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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的副產品是製造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階層。如果認為這個階層是中國的先進階級，那就有失偏頗。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區別。西方的知識分子是自然科學
和社會科學的知情者，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導力量；中國的知識分子對這兩方面的知識則知之甚少，他們的知識面相當狹窄，所受的教育僅限於九經的九本儒書，考試的目的又僅僅限於做官。儒家文化的精神是保守落後的，因此儒家文化的掌握者--知識分子也就先進不到哪裡去。他們自認為是天之驕子，但思想保守，默守成規，對任何形式的社會變革都有強烈的牴觸心理。即使有王安石、康有為等極少數知識分子站在時代的前列，喊出了震聾發聵的最強音，也不能改變整個知識分子階層保守落後的大趨勢。事實上王安石、康有為之流已經超越了自己的階級，是知識分子的精英。唐王朝以前，中國一直在向前走，一直以強大的姿態出現在世界民族之林，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唐以後的中國則日趨衰落，一天天走下坡路，甚至整個中國兩度被外族征服。尤其到了明王朝以後，知識分子日益成為阻礙社會變革前進的力量，使中國在近現代大踏步地後退，遠遠地落在西方文明國家後面。這也許是科舉制度惹的禍。十九世紀中後期，日本和中國都由政府發動組織了一次變法運動，即"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但日本成功中國失敗，結果日本成為一流強國，中國則成為最不文明國家，原因就是日本沒有知識分子階層，變革遇到的阻力也就小得多。
在這一章將要結束之際，我要提醒大家記住這樣的一個光輝事實，唐帝國是當時已知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國，首都長安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會，就象今天的美國和紐約一樣，世界各國的人才都拚命往中國跑，並在長安定居下來。唐帝國的締造者李世民大帝當政時期，中國出現了歷史上唯一的一個沒有貪污的時代--"貞觀盛世"。這說明貪污並非是不治之症，是能夠消滅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個科學理性的政治體制。
三、明王朝作繭自縛
明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罪惡深重的王朝，它對中華文明的傷害在於它的締造者朱元璋創立了一整套野蠻邪惡的制度，窒息中華民族的生機，踐踏中國人的尊嚴，毒害知識分子的靈魂，造成中國幾百年的落後，由天朝大國墮落為東亞病夫。明王朝滅亡之後，這些制度的負面影響仍然存在，遺害中國幾百年之久，今天的中國人仍能強烈地感受到它的毒害。
（一）、摧殘人權和秘密警察制度的建立。
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廷杖和錦衣衛
廷杖就是在大庭廣眾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這是一種極端痛苦的刑罰，受刑人痛苦難忍，禁不住大聲哀號，醜態百出。一個人如果被處罰廷杖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就與死刑無異，而且是極端丟臉的死刑。這種刑罰所造成的肉體上的傷害也許是次要的，精神上的傷害才是主要的。因為廷杖的對象主要是社會上流人士，他們平時比普通人更看重面子和尊嚴，現在讓他們在眾人面前出盡洋相，那是比砍頭還要嚴重的丟臉事件。受過廷杖的人如果能夠屈辱的活下來，人性的尊嚴也就不復存在，沒有尊嚴的人什麼下賤事也幹得出來。
廷杖是對人權最大的摧殘。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沒有人能維持人性的尊嚴。中國人的自尊就是在廷杖的淫威下一步步地毀掉的。
"錦衣衛"就是皇家特務組織，職能是逮捕審訊謀反和大奸大惡之人。中國人的特徵是出奇地忍辱負重，謀反的案件畢竟少之又少，於是錦衣衛的職能轉變為專門迫害人的機構，後來進一步轉變為迫害正直人的機構。錦衣衛的審訊一律是刑訊逼供，用難以忍受的酷刑索取口供，不是要審問你犯了什麼罪，而是要你承認早就擬定好的罪狀。明王朝中後期，除了錦衣衛外，還增設了相同性質的"東廠"、"西廠"和"內廠"，本已遍布全國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錯，密如蛛網，街頭巷尾的一舉一動，夫妻爭吵和市井打鬥，早上發生，晚上就傳到皇帝耳朵，公民的隱私權和人身安全權自此不復存在。人權進一步地受到踐踏。
（二）、絕對專制制度的建立
秦王朝開創的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在中國延續了一千五百年之久，嚴重壓抑了中華民族的生機和活力。明王朝又進一步把這種體制推向極端，建立了一整套絕對極權專制制度，使殘存的一點生機被最後扼殺了。
朱元璋得天下後，為了防止大權旁落，撤銷了中書省編制和宰相職位，擢升六部（吏、戶、禮、兵、刑、工）為一級中樞機構，各部首長直接向皇帝負責，皇帝不再設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發號施令。也就是說皇帝把所有的行政權力都抓在自己手中，各級政府官員只需要機械地秉承皇帝的意旨辦事就行了，不允許有任何變通和創見。已經夠專制的政府，此後進入了更絕對的專制。先前皇帝只管大事和大的案件，次要的事則交給宰相辦理，宰相只需定期向皇帝報告政務就行了。各地呈上的奏章先由宰相批閱，宰相把認為重要的奏章上呈皇帝，其餘的則自行處理，然後把處理結果給皇帝匯報。現在皇帝沒有助手，事無巨細都要皇帝親自過目，這種措施雖有效地防止了大臣攬權，但只適用於行政區域不大的小國寡民。象中國這樣幅員遼闊地方相差懸殊政治複雜多變的龐大帝國，靠皇帝一人的智力和精力是肯定應付不了的，即使勉強應付得了也難免失之草率。朱元璋在位的後期，平均每天要親自批閱一百五十件奏章，裁決四百種案件。假定他一天工作十個小時（這對於一個老人來說已經是超負荷的工時了），那麼他平均一分鐘就要批閱一件奏章或裁決一種案件，這樣驚人的工作量是不可能講究質量的，何況天天如此，神經不能鬆弛，間隔一天次日就得把功效提高一倍。從前有宰相可以幫助皇帝，如今沒有人能為他分擔，他也不准別人分擔。如果皇帝懶惰昏庸，政務就會大量積壓，政府將陷於一種"不作為"的狀態，政治出現全面或局部癱瘓。