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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文化」的病態蔓延
在所有的拍馬屁稱呼中，最令聽者感到愜意就是被人稱為「某某長」了。中國的「長」五花八門，大到首長部長小到村長組長，數得上名號的不下一百來個，並且還有加速度增長的趨勢，越來越多的稱謂都企圖和「長」聯繫起來。廁所管理員成了「所長」，一幢平民住宅樓新設了一位「樓棟長」……
掌方向盤的人一直被人稱呼為「師傅」。「師傅」是一種尊稱，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擁有專門技能的人才配享有這一稱謂。當然我們在問路時也會稱對方為「師傅」，無非是著意抬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馬屁，讓他聽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會給我們指點正確的方向。一旦被尊稱為「師傅」，就是對你能力的認同，可見稱「司機」為「師傅」應該不會令聽者不舒服，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事實也確然如此。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司機對「師傅」的稱謂越來越不順耳，因為「師傅」和「官」扯不上任何關係，在中國所有和「官」攀不上親的稱謂是談不尊貴的。小車司機的不滿尤為強烈，他們雖然是司機，可因為和「官」接觸得多，更多地知曉「官」腐敗內情的緣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較先前有了飛躍式的提升。稱呼必須和地位相適應，地位變了，稱呼也得跟著變，「師傅」已不能表達小車司機的尊貴，有技能沒權在中國是不上眼的。和這一變化相適應，一個全新的稱謂在「官場」悄然興起，這個稱謂就是「司長」！
當「師傅」被改為「司長」時，中國的「長文化」已成病態蔓延的趨勢，近乎泛濫成災了。
三、無處不在的級別
「官本位」和「級別」是緊密相連的，「級別」是體現「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為九個「級別」，通稱為「九品」（詳情可參閱魏晉的九品中正制），七品縣官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今天的「官」級別分得更細，大概有二十五個左右的級別。縣官大致相當於九級，夠不上七級。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從事行政工作並有機會當政務官的，也不是每個有特權的位子都是行政職位。那些行政職位和政務官之外的特權空間，若要得到社會的認同最好也要和「官」連在一起。當然不能簡單的稱之為「某某官」，這樣會使真正的「官」感到權利受到侵犯，他們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辦法是用「級別」在特權空間和「官」搭上一道紅線，把二者有機地聯繫起來。如某某縣一家規模最大承擔主要稅收的民營企業的經理，縣政府就明確地規定其級別為「正科級」或「副縣級」，這些經理對「副縣級」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視的，因為「副縣級」比「經理」享有更多的特權，自然要尊貴得多。
先前的「級別」聯繫多半是「軟性」的，除了在技術職稱和官吏級別之間有硬性規定的聯繫外（中級職稱相當於正科級，高級職稱相當於正縣級），很多級別聯繫只存在於人們的意識領域，政府並沒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級別聯繫」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於人們模糊意識中的「級別聯繫」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認可，很多與「級別」不相干的空間也逐漸打上了「級別」的烙印，連與「級別」風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廟也掛上了「級別」的「彩帶。
有一次去當地最有名氣的一家道觀看風景，興之所致花上十元錢請道長算了一卦。道長說我命中福祿雙全，將來要作大官。我說道長算的卦不准，因為我直到今天仍沒有發跡的任何跡象，且我天性直率最不適合的就是當官。道長見我懷疑他的「刀筆利口」，竟然激動起來，說他是「副縣級」道長，怎會算不准褂，並拿出縣政府頒發的紅頭文件在我眼前炫耀式地晃悠。
給宗教場所規定「級別」的作法顯然是不適當的，因為宗教的內賅是「眾生平等」，而官吏級別恰恰是要製造眾生的不平等，宗教場所也忌諱任何形式的紅頭文件。
四、接待的等級禮義
八十年代某地為了對外招商引資，派若干行政官員出國考察一個有意來中國投資的大型企業。令中方官員大為不滿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資合作項目，對方竟然讓幾個熟悉該項目的專業人士接待陪同，並全權負責合資項目的談判。企業總經理自始至終未露面，當地行政官員連影子也見不到一個。代表團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談判級別相差如此大的懸殊，不了解外國國情的官員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視。其實代表團誤解了對方，在西方發達國家，官員只是人民的真正「公僕」，沒有任何特權，身價比專業人士要低得多，讓專業人士接待中國人正是重視代表團的表現。好在那時官員的責任心還比較強，國家利益戰勝了個人情感，沒有一氣之下和對方決裂，硬著頭皮把談判堅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後，參加談判的專業人士和代表團一道來中國回訪，中方派出最顯赫的人物來隆重地歡迎外國專家，當地黨政首腦全出席了接待儀式，豪華宴會和高級賓館讓外國人著實享受了一回（中國代表團在外國吃住全是自己買單，對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憐的四菜一湯）。正式談判時選定和外方合資的企業總裁竟然坐在末席，其餘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級別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計前嫌，一方面是為了使來之不易的合資項目談判成功；另一方面是為了間接的教導外國人「禮義」，同時展示「禮義之幫」的豐厚底蘊。此舉的最後結果是弄巧成拙，外國專業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後向企業總裁作了負面報告，使已初步認定的投資項目功虧一簣。外方反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出席談判的中國人全是外行，沒一個懂技術的，和外行合作等於是拿錢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過於鋪張，看上去揮金如土，不具備創業者勤儉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資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