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頁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輝煌變法，奠定了中華民族作為世界強大民族的基礎。這次變法的意義是深遠的，沒有這次變法，秦王國就不可能強大，更不可能完成統一中國這樣的浩大工程。中國將陷於永遠的分裂，將永遠失去作為世界超級強國的機會。令人痛心的是，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變法，在以後的兩千三百年中，中國也曾多次作過變法的嘗試，但結局都是失敗的。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兩
百二十年後漢武帝劉徹採用儒家學者董仲舒的建議--"罷黷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儒家學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復古--至低也要維持現狀，主張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對任何形式的變革都深惡痛絕。儒家學派申稱"利不十，不變法"，也就是說你要變法可以，但必須有百分之百的好處，一點壞處也不能有，否則你就得老老實實地遵守祖制。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清楚，世上沒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生兒育女是件好事，可生產時難免疼痛，產婦甚至會死亡，如果因此拒絕生產，人類就絕種了。其實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益，哪怕是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就是一種值得推行的進步制度。儒家學派的這種主張等於是不要變法。二是公孫鞅的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個人的結局令人沮喪。喪失既得利益的人類渣滓，對改革的倡導者公孫鞅等人恨入骨髓。紀元前三三八年，英明偉大的嬴渠梁過早地離開人世，他的兒子嬴駟繼位。怨聲載道的時代落伍者，包括嬴駟的皇家教師公孫賈和嬴虔，象掙脫鐵鏈的瘋狗一樣乘機反撲，指控公孫鞅謀反，公孫鞅在出逃時被抓獲，綁赴咸陽五馬分屍，家屬全部處斬。儒家學派一直用這個悲慘結局，告誡後世的政治家，萬萬不可變法。因為儒家拒絕變法，中國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機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周而復始的殘酷內戰，給生產力造成巨大的破壞。中華文明不斷在血腥中解體，又在廢墟上重組，永遠得不到提升。結果中國由世界上的超級強國墮落為最不文明國家。
兩千二百年後的十九世紀，日本帝國效法公孫鞅，實行變法，即著名的"明治維新"。使一個跟當初秦國同樣落後的古老日本，也魔術般地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有一則事例可以說明日本當初的落後程度，那時的日本離文明是如此的遙遠，國民連姓都沒有。明治政府覺得這太沒面子了，下令所有的日本人必須給自已取一個"姓"。很多日本人不知道"姓"的實際意義，為了敷衍政府，就把自已的居住地點作為自己的姓氏。居住在山谷和原野接壤處的就姓"山口"；四周被稻田環繞的就姓"田中"；傍邊有一株藤本植物的就姓"伊藤"；屋後有一棵大松樹的就姓"松下"；不是松樹而是杉樹就姓"高杉"......由此可以看出"明治維新"對日本的貢獻非語言所能形容。
歷史顯示一個定律：處在巨變的時代，有能力徹底改變的國家強，改變而不徹底的國家亂，拒絕改變的國家則繼續沒落，直至滅亡。下面我再展示兩個改變不徹底和拒絕改變的事例。
二
歷史的車輪運轉到一０六九年，立國一百多年的宋王朝醞釀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變法運動。
這次變法的總設計師是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王安石。他不但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還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家，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這時的宋帝國和紀元前四世紀時的秦王國處境差不多，沉重的內優外患使他高度疲憊，象一個行將就木的病夫苟延殘喘。首先，宋王朝是靠軍隊統帥發動軍事政變建立起來的，因此特別擔心別的武將也依樣畫葫盧調轉槍口，不斷做著隨時被兵變推翻的惡夢。這惡夢使宋政府除了努力防止軍隊叛變外，其他什麼事都不能做。為了防止武將發動兵變或擁兵自重，宋政府把武裝部隊的精銳--"禁軍"全部集中在首都開封；而把老弱殘兵--"廂軍"駐防各地維持地方治安。遇到戰爭，即由中央臨時委派一位文職人員（甚至由宦官）擔任統帥，率軍出征。負責實際作戰的將領也出於臨時委派，他們雖然是職業軍人，但對所統領的部眾一無所知。戰爭結束後，統帥把兵權交出，將領調往別的單位，士兵返回營區。這種軍事體制雖有效地防止了"陳橋式兵變"，但極大的傷害了軍隊的戰鬥力。一旦發生外族入侵，等駐在首都的國防軍趕至千里之外的邊界時，敵方已取得了足夠的戰果，我方的軍隊則疲憊不堪。由於統帥與將領不熟悉，將領跟士兵不熟悉，再多的部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不但不能擔當攻擊，連承
受大的打擊都困難。尤其致命的是文官擔任統帥，讓這些膽小怕事的書生指揮腥風血雨的戰爭，實在是和他們的"勇力"過不去。因此宋帝國在對外戰爭中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王朝建立初期，和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遼帝國發生了多次戰爭，每次都是以宋帝國的失敗而告終。一００四年，遼帝國大舉南征，一路勢如破竹，深入五百公里，一直打到距宋帝國首都才一百公里的澶州。宋帝國朝野震動，群臣們除了想到遷都躲避外別無他法，多虧宰相寇準力排眾議，勸皇帝御駕親征，在澶州和遼帝國簽訂"澶淵之盟"，每年向遼帝國進貢銀幣十萬兩，綢緞二十萬匹買得暫時苟安，宋帝國才避免了過早淪為亡國奴。當宋王朝驚魂未定想坐下來喘口氣時，西北又出現了更大的威脅。一０三八年，定難軍區司令官李元昊被宋帝國對遼戰爭的醜態所鼓舞，宣布脫離中央，自稱西夏帝國皇帝，並對宋帝國發動一連串不停止的攻擊。宋帝國對這個小而且貧的叛徒的自不量力自然不能容忍，發動大軍討劃。雙方的實力是如此懸殊，宋帝國的軍事經濟實力比對方高出百倍，但戰爭的結果卻是宋帝國以絕對優勢的兵力一敗再敗。在每戰必敗的情勢下，宋王朝只好在一０四四年正式承認西夏獨立，並每年向這個不起眼的小國進貢綢緞十三萬匹，銀幣五萬兩，茶葉二萬斤，但為了面子對外宣稱是"賞賜"。到了王安石開始變法時，宋帝國已四面楚歌，國土一天天萎縮，四周全是虎視耽耽的強敵，他們的胃口隨著宋帝國的衰落而日益加大。其次，宋王朝為了防患行政和軍事將領權力過大，特設置一些職能互相重疊的機構，且一個職位委派幾個人互相牽掣，互相監督，造成政府官員數量急劇膨脹，吃"財政飯"的人越來越多，國家的財政負擔日益加重，對人民的盤剝也越來越殘酷，人民的不滿也越來越深，表面平靜的帝國成了一座冰雪覆蓋下的火山，大規模官逼民反的局面已經形成。再次，宋王朝依靠文人治國，自漢武帝劉徹"罷黷百家，獨尊儒術"後，中國文人所學的知識僅限於儒家的"四書""五經"，知識面相當狹窄。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心胸狹隘，不辯輕重是非，且勇於內鬥的劣質，沒有能力包攬富國強兵的重任。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本來就少得可憐的合理內核也變得不合時宜，於是這種本來很保守的思想變得更為保守。用這種思想武裝起來的知識分子也因此作繭自縛，安於現狀，固不自封，沒有進取精神，過一日算一日，過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是什麼。當宋帝國已大廈將傾時，這些執掌國家政權的文人還意識不到即將來臨的危險，或者意識到了而故意蒙上眼睛，依舊在哪裡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論不休，依舊在哪裡結黨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