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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和儒書是士大夫的命根子，沒有這兩樣東西，他們就失去了活命發跡的本錢，不但不能升官發財，連勉強活下去都很困難。無論是從民族尊嚴還是個人出路士大夫都應率先揭杆而起反抗蒙古統治者；但基於上述的原因，他們沒有"犯上作亂"，而是卑躬屈膝地作蒙古人馴服的奴隸，連妻子女兒被蒙古人糟蹋也忍氣吞聲，實在忍受不了時就在背地裡小聲發上兩句連自己都聽不清的牢騷。蒙古帝國末期，漢民族向蒙古人發動了復仇式的攻擊，變民領袖都是平民，不是鹽販布商就是教主算命先生，沒有一個是士大夫，說明士大夫愛國的言論多於愛國的行動，即令有行動，也沒有影響力。
士大夫不團結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識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際關係都相當緊張。在一個沒有胸懷，沒有包容性，沒有全局觀念，互不買帳，好口舌之爭，自認為老子最聰明最清醒的群體裡，人與人之間要能相處得好才是怪事，結果人人都活得很累，
--皓首窮經，變節求官，官性大於人性，"官本位"價值觀深入骨髓。
清王朝的天才作家吳敬梓寫了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力作《儒林外史》，對士大夫階級作了一幅全方位的畫像。吳敬梓筆下的士大夫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為了科舉考試死啃儒書，一頭埋在故紙堆里不問世事，甚至於連妻子兒女也不聞不問。只要沒有考中舉人進士，就是鬍子拖到膝蓋也抱著儒書伊呀呤哦。除了四書五經和八股文外，他們什麼也不干，養家餬口好象與他們無干，不惜讓柔弱的妻子去操勞只有男人才能勝任的體力活。由於一門心思應付科舉的緣故，他們的人格或多或少有點變態，對親屬的感情極為淡漠，連兒子餓死在堂也不肯放下儒書。一朝科考得中，長期被壓抑的人性如山洪潰堤，以至醜態百出，做出許多荒唐可笑的鬧劇。如窮秀才范進直到五十多歲才中了舉人，接到喜報時竟歡喜得發了瘋，披頭散髮跑到大街上大喊"中了！""中了！"象范進這樣的儒生在當時的社會遠不止他一人。《儒林外史》雖是一部小說，虛構的情節在所難免，但卻是整個士大夫階層的真實寫照。
士大夫傾畢生精力應付科舉考試，終極目的是為了當官，官帽子才是他們全部神經的敏感區域。為了當官升官，他們可以把儒家學派的全部道德信條拋到一邊，干出諸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賣友求榮的勾當。什麼"溫、良、恭、謙、讓"，什麼"禮、義、廉、恥、信"，如果不能有助於升官晉級就去他媽的，所有的價值標準都得圍繞著官帽子打轉。前些時我無意看到一篇小說，寫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公務員為了升官，竟別出心裁地去挖自家的祖墳，得到兩件明清時期的仿古花瓶，然後連夜抱著這兩個花瓶去行賄愛好古董收藏的上司，說明今天的知識分子血液中仍遺留著傳統士大夫的餘毒，對國家民族的振興有著極大的負面影響。看完這篇小說後，我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苦難的民族，你身上的包袱竟如此地沉重，可本世紀你得輕裝上陣啊！
"官本位"價值觀是中華文明最醜陋的部分。官本位價值觀的形成是士大夫有意培植的結果，因為他們的全部工作就是讀書做官，讀書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沒有做官的讀書在士大夫眼中只有傻子才幹。正因為士大夫是專門做官的階級，他們就把官職的高低作為衡量一切社會價值的尺度。官大的才高德高，官小的才小德少，無官的則無才無德。商人掙的錢再多，如果不能買頂官帽子，你的身份仍是一個平民，一個輸得精光的小官僚也可在你面前頤指氣使。你在科學上作出了重大的發明，哪怕國家的富強全仰仗你的發明，但如果政府不給你一頂象樣的官帽子，人們照樣不把你當回事。你貪污受賄弄得民怨沸騰，但如果你把搜括所得來賄賂上司並因此升官，昨天罵你的人照樣說你有板眼；你一肩明月兩袖清風，上司因從你身上得不到好處而罷你的官，昨天稱道你的人一轉眼就會說你沒用。結果魚肉百姓禍國秧民的小人眾星捧月；為民請命憂國憂民的君子折戟沉沙。在士大夫還沒有成氣候的春秋時期，屈原愛國遭貶，悲憤之餘抱石沉江，當地百姓還爭先恐後劃著名龍舟去救他；這樣的場面在宋王朝以後不可能再出現了，除了至愛親朋外，誰會去救一個丟官自殺的人呢。
中國的"官本位"價值觀還表現在對人的稱呼上。在西方，人們對總統照樣直呼其名，大不了在姓氏後面冠以標明姓別的"先生""女士"二字。如果你稱布希先生為"布希總統"，布希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可能感受到揶瑜。在中國就不同了，一個人無論當了多么小的官，你都得用職位來稱呼他，直呼其名則是最大的不禮貌。即使是你朝夕相處的同學蜜友，直呼其名也只能在對方沒當官之時。一旦有一方當了官，哪怕只是"股長"級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你的稱呼馬上得改口，如果你怕對方尷尬而直呼其名，你們的關係就要從此大打折扣。這點在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當了官的若是你的戰友工友，你直呼其名也許不會出問題；但當了官的若是你的知識分子朋友，你直呼其名肯定要出問題。
（三）
士大夫在紀元前一世紀的西漢王朝開始出現在政壇，那時朝庭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輪，仿效戰國時代"招賢"辦法，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士。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群，遂逐漸形成一個新興的士大夫階層。到了東漢時期，朝庭再仿效西漢王朝，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茂才""孝廉"人士，於是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即士大夫人數更形增加，並終於凝聚成為一股力量。但士大夫最終成為控制政府的勢力，則在唐王朝科舉制度確立之後。唐王朝以前，士大夫步入政壇全靠貴族的恩賜，如果貴族不推薦，他們就是再有學問和德行也是柱然。因此士大夫對貴族多少有點感恩戴德，施政時不可能不看恩主（貴族）的臉色行事，不可能形成獨立於貴族之外的政治勢力，不可能不受貴族的影響左右朝政，更不可能控制政府。科舉制度確立之後，士大夫通過公平竟爭性考試謀得官職，自認為他們的官職是靠自己的學問掙來的，不是貴族恩賜的，因此也不用對貴族報知遇之恩；相反還認為貴族的顯赫地位是靠祖宗福蔭或裙帶關係，貴族自己則是不學無術的庸才，不象士大夫一樣有真才實學，於是很有點從心底瞧不起。這樣，他們在政府不但不用看貴族的臉色，還故意和貴族抗衡對著幹，中唐時期的"朋黨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