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頁
這種微妙的接待禮義在以後還有所發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級去某地檢查或隨訪，無論對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對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禮貌。在中國，「官」的價值不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有時再多的錢也抵不上和某個大官合個影。
五、「知名度」背後的官影
在美國，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學生不知道這個國家的總統是誰，就更不用說「州長」等次一級的政務官了；可當地古往今來作出過特別貢獻的科學家、藝術家的名字，學生卻能如數家珍。由此可見，美國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務官，而是對科學和藝術有特殊貢獻的人。
中國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記者去一所鄉鎮初級中學採風，問了十個學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知道屈原嗎？有九個學生回答說不知道；一個學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個問題是這個鎮的黨委書記和鎮長是誰？十個學生全給出了正確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習慣一人去鄉下遠足，在田畔村頭隨便扯上一個老農閒聊。傳統農民對自己的村莊總是很鍾愛的，總喜歡誇耀自己村莊的「名氣」，並列舉出一串從他們村走出的有影響的人物加以佐證，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學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紀差不多全是「官」，說明中國的「官本位」文化並沒有淡化的跡象。農民是中國負擔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階層，對「官」的反感比任何階層都要強烈；可他們仍希望自己的村莊多走出幾個「官」，並把這些官用於裝點村莊的門面，可見「官本位」文化在中國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總之，中國的「知名度」是靠「官」來支撐的。一個人即使沒有任何貢獻，哪怕是個白痴，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大的知名度越大；一個人貢獻再大，但只要沒作官就難得有知名度，只有極少數例外（「明星」和金牌運動員）。這種現象在今天尤為突出。
六、等級式厚葬和墓志銘
中國人的墓葬在規模上有很大的懸殊，規模的大小與「官」有極為密切的聯繫。「秦始皇兵馬俑」舉世聞名，號稱「世界八大奇觀」，但秦始皇兵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個始皇陵的規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絕後的，工程的浩大將使「世界第一大奇觀」「埃及金字塔」大為遜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們的後輩在這個星球上永遠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從中東遷入的阿拉陌人）並沒有繼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習；可秦始皇的後輩則一直延續到今天，並把「等級式厚葬」的「傳統文化」不同程度的發揚光大。
等級式厚葬的古風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澤東時代一度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那時的官是不允許占據大面積墓地的，且不允許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錢，不論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價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會的規模上體現出來。遺憾的是：老人家創製的這一善政後來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級官吏開始占據遠遠超出棺木面積的墓地，並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錢，花上十萬百萬的絕不是個別現象。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裝飾華麗。火葬雖仍嚴格地執行，但骨灰盒的檔次開始體現官吏的等級，平民的骨灰盒一般只花幾十元，官的骨灰盒則要花大錢，從幾千元一萬元到幾十萬元。有些官光有昂貴骨灰盒還不夠，還要在外面套上一個價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我真不明白把骨灰盛在昂貴的骨灰盒裡有何益處，因為昂貴的骨灰盒多半是玉石做的，玉石的特徵是堅硬緻密。中國有相當多的官很迷信，相信並希望死後靈魂能夠飛升。靈魂飛升的難易與骨灰盒的價格絕對成反比，普通的木質骨灰盒最利於靈魂的飛升，堅硬緻密的玉石骨灰盒最不利於靈魂的飛升，若在外面套上一層棺木飛升就更難？！
在西方文明的國度，人死後都葬在教堂里，每個上帝的子民都占據同樣大小的墓地和一樣大小質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總統，墓葬的規模都是一樣的。
中國的「官本位」文化還體現在墓志銘上，每個官的墓碑上刻寫的都是他（她）曾經當過的官職，認為這是他最大的榮耀和成就，至於對人類文明進步真正有價值的貢獻則隻字不提。如果一個大官寫過一本很有份量的暢銷書，他的後輩絕不會作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銘上。
美國的開國元勛，第三、四任總統傑斐遜的墓志銘上只寫有三行字：
「維吉尼亞法案的制訂者。
《獨立宣言》的起草人。
維吉尼亞大學的創始人。」
傑斐遜當過的所有大官，從國務卿到總統則隻字未提，因為他和他的後輩都認為上面的三件事恩澤後世，其正面影響可以延續幾個世紀，是傑斐遜最最值得紀念的成就。官職的影響則人走茶涼。一度征服了整個歐洲的軍神拿破崙在他政治生涯的頂盛時期，曾志得意滿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崙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編篡《拿破崙法典》，而不是令整個世界目瞪口呆的偉大勝利。《拿破崙法典》的影響是久遠的，事實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學院學生的必修課；戰役的勝利則是暫時的，對人類文明的影響也很難說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