然幫助過美國，可兩國的利益對立的成分大於共同的成分。美國要想躍升為大國就必須「西進」，可西進的道路被法國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娜」隔斷，美國要想西進就必須把法國殖民地抹掉，一個強大的法國顯然不利於美國實現自己的計劃。不惜損傷自身去幫助自己的競爭對手強大顯然不是智者所為。正是基於上述原因，美國的理性主義者反對理想主義者的作法，最後理性主義者取得了勝利。這對美國是幸運的，美國不但避免了任何損失，還利用法國大革命大撈一把。當法國在戰爭的深淵中稻筋疲力竭急需金錢時，美國漁翁得利，用便宜得難以置信的價格「購買」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國的國土擴大了一倍，並打開了美國「西進」和通向超級大國的大門。結果美國沒出一兵一文，卻成為歐洲戰爭中最大的贏家。隨後的一個世紀，美國繼續嚴守中立原則，一心一意從事國內建設，積蓄力量和財富，最終成為世界上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當美國的力量足夠強大時，就拋棄中立法則，出兵海外進行「理性戰爭」，在全球各地樹立自己的「山姆大叔」形象。
近代史時期中國進行了多次對外戰爭。很多戰爭是外敵強加給我們的，我們連迴避的餘地都沒有，只有奮起抗爭。在這些戰爭中我們站在正義和理性的一邊。但不能因此就說我們在所有的對外戰爭中都扮演理性的角色。有些戰爭源於我們的無知，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英法聯軍之役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我們不了解國際知識才使戰爭得以發生並擴大化。有些戰爭則出於民族的歇斯底里，如十九世紀末的「八國聯軍之役」，我們不但非理性而且非正義。一個用冷兵器武裝起來的落後國家，竟然在一夜之間向世界上所有與中國有幫交且比中國遠為強大的各國宣戰，把非理性戰爭推向極致。把沒有任何理性的暴民武裝起來屠殺中國境內所有的外國平民，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放過，象今天的國際恐怖主義分子一樣以平民作為襲擊對象，說明了戰爭的非正義。這場戰爭就是在極端狹隘民族主義者的鼓惑下發生的，對戰爭鼓吹得最為起勁的宰相徐桐就是一個高呼「要與國家共存亡」的「愛國賊」。這個腦滿腸肥除了弄權受賄外什麼也不會的滿洲權貴，就是當時的中國讎外排外的領袖人物。他堅決地認為世界上的國家除了中國外只有英吉利和法蘭西，其它的國家都是兩國杜撰出來嚇唬中國人的，向世界各國宣戰其實就是和這兩個國家作戰，「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有取勝的絕對把握......
以慈禧太后和徐桐為首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發動的這場非理性戰爭把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差一點就推進了毀滅的深淵，對中華民族的傷害遠不是四億五千萬倆天文數字的戰敗賠款所能概括的。值得反思的是：類似的戰爭並沒有在「八國聯軍」之後的中國絕跡，也沒在世界絕跡，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曾把中國義和團的故事重演一次。
在對外戰爭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有些人在戰前豪言壯語鼓吹戰爭，可在戰爭到來時最容易變節；有些人慎言戰爭，可在戰場上身先士卒。前者無疑是真正的「愛國賊」，他把國家民族拖入力量懸殊且本來可以避免或推遲的戰爭的深淵，自己又不願承擔任何責任____在民族存亡的關頭腳底抹油。抗日戰爭中就經常出現這類人物。
(三)、 把國家民族推向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
對外戰爭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戰爭包括反抗外族入侵，拓展國家民族的利益(如開疆拓土)，在力量足夠強大時出兵境外維護公正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非理性的戰爭有三種：一是用武力強奪眼前的小利益而觸犯眾怒，埋下全面失敗甚至毀滅的種子(如薩達姆入侵科威特)；二是為了炫耀武力捲入與自己根本利益無關且需付出巨大代價的戰爭，或沒有申張正義的力量卻企圖打抱不平(十八世紀法國的路易十四就經常打這樣的戰爭)；三是不能忍受眼前的小辱，在力量不夠強大時為了一時的怒氣主動招惹強敵，結果付出更大的損失和代價(如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向西洋各國宣戰)。
