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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以司馬光為領袖的"舊黨"士大夫最重要的"政績"之一。司馬光是一位正統的儒家，死死地抱住祖宗的法度不放手，他和皇帝趙頊之間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充分表露了他的保守思想。趙頊曾問他："紀元前二世紀的西漢王朝，如果一直守著它第一任宰相蕭何制定的法律規章不加改變，你以為可以嗎？"司馬光回答："當然可以，豈止西漢王朝可以，即令紀元前二十四世紀的那些帝王，和他們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規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話，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漢王朝皇帝劉徹改變祖宗的法，盜匪遂遍中國。漢元帝改變父親的法，西漢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規章，絕不要有任何改變。"眾所周知，蘇東坡和王安石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二人屬同時代人，前期關係一直不錯，後期反目為仇則起因於蘇東坡對新法的排斥和抵制。蘇東坡是一個品格光明磊落的人，作為士大夫中的一員，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思想保守的通病；但他的靈魂比其他士大夫要高貴一些，判斷力不受黨派的局限，能夠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場上看問題。他後來發現了新法有不少可取之處，所以在司馬光當權後下令撤消縱是舊黨也不得不承認是最好的改革"募役法"時，蘇東坡再三力爭不可，司馬光因此怒不可遏。因為士大夫的頑固抵制，中世紀這場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半途而廢，北宋王朝也隨之壽終正寢，站在勝利一方的的士大夫這才發現他們勝利的果實是如此的苦澀--作亡國奴的滋味著實不是好味。
十九世紀末期，除極少數士大夫隊伍中的精英人物外，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對維新運動的發起人康有為之流恨入骨髓，極力攛掇哪拉蘭兒把那場有望使中國脫穎而出的變法運動扼殺在血泊之中。中國也自此陷入長達半個世紀的血腥混戰。士大夫在亂世是最可憐的群體，他們懷抱的儒書在刀光劍影的戰場狗屁不值，別說作上等人發號施令，連混口飯吃都極為困難，甚至成為武夫為顯示優越感而實施屠殺的最理想的對象。可這又能怪誰呢？還不是士大夫自作自受。
戊戌變法前三十年，日本政府也發動了震悍世界的變法運動，即著名的"明治維新"。這個比中國要落後幾個世紀的草昧小國變法成功，一躍而成為亞洲大陸的霸主。日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沒有科舉制度和士大夫階層。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寬闊的，只要領導人決心改變航向，它就可以改變，不會遇到象中國領導人遭遇到的士大夫階層的整體對抗。士大夫所受的全部教育是兩千年前的儒書，儒家學派強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質，養成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頑性格，八股文的機械訓練，更使士大夫腦瓜里殘存的想像力蕩然無存。士大夫習慣於不用自己的思想，對社會現象從不去作冷靜的思考，因此對任何社會變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都狂熱地對抗，養成一種不切實際發高燒的毛病。日本知識分子也有這種毛病，但病情要輕得多，大多數能冷靜思考自己國家的缺點，虛懷若谷地接受能促使個人和家國富強進步的文化。所以日本變法能夠成功，日本能夠強大起來。
也許有人要說，士大夫並非反對變法的階級，象兩次偉大變法運動的發起人王安石和康有為都屬於士大夫階層。這種說法未免有失偏頗，王安石、康有為雖然是士大夫出身，也屬於儒家學派，但他們超越了他們的階級，解除了儒家加給他們的束縛，事實上他們已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而是士大夫隊伍中的叛逆人物。
--一盤散沙，沒有團結禦侮的意識，好喧譁取鬧，成則獨擅其功，敗則彼此推諉。
人人都知道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秀才貪生怕死，不敢冒大的風險，尤其是拿生命做代價的風險。每逢反政府的起義舉事，秀才總是把個人的退路先找好，然後跟在大眾後面起鬨，沒有勇氣站在隊伍前列抵擋刀槍劍戟，如此畏首畏尾的人難得有什麼號召力。二是秀才心胸狹隘，不能容物，不能團結有共同志向的同盟軍。沒有群體的力量作後盾，一個人再聰明再有能力也孤掌難鳴，顧此失彼。三是秀才好喧譁取鬧，喊得多動得少，大敵當前時總是用大言不慚的口號鼓動別人向前沖，自己則縮頭縮腦地站在隊伍後面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已方得勝則擠到前面自我表功，聲稱自己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一旦露出敗象就率先腳底抹油--走人，事後再把過錯推給別人，詭稱失敗的原因是某某人不按他的"計謀"行事。這裡說的秀才就是指士大夫。
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里的白衣秀士王倫就是秀才造反的一個典範代表。他被貪官逼得走途無路時，只好上梁山打家劫舍。但他沒有容納英雄豪傑的胸懷，對上梁山投奔他的人，如果被認為能力高於他就一概拒絕接納。因此他的實力一直得不到壯大，只能東晃一槍西射一箭地小打小鬧，對官軍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隨時都有被官軍和其他"山大王"吞沒的危險。末了一位能力高於他的部下林沖在忍無可忍之餘一刀把他砍死，梁山才開始興旺起來。
蒙古帝國統治中國期間，元政府依職業性質，把帝國人民劃分為十個等級。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分子士大夫被列為第九等，比儒家所最卑視的娼妓都不如，僅只稍稍勝過乞丐。在蒙古人眼中，士大夫是徹頭徹尾的寄生蟲，對國家社會沒有任何價值。因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區，每一個人，包括婦女兒童，都要從事生產勞動，在他們知識領域內，實在想不通世界上還有專門讀書和專門做官的這種行業。基於這個成見，元政府取消了科舉制度，也不准蒙古人讀中國書，尤其不准讀儒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