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頁
真誠地希望那些以愛國之名，動輒豪言壯語的對外強硬者，你強硬的前提是不能傷害你的祖國，讓祖國因為你的強硬付出更大的代價。你的祖國正在修復創傷積蓄力量，再也經不起意外的折騰了，你得真正愛她才是。同時也奉勸那些「強硬愛國者」，不要動不動給人扣「賣國」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靜的智者說不準比你更為愛國。歷史上有很多在戰前反戰，可一旦爆發戰爭卻沖在隊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們當初的反戰難道是「賣國」嗎？
在自己的實力只是算是「羔羊」的情況下，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因為離家門很遠的一隻老虎偶爾朝你作了一個不友好的動作，就衝過去把老虎的屁股拍一巴掌。
對一個成長中的民族來說，勇敢是可貴的，但理智更為可貴！！！
五、極端與偏見
（一）
中國人最缺少的品格除了「自律自省」外；再就是「寬容」。
極端與寬容是格格不入的；極端的副產品是「盲目的仇恨」。
從童年時候起，國人的仇恨與極端就在我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記得上小學二年級時，語文老師教我們用「心黑手辣」這個詞語造句。那時的學校不重教育，學生的文化水準比現在要低得多，在今天不過是小菜一碟的造句，三十年前的小二學生則沒有一個能組織一個通順的句子。老師在無奈之餘，只好在黑板上造了一個「范句」供我們模仿。
「我們對待階級敵人決不能心慈手軟，要心黑手辣！」
…………
那時每天上課前都要唱半個小時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象雷鋒那樣」，最後的兩句歌詞是這樣的：
「對待個人主義，象秋風掃落葉一樣；
對待敵人象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我們的革命隊伍就是這樣「鐵面無私」，不惜把「心黑手辣、殘酷無情」等最最醜陋的「貶義詞」加在自己頭上，也要對失敗了且不再構成威脅的敵人窮追猛打。等真正的敵人打光了，沒有了鬥爭對象時，就在自己的隊伍里抓出幾個人，冠以「階級敵人」的頭銜（如「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來打鬥；最後居然把親人也抓了出來。正所謂「幹革命革到自己家裡來了」。
那時中國人生活的首要主題就是「革命」和「階級鬥爭」，也就是「中國人斗中國人」，並且鬥爭的手段花樣翻新，極盡殘酷無情，總之是儘可能極端的方式。就算階級敵人（多數是持不同意見的人）被打倒了，不再對革命隊伍構成任何威脅，也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本來是推進人類進步的運動，可如果「革命」本身毀滅了最基本的「人道」和「人性」，這樣的革命就只有「名詞」上的意義了。
不僅如此，連上世紀前期最偉大的文學家魯迅也寫了「痛打落水狗」這篇雜文，供後世的中國學生學習朗讀。他教導中國人把「敵人」（此人並非真箇罪大惡極，僅僅因為他沒和自己站在一邊，有時僅僅是因為觀點不同而已）當成一有機會就會咬人的狗，不能對他存有半點同情和幻想，即使對方落水了也要狠狠地痛打，就是成為「死狗」也不能放過。
魯迅無疑是上世紀最最清醒的中國人之一，這從他的幾篇小說，尤其是《藥》可以得到證明。連他老人家也有這等極端的思想，就更不用說普通中國人了。魯迅寫得最多的作品是雜文，可文學價值最高的還是他的小說。很難想像《阿Q正傳》、《祝福》、《故鄉》、《藥》和《白光》的作者，在後期居然把"喪家的資產階級的乏走狗"這等充滿人身攻擊的字句作為他作品的題目。
我們那一代人就是在這樣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就這樣在心靈深處播下了仇恨和極端的種子。
（二）
童年時代已成為過去，經歷了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中國人應該成熟了許多，可實際情況怎樣呢？
一是《象雷鋒那樣》這首歌仍在部分中小學校傳唱，不同之處是和愛情歌曲一起唱。更多的情況是在唱完「如果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明天」後，又跟著唱「對待敵人象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二是在「階級敵人」作為一個集團勢力被消滅後，公開的有組織的暴力復仇停止了，可地下的暴力和仇恨仍象深秋的野火一樣逞燎原之勢。幫派和黑勢力挑起的血腥械鬥使中華大地沒有寧日。
去年在家鄉的那個小縣發生了一樁駭人聽聞的血案。一個姓蔡的小流氓在商店買鞋時和店主發生口角，被旁人勸開了。按理此事不應釀成血案，因為蔡某和店主往日無怨，近日無讎；爭吵時沒有造成經濟或肉體的傷害；周圍也沒有蔡某的相識，不存在丟面子問題；至於口角時說的一些過頭話也大可不必認真。可蔡某並不這樣認為，他認定店主潑了他的面子，一瞬間就對店主懷有「深仇大恨」，並發誓要報仇雪恨。如果當時氣頭上這樣想還情有可願，問題是過了三天後蔡某依舊怒氣沖沖，竟然串通了四個同夥實施復仇行動。他們在人流量最多的時刻拿著大砍刀闖進了這家鞋店，當眾把店主砍翻在大街上。蔡某還不解恨，居然在眾目睽睽之下揮刀砍斷了已喪失抵抗力的店主的四肢，好象他倆有八代的血海深仇……
這個血案是國民極端和盲目仇恨的典型例子，因為此事原本不可能釀成仇恨的，更不可能發展為手段極端的報復行動。可仇恨和血案居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