一個國家和民族在走向強大的過程中，除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創造和積累財富外；還要儘可能地不捲入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一旦不小心捲入非理性的戰爭，多年努力的成果就毀於一旦，甚至失去東山再起的機會。美國在建國早期就嚴守這一戰爭原則，在國際戰爭中嚴守中立，除非不得已絕不捲入和自己根本利益無關的戰爭。法國大革命時期，美國的理想主義者因為法國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曾給予美國巨大援助的緣故，主張美國出兵出錢援助法國針對「反法同盟」的戰爭。理想主義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報恩」畢竟是人類的美德之一，當初法國幫助了美國，現在是輪到美國報答恩主的時候了。問題是美國是否有力量那麼做？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美國剛從八年獨立戰爭中走出來，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自家的事還沒有解決好，騰不出力量去管別人家的事，自己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再者法國雖然幫助過美國，可兩國的利益對立的成分大於共同的成分。美國要想躍升為大國就必須「西進」，可西進的道路被法國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娜」隔斷，美國要想西進就必須把法國殖民地抹掉，一個強大的法國顯然不利於美國實現自己的計劃。不惜損傷自身去幫助自己的競爭對手強大顯然不是智者所為。正是基於上述原因，美國的理性主義者反對理想主義者的作法，最後理性主義者取得了勝利。這對美國是幸運的，美國不但避免了任何損失，還利用法國大革命大撈一把。當法國在戰爭的深淵中稻筋疲力竭急需金錢時，美國漁翁得利，用便宜得難以置信的價格「購買」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國的國土擴大了一倍，並打開了美國「西進」和通向超級大國的大門。結果美國沒出一兵一文，卻成為歐洲戰爭中最大的贏家。隨後的一個世紀，美國繼續嚴守中立原則，一心一意從事國內建設，積蓄力量和財富，最終成為世界上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當美國的力量足夠強大時，就拋棄中立法則，出兵海外進行「理性戰爭」，在全球各地樹立自己的「山姆大叔」形象。
近代史時期中國進行了多次對外戰爭。很多戰爭是外敵強加給我們的，我們連迴避的餘地都沒有，只有奮起抗爭。在這些戰爭中我們站在正義和理性的一邊。但不能因此就說我們在所有的對外戰爭中都扮演理性的角色。有些戰爭源於我們的無知，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英法聯軍之役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我們不了解國際知識才使戰爭得以發生並擴大化。有些戰爭則出於民族的歇斯底里，如十九世紀末的「八國聯軍之役」，我們不但非理性而且非正義。一個用冷兵器武裝起來的落後國家，竟然在一夜之間向世界上所有與中國有幫交且比中國遠為強大的各國宣戰，把非理性戰爭推向極致。把沒有任何理性的暴民武裝起來屠殺中國境內所有的外國平民，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放過，象今天的國際恐怖主義分子一樣以平民作為襲擊對象，說明了戰爭的非正義。這場戰爭就是在極端狹隘民族主義者的鼓惑下發生的，對戰爭鼓吹得最為起勁的宰相徐桐就是一個高呼「要與國家共存亡」的「愛國賊」。這個腦滿腸肥除了弄權受賄外什麼也不會的滿洲權貴，就是當時的中國讎外排外的領袖人物。他堅決地認為世界上的國家除了中國外只有英吉利和法蘭西，其它的國家都是兩國杜撰出來嚇唬中國人的，向世界各國宣戰其實就是和這兩個國家作戰，「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有取勝的絕對把握......
以慈禧太后和徐桐為首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發動的這場非理性戰爭把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差一點就推進了毀滅的深淵，對中華民族的傷害遠不是四億五千萬倆天文數字的戰敗賠款所能概括的。值得反思的是：類似的戰爭並沒有在「八國聯軍」之後的中國絕跡，也沒在世界絕跡，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曾把中國義和團的故事重演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