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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大勇的傑出政治家。王安石早在十一紀就提出由政府採用行政手段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時的歐洲尚停滯在中世紀的黑洞裡），在中國推行現代化的改革，比十七世紀西方才開始的資本主義化要早六百多年。如果這項改革成功，今天的中國在人類世界的位置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王安石的真知灼見不為當時的無聊政客和平民百姓所理解，他就象一個寂寞的智士仁人一樣在朝野找不到支持力量。要完成這樣浩大的的政治工程，改革者必須具備三個要素：一是擁有推進改革的無限權力；二是堅定的意志；三是很高的個人聲望。後兩個要素王安石都具備，大詩人的氣質和政治家的胸襟給了他多彩多姿的個人魅力，但恰恰缺少第一個也是致關重要的要素。他的政治後台趙頊雖然大力支持他的改革，但支持力度比秦孝公嬴渠梁對公孫鞅的支持力度要小得多。嬴渠梁敢於把抵制變法的兒子也是帝國繼承人施以重懲，趙頊則連把破壞變法的普通官員逐出政府都辦不到，只是把他們貶出中央，貶到地方上擔任地方政府行政首長。問題就發生在這上面，因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執行。由一批反對新法的官員負責執行新法，不可避免地，他們用種種方法加以破壞，故意迫使農民痛恨新法，以證實新法的罪惡。如變法開始時，中原地區恰巧發生一連串旱災（中國人太不幸了，這樣的悲劇性巧合在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這本是不可避免的天災，是上帝對即將走上好運的國家和個人的考驗，與新法的實施無關；但反對新法的舊黨卻認為與新法有關。在他們的精心策劃下，開封安上門官理員鄭俠把饑民流亡的情形繪成圖畫，呈送給趙頊和他的母親高太后，宣稱這就是變法改革的結果，如果不馬上停止變法改革，旱災還要擴大，饑民還要增多。
王安石遇到的阻力比公孫鞅要強大百倍。公孫鞅的對手只是分散的沒有被腐朽沒落思想毒害的個人，反對變法多半出自本能，一旦從理論和事實上加以說服疏導容易轉換思想，從新法的反對者變為新法的擁護者。王安石則不同，他的對手是一個用儒家思想武裝起來的龐大群體，他們不僅從本能上反對新法，而且有一套系統完備的理論作武器，振振有詞地把新法的擁護者污為禍國秧民的"小人"，而把自己譽為忠君愛國的"君子"。宋王朝的官僚政客尤其喜歡拉幫結黨，有著相同利害關係的權力人物結成一個超越於國家民族利益之外的幫派。他們評判人物的標準不是是非曲直，而是是否屬於本幫本派，幫派之內縱壞也好，幫派之外縱好也壞。反對新法的官僚集團被稱為"舊黨"，少數擁護新法的官員因此被稱為"新黨"，王安石面臨的是整個"舊黨"群體的合力對抗。
下面有一則事例可以說明宋王朝的士大夫官員只講黨性不講原則。
變法開始後，遼帝國曾提議重新劃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帶邊界，。皇帝趙頊命大臣們發表意見，屬於舊黨的退休宰相韓琦提出著名的"七項奏摺"，聲稱"我們有下列七事觸怒敵人：一、高麗王國早以脫離中國，成為遼帝國藩屬；我們卻利用商人跟它恢復舊有關係，遼帝國當然認為對它不利。二、我們用武力奪取吐蕃王國的河湟地區，遼帝國當然認為下一個目標就是它。三、我們在代州沿邊大量種植柳樹，目的顯然在阻擋遼帝國騎兵奔馳。四、我們又在國內實行保甲制度，寓兵於農，教人民戰鬥技能。五、黃河以北州縣積極修築城郭，掘深護城河渠。六、我們又建立兵工廠，製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裝部隊的裝備。七、我們又在黃河以北重要的各州設立三十七個將領，加強駐屯的國防軍訓練。以上七項都是刺激遼帝國的措施，使他們反感。我們只有一個方法才可以使遼帝國相信我們的和平誠意，跟我們繼續友好相處，那就是立即把這些措施全部廢除。--（跟高麗王國斷絕通商，把河湟地區交給吐蕃王國，剷除沿邊限制敵人騎兵深入的榆樹柳樹。解散保甲，停止人民軍事訓練。黃河以北州縣城池隨它頹塌，護城河渠也隨它淤塞。撤消兵工廠，停止製造武器，停止更新裝備，停止軍隊現代化。撤消黃河以北三十七個將領，停止軍隊訓練。）等到上述七項措施全部廢除之後，遼帝國自然心悅口服。"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韓琦的建議是在瞎扯談，他反對的恰恰是關係帝國千秋命運的善政；但因為他屬於舊黨，所以整個舊黨對他的奏摺報以熱烈的歡呼。
宋帝國的內部危機，人人皆知，人人都認為必須改革。不過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必須在不損害自己既得利益之下的改革。士大夫反對改革，固然是一種本能反應；但更主要的是，改革傷害到他們本身。象預算制度，使國家開支減少百分之四十，則這百分之四十所豢養的官員，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貪污，對新法的不滿和憤怒是可以想見的。象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農急時放高利貸，才能合法地兼併土地；現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貸款，阻塞了他們的兼併之路，自然怒上加怒。象募役法，過去實行差役法時，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勞役，築城築路以及地方供應任何勞役，徵調民夫時，全部由平民承當。現在把這種他們一向輕視的勞動加到自己身上，使他們與平民相等，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們當然不會傻到明目張胆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吶喊，但他們卻可以為維護"祖宗法度"而吶喊。到了最後，舊黨更滲透到皇宮之中，使趙頊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們一邊，不斷向兒子發出警告：新法禍國秧民，祖宗法度不可更改，使一代明君趙頊的態度發生了悲劇性的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