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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以謝天下。當趙曙不接受他們的意見，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竟然群情激奮，威脅要集體辭職。
象司馬光這樣的國家大臣，應該以國家大事為第一要務，當時宋帝國的大事很多，邊界兵連禍結，宋軍連吃敗仗，國家財政負擔日重，僅向外國繳納歲幣一項每年就達五十萬兩（遼帝國三十萬兩，西夏帝國二十萬兩）。廣大農民在沉重捐稅和士大夫地主強烈兼併下紛紛破產，國家稅源日益枯竭。這些士大夫應該關心的問題，司馬光等人卻不以為意，巴不得把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遠越好。"濮儀"本是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大臣不應該過問的皇家私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下來的關係帝國存亡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被迫每年納貢還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沒有辯別輕重是非能力的特質。
注意這樣的一個事實：司馬光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中素質還算最高的，他主編的四百萬字的巨著《資治通鑑》直到今天仍是最有價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見識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說了。
類似的鬧劇在士大夫編年史上絕非偶然現象，四百年後的明王朝就發生了著名的"大禮議"事件，它是宋王朝濮儀事件的翻版，但比濮儀事件更熱鬧更荒唐，象一部妙趣橫生的喜劇一樣讓人忍俊不禁。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照死後，沒有兒子，由他的堂弟朱厚驄繼位。因為朱厚驄是以親王的身份入承大統，於是發生震動朝野的"大禮儀事件"。濮儀事件中的現任皇帝趙曙是死皇帝趙受益的侄兒，自幼就被趙受益抱到宮裡當作兒子撫養。大禮儀事件的現任皇帝朱厚驄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兩人從未見過面。依人倫常理判斷，濮儀事件所發生的問題根本不可能發生，但它還是不可抗拒地發生了。儒家系統的士大夫翻開古老的儒書，揀出一條荒唐的邏輯：認為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朱厚驄雖無法作朱厚照的兒子，但必須作朱厚照的父親朱佑樘的兒子，這樣大宗才算不絕。依此推斷，朱厚驄應該改變稱謂，稱伯父朱佑樘為父親，稱伯母朱佑樘的妻子為母親，而改稱自己的父親為叔父，改稱自己的母親為叔母。
這一次跟濮儀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體官員的見解完全一致，說明士大夫階層的整體素質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只有一位新考取進士，在教育部實習的年輕人張璁有另外的看法。他向教育副部長張瓚說，朱厚驄是繼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繼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繼帝統，不是入繼大宗。朱佑樘自有他的兒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絕的話，不應該為朱佑樘立後，而應該為朱厚照立後，所以朱厚驄不應改變稱呼。但他的建議立即招徠以宰相楊廷和為首的全體官員的怒斥，並險些招來殺身之禍。朱厚驄當時只有十五歲，位子還沒坐穩，只好向士大夫官員屈服。四年後，朱厚驄認為帝位已穩，就正式下令恢復舊稱，伯父仍稱伯父，父親仍稱父親。士大夫官員大為震動，一個個如中風狂走，象是到了世界末日。這時宰相楊廷和已死，他的兒子楊慎繼承乃父的遺志，成為大禮義事件的領袖人物，他大聲疾呼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義死節正在今日。"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號說："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於是包括各部部長在內的全體高級官員數百人（都是士大夫出身），一齊集合在左順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稱號，然後放聲大哭。（一個大男人能夠當眾大聲哭號，真難為他們。）他們宣稱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倫常和國家命脈都已頻於毀滅前夕。雖然有宦官奉朱厚驄之命前來勸解，但他們誓言在朱厚驄不改稱父親為叔父、母親為叔母之前，就要一直哭下去。
朱厚驄下令逮捕哭聲最大的官員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錦衣衛詔獄。第二天再補行逮捕九十餘人，全部在早朝的大殿上當眾打屁股，其中十九位士大夫沒有福氣承受這種"養士"的待遇，竟橫死在杖下。楊慎、王元正幸而不死，於廷杖後貶竄蠻荒。
一五四０年，朱厚驄為了修煉成仙，象被皇宮吞沒了一樣，不再出席早朝，不跟群臣見面，國家行政因此陷於癱瘓。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間總共只跟群臣見過四次面，平均每七年
出席早朝一次。象這樣關係帝國命運的大事，士大夫更有理由跪在宮門外集體請願，應該哭得更為響亮，但他們居然沒有去哭諫，甚至一個人也沒有。
--心胸狹隘，自視過高，互不買帳，好口舌之爭，好拉幫結黨，講派性不講原則。
中唐時期，唐王朝中央政府出現了著名"朋黨之爭"。以李德裕為首的代表門弟世家出身官員的"李黨"和以牛僧儒為首的代表平民出身官員的"牛黨"展開了不可調和的權力之爭。兩派互相攻訐，極盡傾扎陷害之能事，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為了黨派內部的狹隘利益無視最基本的原則和是非標準。
黨派之爭的特點是：一切以是否屬於本黨本派為唯一尺度，屬於本黨本派的縱壞也好，不屬於本黨本派的縱好也壞；黨派內部的人犯了再大的錯誤也好商量，黨派外部的人就是再小的失誤也要上綱上線。至於善惡、是非、好壞、正邪、美醜等價值尺度都要從屬於黨派這個尺度，不能獨立作為評判某事某人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