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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黨全是進士及弟的知識分子，按理應該比靠祖宗福蔭不學無術的李黨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標準。如果不涉及到黨派他們確然有不少可取之處，如牛僧儒的節儉廉潔和自持自律在唐政府內部堪稱典範；可一涉及到黨派之爭就立即喪失理性，其偏狹短視比李黨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打擊自己的政敵不擇手段，不惜踐踏國家利益，甚至不惜與比李黨邪惡百倍連牛黨也從心底蔑視的宦官結盟。事實上在黨派之爭中，只要能有效地打擊敵對的政黨，士大夫就是連毒蛇也願意與之結盟，即使明知在打敗政敵之後自己也隨之被毒蛇吞食也在所不惜。
八二九年，李德裕在一代名相裴度的推薦下入朝就任宰相；牛黨巨頭李宗閔藉助宦官的力量也被任命為宰相。兩黨巨頭短兵相接，李宗閔因有宦官的支持顯然占有上風。只幾個月功夫，李德裕、裴度先後失去了宰相職位，牛僧儒回朝擔任宰相。李德裕被逐出長安，去兵連禍結的西川軍區擔任節度使。西川軍區是防禦吐蕃王國的前沿陣地，而吐蕃王國又是一個強大可怕的對手。這個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磨練出來的強悍民族，一直對唐王朝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態勢。在唐王朝強盛時期，唐政府的遠征軍在亞洲大陸上所向無敵，可對西南邊境的這個小王國則占不到半點便宜，無奈之下只好採取傳統的"和親"戰略，把美麗的公主嫁給吐蕃國王以換取邊界的短期寧靜。安吏之亂後，唐政府在軍閥、宦官和朋黨的折騰下國力大大衰弱，對吐蕃王國完全失去控制。吐蕃王國在西南邊境發動一連串不停止的攻擊，不斷宰割唐王朝的肢體，掠奪土地人民，並在掠奪的土地上建立軍事重鎮，維州就是其中之一。唐政府不斷喪師失地，西南邊境全部殘破。把李德裕調往前線和吐蕃對壘，等於是把他放在死亡線上，牛黨的這步棋可謂煞費苦心。
李德裕擔任西川節度使期間，命運對唐王朝格外眷顧，吐蕃王國維州主將舉城歸降。這個失陷已久，百戰不克的軍事重鎮一旦物歸原主，唐政府文官武將無不彈冠相慶，認為這是唐王朝中興的象徵。李德裕興奮之餘，立即擬具乘勢收復失土的反攻計劃。李宗閔、牛僧儒作為唐政府的官員，對維州的歸降應該是高興的；但他們擔心這個對唐政府有益的勝利對李德裕也一樣有益，李黨會因為這個勝利而增強實力。於是牛、李二人不顧國家興亡，指責李德裕擅開邊釁，說什麼"中國跟吐蕃和解，唯'信'與'誠'而已，得到一個維州，算不了什麼；而失去信和誠，就不能立國。"最後居然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責令李德裕退出維州，交回降將。吐蕃王國就在邊境上把降將和他們的家屬以及隨從千餘人全部用酷刑處死，用以鎮壓內部的叛變，和嘲弄中國官員的昏聵糊塗。吐蕃王國的軍民因此眾志成城，不再做出投降唐政府的傻事。唐王朝的處境進一步被動。
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牛僧儒、李宗閔為了黨派的短期利益，竟然用實際行動來援助祖國的敵人，砍傷祖國的肢體，目的僅僅是為了在黨派鬥爭中占據上風，真不知道他們當初讀的什麼書，受的什麼教
育！
宋王朝的知識分子喜歡拉幫結黨已是不爭的事實。舉世聞名的王安石變法就是在新舊兩黨的鬥爭中演進的。以王安石為首的支持變法的官員稱為"新黨"；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變法的士大夫官員稱為"舊黨"。士大人站在舊黨的立場上，不僅反對變法，而且對新黨的所有動議（包括與舊黨思想體系合拍的動議）都瘋狂地反對。
宋帝國有一個不成文法，皇家教師給皇帝上課時，一向是皇帝坐著聽，而教師站著講的。王安石建議：儒家學派一直提倡尊師重道，應該讓教師坐著講解才是。舊黨一向標榜為儒家思想的衛道士，這個建議應該很合他們的胃口，但因為是新黨領袖王安石提出來的，他們就不分親紅糟白予以反擊剝斥。舊黨骨幹呂誨在彈劾的奏章上說："王安石竟然妄想坐著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禮，也不知道君臣之分。"他要求嚴懲王安石這個奸邪。
至於著名的"韓琦七項奏摺"，我在《痛心疾首說變法》一文中已經提到過了。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得勝的舊黨一下子失去了攻訐的對手，一黨一派一條心的日子士大夫是過不下去的，於是內部又分裂為"洛黨"、"蜀黨"和"朔黨"三黨，彼此之間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謾罵，勢同水火，比當初同新黨的鬥爭還要激烈。
--思想保守，固執己見，從骨子深處仇視深層次的社會變革。
前文已經說過，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於儒家學派的九本儒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強調祖宗的法度不可變。由這種思想武裝起來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執，表現在學術上是機械地照搬儒書上的教條；表現在政治上是反對任何古代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
除了紀元前四世紀的公孫鞅在渭河流域策動的那場令處於草昧狀態的秦王國一朝而霸，天下重歸一統的商鞅變法外，中國的變法都是失敗的。尤其是中世紀的王安石變法和近代戊戌維新的失敗，令後世的中國人扼腕嘆息。只要這兩個變法中的一個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國將是無與倫比的世界強國。在國外，阻礙變法的往往是最高統治者，中國則不然，最高統治者皇帝往往是變法的支持者和領導者，如宋神宗趙頊和光緒皇帝就是這兩次變法運動的護法神。中國變法的失敗，既得利益階層是當仁不讓的罪魁禍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變法的對立面，他們本能地反對任何祖宗法典里沒有的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