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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變法還遇到了來自隊伍內部的困惑:新黨並非鐵板一塊,人員莨莠不齊,在推行新法的措施和策略上發生了大的偏差,給了舊黨攻擊的把柄。這是中國傳統人事制度的惡果。宋王朝的官僚多數是靠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的人,官僚集團中只有極少數的政治家,其餘都是政客。政客沒有任何原則、信仰和情操,只有個人的短期利益。王安石無法跳出宋王朝立國的傳統,不能從民間去發掘未被污染的政治人才,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允許他這樣做;他只能從政客集團中去挑選自己的同盟軍。因此新黨的整體素質也就高不到哪裡去,裡面不可避免地隱藏著投機鑽營的機會主義分子。象隸屬新黨的開封市長蔡京就是一個卑鄙的變節分子。當新法失敗舊黨掌權時,舊黨領袖司馬光下令以五天時間為限,撤消"募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大家都擔心時間倉促,不容易辦到,可蔡京卻如期完成,以致司馬光呼籲舊黨人士向蔡京看齊。等到八年後舊黨失勢時,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黨。後來蔡京官至宰相,把宋帝國推下了萬丈深淵。

  在一個腐朽沒落的社會裡,具有超人智慧的人總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王安石的變法終於失敗。一0七六年,王安石下台,他只當了六年宰相;而他的前輩公孫鞅卻掌權二十多年,因此他來不及全部實現他的政治主張,變法只開了個頭就草草收場。王安石辭職後,由他的助手呂惠卿繼續主政,可不久就被攻擊去職,只靠皇帝趙頊一人堅持下去。一0八五年,趙頊去世,冰山倒塌,舊黨得勢,變法停止,一切恢復原狀,甚至比原狀更糟。王安石等三十多位主持變法改革的人物被列為"奸黨",公告全國皆知。

  變法不徹底的國家亂,宋帝國自此亂成了一窩粥,各地民變風起雲湧。一一二五年,北方新興的金帝國乘機向動亂的宋帝國發動進攻。奉命去抵抗的國防軍好不容易攀上馬鞍,卻兩手緊抱著馬鞍不敢放開,一望見金軍旗幟就一鬨而散。舊黨反對王安石訓練國防軍,這正是他們勝利的成果。一年後,金帝國攻陷首都開封,把包括皇帝、太上皇在內的全體趙姓皇族三千餘人和那些得勝的舊黨官僚用一隊牛車載往三千公里外朔風怒吼的遙遠東北,在四面透風的破爛草屋裡啼飢號寒。

  三

  在長達兩千一百年的封建專制體制行將結束之際,中國又上演了一次短命的變法運動,這就是著名的"百日維新"。從字面上可以看出,這次變法只維持了可憐的一百天。

  百日維新的總導演是清帝國第十一任君主年僅二十九歲的光緒皇帝,一位歷史上少見的悲劇性的英雄帝王;設計師和執行官則是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維新派志士。

  百日維新的目標是使沉睡不醒的東方睡獅--中國現代化,趕超日本成為世界上的頭號經濟軍事強國,真箇象巨人一樣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百日維新前的中國命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嚴峻,亡國滅種的烏雲在文明古國的上空瀰漫翻騰,只剩下一個很小的空隙沒有合攏。三年前暴發的甲午中日戰爭,號稱世界第七大海軍強國的清帝國(當時北洋艦隊僅巡洋艦就有三艘,注意中國迄今仍沒有巡洋艦),竟被屈居第十二位的蕞爾小國日本在天朝大國的門口擊敗,曾經煊赫一時,作為自強運動結晶,被譽為東方無敵艦隊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本海軍陸戰隊占領了遼東半島,攫取了中國最優良的旅順軍港,並對旅順的中國人作滅種式的大屠殺,老人婦女兒童也無一倖免(只留下三十六個人埯埋屍體)。

  北洋艦隊的覆沒對清政府內部新派官僚集團--"洋務派"是一個尖銳的諷刺。和那些昏聵愚頑、死抱著祖宗法度不放、自認為中國什麼都好連大炮也轟不醒的老官僚相比,洋務派官員還算清醒一些。他們在認定中國的政治是最優秀的前提下,承認西洋人有一點比中國高明:那就是"艦堅炮利",西洋人在製造戰爭武器的"奇技淫巧"方面的確優於中國人。因此中國要想強大起來並戰勝"洋鬼子",不需要對政治作大的改革,也就是不觸動專制體制的內核,只需要花點銀子向西洋購買軍艦大炮並進而自己學會製造軍艦大炮就行了。至於由誰去操叢這些軍艦大炮,則是中國政治體制解決的問題。在中國腐朽的人事制度下,自然是那些和權力人物有裙帶關係不學無術的荷花惡少,或者只會貪污行賄溜須拍馬迎合上司陰暗心理讓上司感到通體舒泰的投機政客,由這些既無技術勇氣又無情操責任心的政客去指揮"無敵艦隊"上戰場,等於是讓傻子膽小鬼去放原子彈,不炸死自己就算是萬千之幸了。北洋艦隊在戰爭中的醜陋表現用血的事實證明中國的政治不是最優秀的。中國要想強大,光靠買船買炮不行,必須對阻礙中國強大的過時沒落的政治體制進行根本的變革。

  中國戰敗的代價是慘重的,清政府賠償白銀二億三千萬兩(其中三千萬兩贖遼費,遼東半島本已割讓,沙俄和德國對日本眼紅,用戰爭手段威脅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日本則向清政府索取三千萬兩贖金);台灣和澎湖列島也自此脫離中國的懷抱。

  中國的戰敗揭開了蒙在天朝大國頭上的最後一塊面紗,使它的弱點全部暴露,因而大大地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胃口。他們固然知道清帝國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這種地步,這對他們是一個新的誘惑。當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臥兒帝國先後被歐洲瓜分之後,他們認為瓜分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而且必須迅速下手,否則就可能會被別人搶走。中日戰爭至百日維新前的三年,各國在宰割中國時爭先恐後,就象一群急吼吼餓狼爭相撕扯中國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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